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王国维不仅是文化“输入”的倡导者，而且也是从事翻译和介绍西方思想和文化的实践者。在1900年2月发表的《汗漫录》中，梁启超透露了他竭力输入欧洲精神，为诗界革命服务的决心，他说：“以学界论之，欧洲之真精神、真思想，尚且未输入中国，况于诗界乎？此固不足怪也。吾虽不能诗，惟将竭力输入欧洲之精神思想，以供来者之诗料可乎？要之，支那非有诗界革命，则诗运殆将绝。”梁启超：《汗漫集》，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390页。从1896年担任《时务报》主笔开始，到1903年发表《新大陆游记节录》的这7年间，梁启超就先后发表了《变法通议》《新民说》《饮冰室自由书》《西学书目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译印政治小说序》等多篇文章，来广泛介绍西方文学思想和文化精髓。王国维则从哲学和文学两个方面分别入手，来“输入”西方文化，他除了向国人介绍了康德、叔本华、尼采的哲学思想外，还写有《德国文豪格代（现译歌德）、希尔列尔（现译席勒）合传》《格代之家庭》《戏曲大家海别尔》《莎士比亚传》《脱尔斯泰（现译托尔斯泰）传》《脱尔斯泰伯爵之近世科学评》等文章，来论述德国、英国、俄国等国家的文学发展状况。梁启超、王国维的这些译介活动，对中国近代的文学翻译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极大地加速了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形成与发展。
输入西学与复兴传统文化
如何在输入西学的过程中复兴传统文化，如何在大量借用西方思想和文化的现实成果的同时仍能进行理论创新，这是转型时期的文化人都要面对、都必须认真思考并力图作出回答的问题。近代时期，梁启超的中西文明“化合”说与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与《人间词话》，分别从理论和实践的角度对上述问题作了回答。
中国近代时期是一个多事之秋，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中国就陷入了“战败——赔款、割地——再战败——再赔款、割地”的恶性循环中，连续的战争失利，使国人的心理有了扭曲和变态，人们开始对传统文化本身的价值和意义发生怀疑，围绕中与西、体与用关系问题的争辩一直不曾间断。在西方文化汹涌而入的时候，我们如何对待传统，如何处理传统文化与西方文化、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不仅直接关系到中国传统文化的命运，而且也直接左右未来学术的价值取向与发展走势。梁启超尽管非常看重对西方思想和文化的“输入”，但他能从中西异质文化对比的宏阔视角来审视中与西各自的优劣，从而得出较为合理的见解。在《欧游心影录》里，梁启超批驳了两种不恰当的论调：一种是认为西方思想在我国是“古已有之”的，另一种则认为相对西方来说中国文化一无是处。梁启超说：“国中那些老辈，故见自封，说什么西学都是中国所固有，诚然可笑；那沉醉西风的，把中国什么东西都说得一钱不值，好象我们几千年来，就像土蛮部落，一无所有，岂不更可笑吗？”梁启超：《欧游心影录》，夏晓虹编《梁启超文选》（上），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2年版，第428页。在梁启超看来，偏执于中西任何一端去重建中国文化的做法都是不正确的，“舍西学而言中学，其中学必为无用；舍中学而言西学，其西学必为无本。无用无本，皆不足以治天下”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129页。。正确的态度和方法是各取所长，综合起来构建新文化，正如勒文森评价梁启超时所说的那样：“他最关心的是文化综合。他认为，中国文化并未枯萎，不应该简单地被西方文化代替。归根结底，他要求在中西文化比较中，选择一切有价值的成分构成一种新文化。”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刘伟等译，四川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62页。在早年发表的《变法通议》一文中，梁启超提出“会通中西”的文化主张：“居今日之天下，而欲参西法以救中国，又必非徒通西文肄西籍遂可以从事也。必其人故尝邃于经术，熟于史，明于律，习于天下郡国利病，于吾中国所以治天下之道，靡不枢振领而深知其意。于西书亦然，深究其所谓迭相牵引互为本原者，而得其立法之所自，通变之所由，而合之以吾中国古今政俗之异而会通之，以求其所成。夫是之谓真知。”梁启超：《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一》，中华书局，1989年影印版，第65页。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在“总论”部分，他提出中西两大文明“结婚”论：“盖大地今日只有两文明：一泰西文明，欧美是也；二泰东文明，中华是也。20世纪，则两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迓轮俟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梁启超：《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版，第8页。1920年，梁启超在游历欧洲后，写下了《欧游心影录》，更明确地提出中西文明“化合”说，他在文中写道：“我们的国家，有个绝大责任横在前途。什么责任呢？是拿西洋的文明来扩充我的文明，又拿我的文明去补助西洋文明，叫他化合起来成一种新文明。”很显然，梁启超这时已经能站在世界文化重建的高度来看问题，他的思想中实际上已经同时包含了后继者鲁迅提出的“拿来主义”和20世纪末季羡林主张的“送去主义”。
借鉴西方理论来阐释中国文学的经典文本，来重建中国文论话语体系，这是王国维文学研究的基本策略，从《〈红楼梦〉评论》到《人间词话》，王国维圆满地完成了从以西格中到中西融通的理论变革，从而成为了中国文论史上对传统文论进行现代转化的成功范例。王国维的《〈红楼梦〉评论》的历史地位是突出的，在中国文论发展史上，王国维的这篇文章第一次根据西方理论来深入、细致、系统和专门地评价了一部中国文学作品，已经显示出中国传统文论现代转型的迹象。王国维借用叔本华关于生命本身就是痛苦的哲学观点，来具体阐释中国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的悲剧精神、伦理学价值和美学价值，借用西方的镜子照亮了中国文学中精彩的一面，既使《红楼梦》从地域性、民族性的文学作品上升为世界性的巨著，又对传统的点评式叙事学话语方式和考证式的文学研究方法作了某些校正。尽管这篇文章在中西两套文论话语的磨合中还有着许多生硬和不成功的地方，但王国维以西方批评思想来整合传统的思路是明确的，正如温儒敏先生所说：“王国维的意图并非要彻底割弃传统，而是希望日趋沉滞的传统批评能摆脱僵局，振发生机，达至现代性的转型。而借鉴西方批评思维方法，是实现这一转化的必要促助因素。”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6页。王国维的《人间词话》采用传统的诗话言说方式，建构了以“境界说”为核心范畴的文论话语体系，既是传统文论最后的辉煌，也是文论现代性的第一缕曙光。代迅认为，《人间词话》“不是用中国的文论术语来翻译西方的概念，而是在中西会通之中赋予中国文论所固有的理论概念以新的内涵，换言之，是用中国文论中已有的传统概念来表达新时代的理论内涵，从而使新的文学理论是建立在已有思想传统和学术运行规则基础之上的进一步推移和演进，这就较好地解决了在中西文论会通中如何与本土传统相衔接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在中国现当代文论中始终没有（至今也没有）获得很好的解决，这恰恰是《人间词话》的独创性和成功之处之所在”代迅：《断裂与延续——中国古代文论现代转换的历史回顾》，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87～88页。。这一评价是较为中肯的。
综上可知，对传统文化的整合（中西“化合”）意识和理论创新意识，也是梁启超和王国维文论中体现现代性特征的重要内容。
对后来者的影响与启示
作为中国文化由近代向现代转换时期出现的文化巨人，梁启超、王国维的学术思想和学术方法，对“五四”知识分子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五四”新文化运动和新文学运动的产生与发展起着直接的推助作用。陈平原认为：“梁启超之提倡‘文界革命’、‘诗界革命’与‘小说界革命’，直接接上了“五四”新文学，其历史功绩正受到越来越多的学者的重视。”陈平原：《中国现代学术之建立》，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5页。温儒敏说：“王国维宣告了古典批评时代的终结，同时也就把现代批评时代的序幕徐徐拉开了。”温儒敏：《中国现代文学批评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这些学者都对梁启超、王国维对“五四”新文学的影响，作了客观的评估与充分的肯定。
应该说，梁启超、王国维对“五四”知识分子的影响是全方位的，郑振铎曾这样评价梁启超：“他在文艺上，鼓荡了一支像生力军似的散文作家，将所谓恹恹无生气的桐城文坛打得个粉碎。他在政治上，也造成一种风气，引导了一大群的人同走。他在学问上，也有了很大的劳迹；他的劳迹未必由于深湛的研究，却是因为他的将学问通俗化了，普遍化了。他在新闻界也创造了不少的模式；至少他还是中国近代最好的，最伟大的一位新闻记者。许多的学者们，其影响都是短促的，廖平过去了，康有为过去了，章太炎过去了，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我们则相信他尚未至十分的过去——虽然已经绵延了三十余年。许多的学者们，文艺家们，其影响与势力往往是狭窄的，限于一部分的人，一方面的社会，或某一个地方的，然而梁任公先生的影响与势力，却是普遍的，无远不界的，无地不深入的，无人不受到的——虽然有人未免要讳言之。”郑振铎：《梁任公先生》，《小说月报》第20卷第2号，1929年2月。谷永则通过王国维与胡适文学思想和学术方法的考察来说明王国维对“五四”的影响力，并认为为创文学革命论的胡适乃是“尽受先生之影响”，他说：“先生之于文学有真不真之论，而胡适有活文学死文学之论；先生有文学蜕变之说，而胡适有白话文学观；先生推尊《红楼梦》为美术上唯一大著述，且谓作者之姓名与著书之年月为唯一考证之题目，而胡适以考证《水浒》《红楼梦》著闻于世。……先生论词取五季北宋而弃南宋，今胡适之词选多选五季北宋之作；先生曰：‘以《长恨歌》之壮采而所隶之事只小玉双成四字，才有余也。梅村歌行则非隶事不办，白吴优劣，即此可见’，胡氏乃与天下约言不用典。故凡先生有所言，胡氏莫不应之、实行之，一切之论发自先生而衍之自胡氏。”谷永：《王静安先生之文学批评》，《学衡》，1928年第64期。也就是说，在谷永看来，胡适是全方位的承继了王国维的思想和观念的。
在梁启超、王国维对“五四”新文学影响的诸多因素中，我认为最突出的一点是：梁启超、王国维文论中的现代意识，给“五四”知识分子上了思想启蒙和文学启蒙的最生动的一课。胡适在《四十自述》里，明确地交代了自己在梁启超那里所受的影响与启发：“我个人受了梁先生无穷的恩惠。现在追想起来有两点最分明。第一是他的《新民说》，第二是他的《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新民说》诸篇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彻底相信中国之外还有很高等的民族，很高等的文化；《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也给我开辟了一个新世界，使我知道《四书》《五经》之外中国还有学术思想。”胡适：《胡适自传》，黄山书社，1986年版，第47～49页。周作人在20世纪30年代回顾自己的求学生涯时也承认梁启超对他影响很大，他说：“在我年小的时候，也受了他的非常大的影响，读他的《饮冰室文集》《自由书》《中国魂》等书，都非常有兴趣。他的文章，如他自己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所讲，是‘笔锋常带情感’，因而影响社会的力量更加大。”周作人：《中国新文学的源流》，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4页。而鲁迅对“国民性”的探讨和批判，也可以从梁启超那里找到源头。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里指出，中国人缺乏组织能力，有着“天赋的劣根性”，鲁迅后来写《药》《阿Q正传》等小说，也许就受到了梁启超关于国民劣根性思想的启发。
第二 《新青年》与中国文学现代性话语的构建
《新青年》的出现在20世纪中国是最为引人注目的政治事件、文化事件和文学事件。如果说近代学人梁启超、王国维首先吹响了中国文学迈向现代化的进攻号角的话，那么，作为“五四”新文学运动的重要阵地的《新青年》，则使文学现代性的话语在各个方面得到了探讨和落实。假如我们说，《新青年》影响和规划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走向，这种说法是完全可以成立的。中国文学在20世纪不同阶段上所出现的思想潮流、创作格局和运作模式，都可以从《新青年》那里找到踪影和迹象。因此，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新青年》是一个绕不开的文学史事件。《新青年》如何建构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话语体系，并进而影响和预制中国现代文学的基本走势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玩味的话题。下面拟从这一角度切入来探讨《新青年》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关系。
读者群的想象与建构
晚清大众传媒是异常发达的，创办报纸和杂志成为当时文化人借以传播新思想、普及新文化的一个主要的方式和途径。根据陈万雄先生考证，仅就清末最后约十年时间，出现的白话文报纸和杂志（主要是报纸）约有140种，其中在安徽办的报刊约有30多份，这些数字都是相当可观的。这些报纸和杂志，许多都有自己的办刊宗旨，例如1901年10月21日创刊的《苏州白话报》，就声称自己以“开通人家的智识”为宗旨，1903年4月6日创刊的《童子世界》月刊，则把宗旨定位为“以爱国之思想曲述将来的凄苦，呕吾心血而养成夫童子之自爱爱国之精神”。其文字多合于童子程度，妇孺皆可卒读。陈万雄：《“五四”新文化的源流》，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7年版，第134～159页、第103～112页。综观晚清报刊，把读者群锁定在妇孺儿童的不乏其例，这是报业人员宣传革命、启牖民智的思想所决定的。但把读者群圈定为青年的却不多见。1915年9月15日，《新青年》创刊号（即《青年杂志》）上发表的《青年杂志社告》中，才把杂志的读者群明确定位在“青年”上。《社告》如下：
一、国势凌夷，道衰学弊。后来责任，端在青年。本志之作，盖欲与青年诸君商榷将来所以修身治国之道。
二、今后时会，一举一措，皆有世界关系。我国青年，虽处蛰伏研求之时，然不可不放眼以观世界。本志于各国事情学术思潮尽心灌输，可备攻错。
三、本志以平易之文，说高尚之理。凡学术事情足以发扬青年志趣者，竭力阐述，冀青年诸君于研习科学之余，得精神上之拨助。
四、本志执笔诸君，皆一时名彦，然不自拘限。社外撰述，尤极欢迎。海内鸿硕，倘有佳作见惠，无任期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