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本志特辟通信一门，以为质析疑难发舒意见之用。凡青年诸君对于物情学理有所怀疑，或有所阐发，皆可直缄惠示。本志当尽其所知，用以奉答。庶可启发心思，增益神志。
与此前的报刊相比，《新青年》虽然“宣传革命、开启民智”的办刊意图并没有发生多大的变化，但把“青年”确立为自己的读者群，为青年办，为青年写，让青年参与，与青年对话，这就与此前报纸杂志显示出很大的不同。此前的读者群体设计为妇孺儿童，实在显示了晚清文化人作为知识占有者话语权上的某种优越性，希望借自己的知识优势来提拔社会的弱势群体，这不免显明报业人员充任人生导师的一种心态。《新青年》把自己的读者对象选定为青年，恰当地体现了刊物应时运而生、领时代风潮的思想意义。从年龄层次来说，青年是最富活力的一个阶层，抓攫住这个特定的读者群，也就意味着抓住了中国未来的前途和命运；从宣传的时效来看，青年人是敢作敢为的，容易理解和接受新的事物、新的思想，并用所接受的思想指导自己的人生和社会实践，将其转化为从事革命的现实力量。分析上面的《社告》，我们不难觉察，除第四条没有涉及“青年”而外，其余几条都强调刊物与青年之间的密切联系。或与青年“商榷”修身治国之道理，或启发青年关心各国事情以养成世界之胸怀，或号召青年主动提出人生疑难，阐发行世之理，等等。“商榷”、“可备攻错”、“庶可”等语词的选用，意在尽量弱化刊物面对青年可能带有的话语霸权意味，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自己的亲切感和吸引力。
杂志以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开篇，直赞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硎，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青年之于社会，犹新鲜活泼细胞之在人身”。然而此青年非彼青年，陈独秀眼中的“青年”是属于世界型的和未来型的，而非当时“青年其年龄，而老年其身体”，或者“青年其年龄或身体，而老年其脑神经”的现实型态。陈独秀以世界性的眼光，指出“新”的青年应该具备六种品格，即“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利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等陈独秀：《敬告青年》，《青年杂志》第1卷第1号，1915年9月15日。。在这六条中，其“自主的而非奴隶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两条，即是后来《新青年》极力鼓吹的“民主”与“科学”两个关键词的初次亮相。其他四条则分别贯串了进化论、参与意识、世界眼光和实用主义等社会规律和人生准则。《敬告青年》一文，可以看作“五四”时期指导青年思想和行动的一个总纲领、总信条，其与“五四”运动和新文化精神之间异常紧密的关系是不言自明的。
时隔不到一年，李大钊在《新青年》上也发表了一篇题为《青春》李大钊：《青春》，《新青年》第2卷第1号，1916年9月1日。的文章，对国家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作了陈述，呼吁青年们勇敢承担起振兴国家民族的重责。这篇文章洋洋万余言，写得汪洋恣肆，充满了青春的激情。用青年人的情感方式和言说方式来表达思想，从而引起青年人极大的阅读兴趣，这是李大钊该文的特征，也代表了《新青年》的一种典型的书写策略。在文中，李大钊沿用了二元对立的思维模式，将国家和民族分为“白首的”与“青春的”两种类型，“人类之成一民族一国家者，亦各有其生命焉。有青春之民族，斯有白首之民族，有青春之国家，斯有白首之国家”。而观览吾国形势，不能不感叹：“支那之民族，濒灭之民族也。支那之国家，待亡之国家也。”这样，青年人身上的担子就显得异常沉重。“青年乎！其以中立不倚之精神，肩兹砥柱中流之责任，即由今年今春之今日今刹那为时中之起点，取世界一切白首之历史，一火而摧焚之而专以发挥青春中华之中，缀其一生之美于中以后历史之首页，为其职志，而勿逡巡不前。”在文章最后，作者号召青年“进前而勿顾后，背黑暗而向光明，为人类进文明，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资以乐其无涯之生”，激励的话语里散发的是“胸怀祖国，放眼世界”的壮志豪情，对于热血青年来说，是极富煽动性和诱惑力的。
《新青年》自1915年创刊以来，刊物同仁以“青年”作为想象的读者，把为青年写和写青年当成他们共同的价值取向，但一直取与青年探讨、商榷之姿态，没有在刊物中明确以“青年”自居。直到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之后，《新青年》感觉自己已经收服了大量的“青年”读者群，自然行文处处显露出同青年心气相和、融为一体的倾向来。1919年12月1日出版的第7卷第1号《新青年》，刊出了一则充满战斗激情的“本志宣言”，以青年代言人的口吻，借向社会各界“明白宣布”“全体社员的公共意见”之机，书写时代青年的心声。这篇宣言气势恢弘，如入江之水，涛声鼎沸。以“我们”为人称，表达在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等诸多方面的思想观念。“我们新社会的新青年”云云，表现的是《新青年》充当青年喉舌的自然和自信。自此可见，在《新青年》看来，“五四”运动的发生证实了这样一个结论：青年人作为刊物的读者群，已经由最初的假想而变为确切的真实。占领青年这一特殊的读者市场，使《新青年》的思想在以后的时空中不断蔓延开来，以致成为今天乃至往后人们回眸那段历史时不能不视之为那个时代的主流话语，这是《新青年》杂志比其他刊物更为高妙的地方。
关键词的意义赋予
“五四”时期是中国文艺的复兴期，现代社会的不少核心词汇其文化意义都是在这一时期被《新青年》等杂志所赋予的，分析这些核心词汇有助于我们弄清“五四”新文化的精神内涵。这些核心词汇中的主干部分如政治、道德、科学、艺术、宗教、教育以及民主、自由等等，许多已为研究者作了深入的研究和系统的阐释，此处不再重复。但有另一组词汇，它们构成了《新青年》话语主体框架构建中的基本思维内核，同样显得意义重大，而且三者之间关系密切，但至今没有被我们加以细致的阐释和挑明。这组词汇包括“孔教”、“主义”与“革命”等，本文将试作阐发，以期还原《新青年》话语主体的基本框架和运作模式。
任何期刊的内容和形式的选裁都是有倾向性的，根据办刊者的个人志趣和价值选择，期刊从内容和形式上都会呈现出一定的独特性，赞成什么，反对什么，宣扬什么，推倒什么，这在期刊组编推举出的文章中得以鲜明的体现。在这个意义上说，所谓某一期刊的话语主体实际上就是这种期刊带有倾向性的话语内容和话语形式。《新青年》的偏向性在哪儿呢？我们可以通过鲁迅的一段话找到部分答案。鲁迅曾说：
我看《新青年》的内容，大略不外两类：一是觉得空气闭塞污浊，吸这空气的人，将要完结了；便不免皱一皱眉，说一声“唉”。希望同感的人，因此也都注意，开辟一条活路。假如有人说这脸色声音，没有妓女的眉眼一般好看，唱小曲一般好听，那是极确的真话；我们不必和他分辩，说是皱眉叹气，更为好看。和他分辩，我们就错了。一是觉得历来所走的路，万分危险，而且将到尽头；于是凭着良心，切实寻觅，看见别一条平坦有希望的路，便大叫一声说，“这边走好。”希望同感的人，因此转身，脱了危险，容易进步。假如有人偏向别处走，再劝一番，固无不可；但若仍旧不信，便不必拼命去拉，各走自己的路。因为拉得打架，不独于他无益，连自己和同感的人，也都耽搁了工夫。唐俟（鲁迅）：《渡河与引路》，《新青年》第5卷第5号，1918年11月15日。
鲁迅这一番话用十分形象的语言点明了《新青年》期刊的两个重要内容：一个是对过去思想文化的总结，另一个是对未来思想道路的探求。在《新青年》里，对过去思想文化的总结性文章以陈独秀的最为突出，他的文章以“孔教”为关键词来对旧有思想文化进行总命名，并对这一关键词作了较为系统的阐释和分析。他首先对“孔教”的文化性质作了定性的归总，认为“孔教”是伦理学意义上的思想形态：“孔教之精华曰礼教，为吾国伦理政治之根本。”陈独秀：《宪法与礼教》，《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而且“孔教”虽也被冠之以“教”，但并不具有宗教性质，“孔教绝无宗教之实质与仪式，是教化之教，非宗教之教”陈独秀：《驳康有为致总统总理书》，《新青年》第2卷第3号，1916年11月1日。。在《旧思想与国体问题》一文中，陈独秀对“孔教”的伦理学意义进行了更为细致的阐明：
按孔教的教义，乃是教人忠君，孝父，从夫。无论政治伦理，都不外这种重阶级尊卑三纲主义。孟子道：“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荀子道：“礼有三本：天地者，生之本也；先祖者，类之本也；君师者，治之本也。”董仲舒道：“《春秋》之法，以人随君，以君随天。”这都是孔教说理尊君的精义。陈独秀：《旧思想与国体问题》，《新青年》第3卷第3号，1917年5月1日。
在把“孔教”明确界定在伦理学的范畴之内以后，陈独秀还对“孔教”的封建性特征进行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说明：
孔子生长在封建时期，所提倡之道德，封建时代之道德也；所垂示之礼教，即生活状态，封建时代之礼教，封建时代之生活状态也；所主张之政治，封建时代之政治也。封建时代之道德，礼教，生活，政治，所心营目注，其范围不越少数君主贵族之权利与名誉，于多数国家之幸福无与焉。儒家之言：社会道德与生活，莫大于礼；古代政治，莫重于刑。而《曲礼》曰：“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此非孔子之道及封建时代精神之铁证也耶？陈独秀：《孔子之道与现代生活》，《新青年》第2卷第4号，1916年2月1日。
在说明了“孔教”的伦理学意义和封建性特征后，陈独秀最后表达了自己的情感态度：要想建立现代社会，就必须反对“孔教”。因为“孔教”不利于现代社会所要求的“个人独立主义”，也妨碍了妇女身体精神的正常发展。在对四川读者吴虞来信的回复中，陈独秀袒露了自己反对“孔教”的坚决态度：“况儒术孔道，非无优点，而缺点则正多。尤与近世文明社会绝不相容者，其一贯伦理政治之纲常阶级说也。此不攻破，吾国之政治，法律，社会道德，俱无由出黑暗而入光明者。”陈独秀：《答吴又陵》，《独秀文存》，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46页。
如果说《新青年》是以“孔教”这一语词来作为旧的思想文化的总体概括的话，那么，“主义”则是他们对未来思想文化的命名。在文化建设上，陈独秀提出了“四大主义”来作为当今教育的指导方针和培养目标，并以之为强国富民的基本指导思想。这“四大主义”就是“现实主义”、“惟民主义”、“职业主义”和“兽性主义”等，分别对应着“了解人生之真义”、“了解国家之意义”、“了解个人与社会经济之关系”、“了解未来责任之艰巨”等历史任务。在文学革命上，陈独秀又与胡适相呼应，提出了著名的“三大主义”：“文学革命之气运，酝酿已非一日，其首举义旗之急先锋，则为吾友胡适。余甘冒全国学究之敌，高张‘文化革命军’大旗，以为吾友之声援。旗上大书特书吾革命军三大主义：曰，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曰，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曰，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陈独秀通过对这些“主义”的提炼和具体剖析，为我们绘制了中国文化和文学的新的思想蓝图。
“孔教”是用来概括旧时代的思想形态的，“主义”则用来标画新思想、新文化的图景，作为旧的思想形态的“孔教”是必须打倒的，作为新思想、新文化特征的各种“主义”是必须逐步树立的，那么该采取什么手段才能达到推倒旧思想树立新思想的目的呢？《新青年》拎出“革命”一词来作为达至这一目的的基本策略。其实“革命”在中国古语中早已存在。许慎《说文解字》释义：“兽皮治去毛曰革。”“革”含有剧变、脱离、死灭等意义；“命”意即天命、命运、生命等意义。作为儒家学说的重要政治话语，“革命”结合为一个词最早出现在《易经》上：“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义大矣！”“革命”在这里是改朝换代的意思，以武力推翻前代王朝，既包括对旧政权的颠覆，还包括对旧皇族的杀戮，很合乎“兽皮治去毛”的古义，而西语revolution没有此层意义。“革命”话语在近代经过梁启超、孙中山等人的语言说明和行动诠释，有了新的意蕴，既借鉴了西方revolution的内涵，又保留了中国传统的某些意义，成了一个通胀的话语系统，是现代性意义和传统性意义交织着的现代话语。关于“革命”话语的意义变革，可参看陈建华《“革命”的现代性——中国革命话语考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刘小枫《儒家革命精神源流考》，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如陈独秀、胡适等，在使用“革命”这个关键词时，显然吸收了近代以来从梁启超到孙中山等人的思想成果，一方面意识到“革命”在西方语境中拥有“和平渐进”与“激烈颠覆”的双重含义，如胡适在阐述他的历史的进化观时，就曾经说过：“历史进化有两种：一种是完全自然的演化，一种是顺着自然的趋势，加上人力的督促。前者可以叫做演进，后者可以叫做革命。”胡适：《白话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4页。另一方面，新文化派还从传统的观念出发，阐明了在摧毁旧的文化和文学上，“革命”应表现出“兽皮治去毛”的决绝和残酷，如陈独秀在《再答胡适之》里所说的：“改良文学之声，已起于国中，赞成反对者各居其半。鄙意容纳异议，自由讨论，固为学术发达之原则；独至改良中国文学，当以白话为文学正宗之说，其是非甚明，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者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陈独秀：《新青年》第3卷第3期，1917年5月1日。从这段措辞强硬的话语中，我们可以揣摩到陈独秀对“文学革命”所持的坚决态度。正是在陈独秀坚决的“革命”态度的影响之下，胡适将前拟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略加修改，并把标题换成了《建设的文学革命论》重新刊载。标题从“改良”到“革命”的语词改动，可以见出胡适文学观念的前后变化。总之，在陈独秀和胡适这里，“革命”被看作是达到推倒旧文化和旧文学，建设新文化和新文学这一目的的最主要策略，而两人的“革命”论里，又不同程度地混融着来自西方和来自中国传统的不同观念。
“尝试”的现代性
中国新诗史上第一部诗集是胡适的《尝试集》，由上海亚东图书馆在1920年3月正式出版发行。在诗集的“有（又）序”上，胡适说明了自己诗集取名的由来，是出于对陆游的诗句“尝试成功自古无”的反驳，在对这一诗句作了简短的评析后，胡适还写下了这样的一段文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