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些对学衡派极为不利的言论还不足以把他们送入历史的断头台，最要命的是鲁迅在当时发表的一篇文章，它的出现，左右了后来文学史家的思维和论断。《学衡》面世后，鲁迅即以“风声”为笔名，在1922年2月9日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估〈学衡〉》一文，文中写道：“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所以，决用不着较准，只要估一估就明白了。”“总之诸公掊击新文化而张皇旧学问，倘不自相矛盾，倒也不失其为一种主张。可惜的是于旧学并无门径，并主张也还不配。倘使字句不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衡’了一顿，仅仅‘衡’出自己的铢两来，于新文化无伤，于国粹也差得远。”鲁迅：《估〈学衡〉》，《鲁迅全集》，第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377页。在这篇《估〈学衡〉》里，鲁迅例列了《学衡》杂志上的若干文章在古代汉语方面的语法错误与词汇运用的错误，从语言学的角度而不是从文学观念的角度来对学衡派进行估价，这是一宗非常耐人寻味的公案。也许在鲁迅看来，只需要找出《学衡》的若干常识性错误就足以将它打倒，何需进行理论上的辩驳呢？鲁迅对学衡的这一番“估价”，成了以后许多文学史家在评价学衡派时的经典论断，这其中包括王瑶的《中国新文学史稿》、刘绶松的《中国现代文学史初稿》，甚至唐弢主编的三卷本《中国现代文学史》等等。
《甲寅》分前后两个时期，主编都是章士钊。前期于1914年在东京创刊，1916年出至第10期停刊。1924年，章士钊出任北洋军阀司法总长兼教育总长，《甲寅》得以在1925年7月在北京复刊，改为周刊，1927年2月停刊，共出45期。缪钺曾说：“甲寅重刊，誉满天下，谤亦满天下。”见《甲寅周刊》第1卷第26号，1926年1月9日。重新刊行的《甲寅》周刊，的确在社会上掀起了一阵波澜，也遭到了新文化派的反击和批判。因为章士钊与北洋军阀的关系，新文化派在回击他时，便抓住这个辫子不放，比如鲁迅的《答KS君》《十四年的“读经”》《再来一次》等。郑振铎也这样说道：“‘甲寅派’这次的反攻，并不是突然的事，而是自有其社会背景的。“五四”运动的狂潮过去之后，一般社会又陷于苦闷之中。外交上虽没有十分的失败，而军阀的内讧，官僚的误国之情状，却依然存在。局势是十分的混沌。一部分是远远的向前走去了。抛下新文学运动的几个元勋们在北平养尊处优的住着；有几个人竟不自觉的挤到官僚堆里去。”“新文学运动在这时候已进入第二阶段之中，而‘甲寅派’却只认识着几个元勋们，而懒扬扬的在向他们挑战。而这种反动的姿态却正是和军阀，官僚们所造成的浑沌的局势相拍合的。章士钊也便是那些官僚群中的重要的一员。”郑振铎：《中国新文学大系·文学论争集·导言》，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6年版。由于从政治的角度来定位《甲寅》，学理上的一些问题反而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
在“五四”运动取得初步成功后，新文化思潮自然成为了时代的主流话语，立足于对“五四”进行反思的《学衡》《甲寅》也就相应的成为了边缘话语，但他们是20世纪一支不可忽视的文化队伍，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化建设的功绩同样是存在的。在20世纪90年代重新评价现代保守主义的呼声里，人们已经认识到这一点。李怡认为：“‘学衡’诸人其实也在思考着新文化和新文学，探讨着文化和文学的时代发展路向，他们并不是一味地反对文学的创新活动，甚至在理论上就不是以‘新文化’、‘新文学’为论争对手的。”李怡：《论“学衡派”与“五四”新文学运动》，《中国社会科学》，1998年第6期。孙尚扬指出：“《学衡》诸公虽是以不甚谐和的声音参加建设新文化的大合奏的，但他们的声音是独特的，决不可一笔抹煞。”孙尚扬：《在启蒙与学术之间：重估〈学衡〉》，《国故新知论——学衡派文化论著辑要》（代序），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版。这些学者的看法都是很有见地的。“学衡派”和“甲寅派”的思想，代表了当时一部分知识分子的文化观念，他们虽然是支流，不是主流，在对待文化传统上、对待西方文化上与新文化派的主张是不一致的，他们不是对“五四”新文化的推波助澜，不是从顺向上来与新文化派保持同声一气，而是通过与新文化派有所区别的声音，从逆向上推动了中国文学现代化的发展。
学衡派、甲寅派与新文化派的纷争
确切地说，不管是学衡派还是甲寅派，都没有与“五四”新文化派在理论上发生真正的交锋，也就是说，激进与保守两个阵营的学术对话并没有在实践中真实地发生过。不过，学衡派和甲寅派的意图是相当明确的：他们是希望对“五四”几近口号式的文学主张进行学理上的深入反思，以与“五四”新文化派们显然不同的思想观念，来警醒沉浸在新文化运动初步胜利的欢乐中的“五四”先驱者们，告诉他们文学改良的大业只是刚刚开始，未来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学衡派、甲寅派与“五四”新文化派的分歧在哪儿的？当我们进入这两个派别反思新文化运动的理论文本中可以发现，不管是哪一派的文章，大都是把反驳的锋芒对准了胡适，是对胡适文学革命论的一一回驳，通过驳倒胡适的文学主张从而提出自己的文学见解。学衡派和甲寅派对胡适的批驳主要集中在下面几个方面：
首先，对“文学进化论”的质疑。“文学进化论”是胡适文学思想中一个较为重要的观念，胡适在很多地方反复强调了这一主张。仅就《白话文学史》而言，在不足三千字的“引子”部分，涉及“历史进化”和“文学进化”语汇的就有六七处，比如“我要人人都知道国语文学乃是一千几百年历史进化的产儿”，“国语文学若没有这一千几百年的历史，若不是历史进化的结果，这几年的运动决不会有那样的容易”，“中国文学史若去掉了白话文学的进化史，就不成中国文学史了”，等等。在《文学改良刍议》里，胡适把自己的“文学进化观”表达得最充分，他说：
文学者，随时代而变迁者也。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周秦有周秦之文学，汉魏有汉魏之文学，唐宋元明有唐宋元明之文学。此非吾一人之私言，乃文明进化之公理也。即以文论，有尚书之文，有韩柳欧苏之文，有先秦诸子之文，有语录之文，有施耐庵曹雪芹之文；此文之进化也。试更以韵文言之：击壤之歌，五子之歌，一时期也；屈原荀卿之骚赋，又一时期也；苏李以下，至于魏晋，又一时期也；江左之流为排比，至唐而律诗大成，此又一时期也；老杜香山之“写实”体诸诗，“如杜之石豪吏，羌村，白之新乐府，”又一时期也；诗至唐而极盛，自此以后，词曲代兴，唐五代及宋初之小令，此词之一时代也；苏柳（永）辛姜之词，又一时代也；至于元之杂剧传奇，则又一时代矣；凡此诸时代，各因时势风会而变，各有其特长，吾辈以历史进化之眼光观之，决不可谓古人之文学皆胜于今人也。左氏史公之文奇矣，然施耐庵之水浒传视左传史记，何多让焉？三都两京之赋富矣，然以视唐诗宋词，则糟粕耳。此可见文学因时进化，不能自止。唐人不当作商周之诗。宋人不当作相如子云之赋——即令作之，亦必不工。逆天背时，违反进化之迹，故不能工也。胡适：《文学改良刍议》，《中国新文学大系·建设理论集》，良友图书出版公司，1935年版，第35～36页。
在这一段话中，胡适从追溯中国古代文学历史的角度，来突出他的文学进化论主张的。针对胡适的这一观点，学衡派进行了有力的反驳。梅光迪认为：“文学进化，至难言者。西国名家（如英国十九世纪散文及文学评论大家韩士立Hanlitt）多斥文学进化论为流俗之错误，而吾国人乃迷信之，且为西洋近世文学，由古典派而变为浪漫派，由浪漫派而变为写实派，今则又由写实派而变为印象、未来、新浪漫派。一若后派必优于前派，后派兴而前派即绝灭也。然此稍读西洋文学史，稍闻西洋名家绪论者，即不作此等妄言，何吾国人童騃无知，颠倒是非如是乎？”梅光迪：《评提倡新文化者》，《学衡》第1期，1922年1月。梅光迪以西洋文学的发展状况为例来回击胡适，认为各种文学思潮、创作方法各有其合理性，“各有所长”，尽管它们在时间上是先后出现的，但是并不意味着后来者强于前者。易峻批评胡适的进化观说：“胡适之论，该完全胶执一革命进化之观念，以观察文学之流变，于是将此种恍惚相类之流变迹象，割裂牵强，矫揉附会，使之就范焉。此种纯粹主观之见解，安得而不误会客观之事实耶。”易峻：《评文学革命与文学专制》，《学衡》第79期，1933年7月。易峻接着从文人的习尚风气的变化、文学流变的非连续性和文学流变与历史流变的不同步性等三个方面来说明文体变化的实质，从而阐明“文学进化论”观点的谬误。应该说，相比胡适观点的偏激性来说，学衡派的阐述或许显得更为公允和合理。
其次，如何看待文学的新与旧？如何对待新旧文学？胡适对于文学的新与旧的判断，是从他主张的“文学进化”观引申出来的，既然一代有一代之文学，文学存在着不断进化和发展的态势，那么，已经消逝的文学形式自然就是旧的，而刚刚诞生的文学样式自当是新的。这种新旧文学观，自然也引起了学衡派的极大不满。吴宓认为，我们应该辩证地看待“新”和“旧”，而且很多所谓的“新”实际是“旧”的变种而已，“天理、人情、物象，既有不变者存，则世中事事物物，新者绝少。所谓新者，多系旧者改头换面，重出再现，常人以为新，识者不以为新也”吴宓：《论新文化运动》，《学衡》第4期，1922年4月。。在文学的新旧划分的观念上，曹慕管主张文学的划分不应按照新旧的标准，而是按好坏的差别，他说道：“‘文学无新旧，惟其真耳。’真者何？合乎文学精义也。”曹慕管：《论文学无新旧之异》，《学衡》第32期，1924年8月。吴芳吉的观点也与此类似，他在《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里，开宗明义的指出：“文学惟是与不是，而无所谓新与不新，此吾人立论之旨也。”接着对胡适的“八不主义”进行了一一驳斥，并在文章结尾处表达了对待新旧文学的态度：“‘不嫉恶而泥古，惟择善以日新’，此吾人对于文学态度之说明也。”吴芳吉：《再论吾人眼中之新旧文学观》，《学衡》第21期，1923年9月。章士钊对“新”“旧”的问题也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新旧之间并无明显的界限，“新者对夫旧而言，彼以为诸反乎旧，即所谓新；今之求新，势且一切舍旧。不知新与旧衔接，其形为犬牙，不为栉比，如两石同投之连钱波，不如周线各别之二圆形”章士钊：《评新文化运动》，《甲寅周刊》第1卷第9号，1925年8月。。“新”与“旧”的划分实在是权宜之计，“翻手为旧，覆手为新，在逻辑上为不可能”，因此章士钊主张“新旧调和论”，用以对人们的思想进行纠偏，因为“新时代一语，往往易生误解，以为新之云者，宜是崭新时期，与往古决不相谋”章士钊：《新旧》，《甲寅周刊》第1卷第8号，1925年8月。。
第三，文言与白话在文学创作中的地位孰高孰低？白话能不能完全取代文言？学衡派认为无论文言还是白话都在文学创作中占有相当的位置，而且古代的文言文作品其成就是比白话作品更高的，因而不同意白话取代文言的创作主张。曹慕管指出当下的白话文是欧化的白话文，并历数这种白话的弊病，他在文中写道：“欧化白话文有五病：鹦鹉学舌，口讷莫伸，辞不达也。病一。东施效颦，丑恶益彰，格不同也。病二。南蛮鴃舌，言事支离，法不一也。病三。委巷相尔汝，俚鄙厌闻，调不工也。病四。时装妇女着高底皮鞋，而举步决不自由，毫无精神，体不健也。病五。”曹慕管：《论文学无新旧之异》，《学衡》第32期，1924年8月。胡先骕认为在诗歌创作中，文言比白话更重要，他在评论胡适的《尝试集》时，毫不客气地指出：“胡君之诗与胡君之诗论，皆有一种极大之缺点。即认定以白话为诗，不知拣择之重要，但知剿袭古人之可厌，而遂因噎废食，不知白话固可入诗，然文言尤为重要也。”胡先骕：《评〈尝试集〉》，《学衡》第1期，1922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