有了与中国传统文学的密切关联，现代旧体诗某种程度上就在中国文学坐标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才有了自己历史的合理性和保持持续发展的巨大潜力。因为有丰厚的文学传统作为自己的创作资源，现代旧体诗词才可能在继承前人的优秀成果基础上，通过对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的诗意书写，不断开拓中国诗歌的表现领地，让传统的文学形式在新的时代焕发出更绚丽的光彩。相比之下，中国新诗在20世纪末却因为远离传统既久，逐渐显出了缺陷和疲态来。新诗人们只顾求新骛时，既没有传统的底蕴，又没有现实的地基，诗坛充斥着缺乏诗质的伪作品。对此现状，“九叶”诗人郑敏不无痛心的说道：“只顾求新反而疏远了诗本身。某些诗人写出了只有他自己能陶醉其中的诗，这种诗对于其他读者则除了‘新’，没有其他的意义。新奇本身不等于艺术。这种完全摈弃共性的诗很难留下来。诗、语言都不能没有历时性，我们不要回归传统，但传统是我们发展的出发点，是创新的资本，没有了传统，或传统极为单薄也就难说什么创新。自从我们克服了对传统的无条件尊奉以来，我们一直在埋葬几千年的我们的文化，这种慢性文化自杀在一个世纪以后已显出它的恶果，在21世纪更将暴露出它带给我们的灾难，在遗忘了自己的文化，又不理解世界的文化的中国诗人中很难出一个有21世纪代表性的大诗人。”郑敏：《我们的新诗遇到了什么问题？》，《诗与哲学是近邻——结构—解构诗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0页。“九叶”诗派代表了20世纪中国新诗的较高成就，作为“九叶”派诗人，郑敏在白话诗的创作领域所取得的成绩可以说是相当不错的，但诗人没有被暂时的成绩和荣誉所迷惑，而是站在世界文化和人类历史的角度来重新审视20世纪中国诗歌的发展历程，她的这番话指出了新诗创作摈弃传统所导致的严重后果，绝不是耸人听闻，而是富有历史深意的。应该说，在继承传统并将其发扬光大这一点上，现代旧体诗词是功不可没的。因为有现代旧体诗词的存在，我们悠久的古典文学传统才没有因为土壤的缺乏而在现实中枯竭。
领袖诗词与政治现代性
很难想象世界上还有第二个国家会像中国这样，历代的统治者都要附庸风雅，作诗赋词。事业成功了的刘邦，政治失败了的项羽，开创盛世的汉武帝、唐太宗，昏庸淫靡的隋炀帝，甚至农民起义的领导者黄巢、洪秀全，等等，历代帝王都用诗歌的形式记录了他们的心灵轨迹，表达了他们的政治胸怀和人伦情感。尽管这些诗词整体的美学品位并不高，能进入文学史的寥寥无几，但因为统治者地位的显赫，以及中国传统文化里对帝王地位的尊奉，这些诗词对人们的影响决不比历代的文人诗词小。在这些帝王诗词中，汉高祖、曹操、李后主、康熙各自代表了几种不同的类型，让我们稍作阐析。汉高祖的《大风歌》写道：“大风起兮云飞扬。威加海内兮归故乡。安得猛士兮守四方？”如果单看前两句，不过是刘邦收服天下，荣归故里的傲慢之气的张扬，诗味是很不够的，但有了第三句就不同了。该诗的成功就在于有第三句话的出现，它吐露了诗人在一统天下后的内在隐忧，体现出“创业难，守业更不易”的政治逻辑，正是这句充满忧患意识的句子把前两句体现出的帝王的不可一世的凌人盛气作了消解，从而使诗歌具有了无限的张力。曹操的诗歌有两类：帝王诗和平民诗。《步出夏门行》四首显露出帝王的胸襟和气概，《蒿里行》、《苦寒行》则以平常人的身份书写了乱世的满目疮痍，但不管帝王诗还是平民诗，魏武帝的诗歌中都满溢着建安时期的慷慨悲凉，这种慷慨悲凉的底蕴无形中提升了曹操诗歌的审美品质。南唐后主李煜的诗歌创作分为前后两期，前期作品多描写宫廷豪华浮艳的生活，艺术价值是不高的，只能看作他艺术创作的准备阶段；后期作了宋军的俘虏，身世不幸，诗歌创作却因此达到较高水平。李后主在后期创作中表现的可爱之处在于，他不是以君王的身份而是以平民的身份在写诗词。残酷的现实逼迫他褪去了帝王的傲气，而能以普通臣民的心怀来观照这世间的一切，将江山败落的叹惋引入到对宇宙人生的感怀。这使他的诗词在美学内涵上极大地超越了他的父亲李璟。康熙皇帝一生作诗一千余首，但他始终以帝王的口吻在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康熙自以为君临一切就能对世间诸物一览无余，殊不知他帝王的霸气和对世间万物不屑一顾的心理，反而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世界真谛对他的敞现，从而也极大地影响了他的诗歌品位。
“俱往矣，数风流人物，还看今朝。”20世纪的文化巨人毛泽东，借助传统的文学表现形式，书写了他对世界、对中国、对中华民族以及对中国历史的独特理解与认识，为中国古典诗词的艺术画廊增添了新的色彩。毛泽东诗词是现代旧体诗词的一个里程碑，它的出现，使得20世纪的旧体诗词整体上呈现了较高的水准，并不比旧的时代“略输文采”和“稍逊风骚”。从国家最高领导人的角度来看，毛泽东诗词不仅在某种程度上超过了魏帝汉武，而且整体性地突破了中国古代文化的思想框套，体现出政治现代性的文化深意和精神内涵。
中国古代文化的基本特征是什么？毛泽东是基于怎样的创作动因而对传统文化进行大胆背离和理性超越的？中国古代文化是以儒家文化、道家文化和佛家文化相互补充为基本核心而构筑起来的文化类型，而不管是儒道佛哪一种文化，都呈现了过于成熟的态势，像一个饱经沧桑的老人对于熟稔世界的极富经验性的真情道白，正如王富仁先生所说：“中国古代文化有着明显的老年人的特征。”王富仁：《创造社与中国现代社会的青年文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论》，王晓明主编，东方出版中心，1997年版，第378页。“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揭竿而起，希望颠覆的正是传统文化的老年化情态。新文化运动的第一个重要刊物取名为《新青年》（第一期为《青年杂志》），恐怕就是倡导者这种思想倾向的表露。1915年，陈独秀在创刊号的发刊词里这样写道：“窃以为少年老成，中国称人之语也；年长而勿衰（keep young while growing old），英美相勖之辞也，此亦东西民族涉想不同现象趋异之一端乎？”在陈独秀看来，因为受到传统文化的教养、浸润和熏陶，当代中国有不少青年已经“身心不一”了，“吾国之青年……吾见夫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者十之五焉；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者十之九焉。华其发，泽其容，直其腰，广其膈，非不俨然青年也；及叩其头脑中所涉想所怀抱，无一不与彼陈腐朽败者为一丘之貉”。而真正的青年应该是“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仞之新发于硎”。1916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二卷1号上发表的《青春》一文里，提出“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并认为中国以前之历史，为“白首之历史”，而中国以后之历史，应成为“青年之历史”，未来是否能成为“青年之历史”，“则系于青年之自觉何如耳”。毛泽东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参与者，更是在“五四”新文化的启蒙精神滋养下成长起来的一代青年，改变中国文化的老人形态，创造中国文化的青年形态，或许就是毛泽东从事政治斗争的内在动力，这种情怀又通过文学创作而吐露出来。站在党的最高领导人位置上的毛泽东，在几十年的革命生涯中写下的旧体诗词，用满腔的青春激情，写出了对于革命的礼赞和对于青春的颂歌。如果说古代帝王由于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其诗歌也呈现了中气不足、饱含沧桑、过于沉静的老年气息的话，那么在“五四”新文化精神感召下成长起来的毛泽东，其诗歌则呈现出壮怀激烈、底气十足的青年质态，从政治的角度而言，又是现代性的一种昭示。
毛泽东诗词首先是一曲曲青春的颂歌，充满了火热的激情。他抒写自己的青春时光是“峥嵘岁月稠”，“恰同学少年，风华正茂；书生意气，挥斥方遒。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粪土当年万户侯”。（《沁园春·长沙》）这些诗句向我们展示了青年毛泽东青春年少、英姿飒爽、愤世嫉俗、敢于蔑视权贵的迷人风采。从这诗句中，我们可以看到，还在学生时代的毛泽东，已经有了投身革命，报效祖国，领导时代风潮的远大志向。诗人通过追忆峥嵘岁月，也对自己有能力主宰国家前途和命运，有能力砸碎旧的时代，建设新的时代的雄才远略作了铺写和表白。诗人不仅用青春激情书写了自我的心灵世界，也以这种视角来观照他的同志们。写彭德怀：“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骋。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六言诗·给彭德怀同志》）刻画了一个威武遒劲、叱咤风云的革命指挥官的高大形象。这种形象，在历代帝王的诗歌中，甚至在整个中国古典诗歌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诗人写作家丁玲：“纤笔一枝谁与似？三千毛瑟精兵。阵图开向陇山东。昨日文小姐，今日武将军。”（《临江仙·丁玲同志》）对丁玲的文才进行了热情的赞美，同时对她加入革命队伍，开始行伍生涯寄予了极大的厚望。
其次，毛泽东的诗词始终洋溢着乐观主义精神。“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黄鹤知何去？剩有游人处。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这是诗人早期的诗歌，创作于1927年，当是正值大革命失败后，党召开了“八·七”紧急会议，决定武装斗争，革命有了新的出路。站在黄鹤楼上，诗人抚今思昔，浮想联翩，尤其最后两句：“把酒酹滔滔，心潮逐浪高。”写出了诗人在新的革命斗争又将开始的特殊时刻，胸中充满了对战斗的渴望、内心无法平静下来的情形。此后，在二十多年的戎马生涯中，毛泽东始终保持高昂的革命斗志和乐观主义精神，他的诗词生动地记录和传达了他在战争年代的心灵世界。《清平乐·蒋桂战争》写了革命在挫折中的奋进。当革命遇到了困难，遇到了阻力的时候，在“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的严峻时刻，面对“红旗是否能打下去？”“红旗能打多久？”的悲观论调，诗人没有发出一丝一毫的嗟叹，而是通过描述革命根据地的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来回应那些悲观论者：“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根据地一片热火朝天，丝毫看不到革命有什么垂落和衰败的迹象。毛泽东的很多诗词，都是对革命斗争中遭遇困难，又以乐观的精神面貌迎受困难，最后以过人的智慧和胆略战胜困难的过程的展示，如《采桑子·重阳》《如梦令·元旦》《减字木兰花·广昌路上》《蝶恋花·从汀州向长沙》《渔家傲·反第一次大“围剿”》《渔家傲·反第二次大“围剿”》《菩萨蛮·大柏地》，等等。
第三，在创作风格上，毛泽东诗词属于豪放派，但也不失婉约，是豪放与婉约的和谐统一。在豪放的层面上，毛泽东诗词显然受到了宋代词人苏轼、辛弃疾的影响，但毛泽东的诗比苏辛显得更旷达、更开阔，这种旷达和开阔的豪放气度，是历代的帝王都无能与之匹敌的。同时，毛泽东的诗词并非一味的旷达，在旷达之外，诗人又能显示情感纤细的一面。如早期写作的《贺新郎》：“挥手自兹去。更那堪凄然相向，苦情重诉。眼角眉梢都是恨，热泪欲零还住。知误会前番书语。过眼滔滔云共雾，算人间知己吾和汝。人有病，天知否？今朝霜重东门路，照横塘半天残月，凄清如许。汽笛一声肠已断，从此天涯孤旅。凭割断愁丝恨缕。要似昆仑绝壁，又恰像台风扫寰宇。重比翼，和云翥。”该词描写诗人与恋人杨开慧依依惜别的情形，情意绵绵，感人肺腑。更可贵的是，诗人将豪放与婉约并置在一起，以豪放写婉约，更写出了婉约的风致。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写的《蝶恋花·答李淑一》也是豪放与婉约融为一体，借豪放写婉约的典型。
从政治的角度审视毛泽东的诗词，把它与历代帝王的诗词相参照，我们确乎可以把捉到毛泽东诗词中流淌的青春热血、澎湃的革命激情，直面一切困难并战而胜之的乐观主义精神，所有这一切，都体现出现代性的特征。
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与现代性
在现代作家群里，鲁迅、郭沫若和郁达夫是相当优秀的，他们用现代汉语写成的文学作品在思想内涵和艺术形式上都达到了很高的境界，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标本性著述，这是学界一致公认的。同时，这些作家也创作了许多旧体诗词，这些旧体诗词虽然文学价值也很高，但至今没有受到研究界的高度重视，尤其在以旧有的现代性观念为价值评判标准的文学史中，这些旧体诗词往往很少被提及。然而今天，在反思传统文化的当代价值与重审20世纪中国文学与传统的关系的呼声一浪高过一浪的时候，我们又不能不注意到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在文学和文化上所具有的重大意义。既然无法回避现代性的价值评判标准，那么，我们在研究这些旧体诗词时，就将被迫接受这样的质询：现代旧体诗词有现代性吗？
现代旧体诗词在形式上直接承袭了古代诗歌的艺术形式，因而是不具备现代性的，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在内容上没有现代性的思想质素。分析现代作家的旧体诗词，看它们在内容上是否具有现代性，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就是看这些现代作家在白话文学作品中表现的主题是否也出现在那些文言作品中，这样的主题通过旧体诗词来表现是否也一样能达到鲜明的表达效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