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看文学思潮、流派与翻译文学的关系。谢天振说，翻译文学史应“关注一下某些文学思潮的翻译介绍”谢天振：《译介学》，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285页。，这是很有见地的。但我们还要认识到中国文学界对外来文学思潮的翻译介绍不是孤立发生的，而是同中国现代文学创作中的文学思潮和文学流派的创作思想和理论要求密切相关的。比如文学研究会对法国、英国、俄罗斯等国的现实主义文学的译介，“左联”对前苏联无产阶级文学的译介等等，无不与中国现代文学自身的创作要求有关。这就是说，我们关注西方文学思潮的译介时，要注重梳理翻译文学、西方文学思潮、中国现代文学思潮三者之间的关系。文学期刊与翻译文学之间的关系也是极为明确的。中国现代作家是将翻译和创作并重的，现代时期的文学期刊不仅是发表作家创作的重要阵地，也是发表翻译文学的重要阵地。不仅著名的刊物如《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季刊》如此，其他期刊也不例外。比如二三十年代新月社主办的《新月》月刊，就先后刊载了徐志摩译的哈代、罗塞蒂的诗歌，闻一多译的《白朗宁夫人的情诗》，梁实秋翻译的彭斯的诗歌，还有由饶孟侃、卞之琳等人翻译的郝斯曼、戴维斯、雪莱、济慈、波德莱尔等人的诗歌，也刊发了莎士比亚的《威尼斯商人》（顾仲彝译）、欧尼尔（E·O‘Neil，现译奥尼尔）的《还乡》（马彦祥译）、萧伯纳的《人与超人》（熊式一译）等戏剧，同时还刊载了许多翻译小说，例如胡适译的短篇小说：欧·亨利的《戒酒》、哈特的《米格尔》和《扑克坦赶出的人》，徐志摩译的Diard Garueet的《万牲园中一个人》和A·E·Coppard的《蜿蜒：一只小鼠》，西滢译的曼殊裴尔的《娃娃屋》《一个没有性气的人》《贴身女仆》和《削发》，叶公超译吴尔芙夫人的《墙上一点痕迹》，等等。文学期刊与翻译文学的密切关系，由此可见一斑。翻译文学的出现总是与时代变革有关，中国现代文学在时代的发展中几经变革，历经从文学革命到革命文学再到解放区文学的流变过程，翻译文学也随着这一时代变革而发生相应的改变，翻译文学史也应该描述这一发展变革的全过程。而中国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的关系既是现代翻译文学史阐述的重点，又是其中的一个难点。我们知道，中国现代文学是在中西文化和文学交汇、碰撞之下生成的文学形态，几乎每一个现代作家都从翻译文学中汲取了文学创作的养料，以鲁迅、胡适、周作人、郁达夫等为代表的“五四”作家大都从林纾的翻译里读到了域外的文学信息，后“五四”作家又从“五四”时期的作家和翻译家的文学翻译中获得了外国文学的滋养。同时，翻译文学也构成了许多作家从事创作的一个必要的组成部分，鲁迅、胡适、郭沫若、茅盾、冯雪峰、郑振铎等，都留下了大量的文学译著，这些译著对我们理解作家的精神世界是很有帮助的，现代作家们大量翻译著作的存在也显示出翻译文学与作家创作之间的紧密联系。自然，描述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的关系中，事实的清理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最重要的是要通过细致的研究把现代作家与翻译文学之间在创作技巧、题材、情节结构甚至精神联系等一系列深层内涵充分揭示出来。
我们注意到，从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互动关系的角度来书写翻译文学史，容易忽略对翻译家的文学史地位的叙述。对现代文学来说，翻译文学既是“媒婆”（郭沫若语），也是“奶娘”（郑振铎语），翻译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是功不可没的。书写中国现代翻译文学史，当然少不了对现代翻译家历史地位的塑造。因此，在展示每一个历史时期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系时，我们有必要设立专节对这一时期翻译家的学术成就加以陈述。
第四 文学现代性追求与儒家思想传统
在世界历史已经进入21世纪的时候，回首中国文学在20世纪的百年历程，我们一方面为它虽然步履蹒跚却一往直前的坚毅而心生敬佩，另一方面也为它的创作单薄、成就不高而扼腕叹息。在众多对20世纪中国文学的反思中，青年学者葛红兵的声音虽然有些尖刻、有些刺耳，但他对整个世纪中国文学的世界性含量的评估还是有理有据的，他说：“纵观20世纪中国文学，我们没有看到哪一个作家，是创造了既不同于中国文学史上既有表现图示，又不同于外国文学史上任何文学表现图示的独特的文学表现新图示的。大多数作家在二者之间选其一端而用之，是拿来主义的，而不是独创主义的。”葛红兵：《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写一份悼词》，《芙蓉》，1999年第6期。正因为只有拿来而无独创，所以葛红兵认为，20世纪的中国作家中没有产生像普鲁斯特、马尔克斯、福克纳这样的世界级的作家。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在20世纪这个风云变幻的时间版图里，虽然尖锐的文化冲突、不断的战斗纷争给世界各族人民生命财产带来了极大的伤害，但现实的纷纭丰富又给全世界所有的作家都提供了展示自己创作才华的历史舞台，为什么在英国出现了艾略特、叶芝、高尔斯华绥，在法国出现了萨特、加缪，在美国有海明威，在苏俄出现了肖洛霍夫、帕斯捷尔纳克、索尔仁尼琴，在日本有川端康成，唯独中国没有出现这样的大师级人物呢？20世纪中国文学一直在追摹西方风潮，只是一味的提倡“拿来”主义，忘记了对自己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创化，也就无怪乎没有产生屈原、李白、曹雪芹这样的彪炳千秋、光照四海的世界级文学巨匠了。在此，我有意于对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追求与儒家思想传统的紧张关系作一阐述，找出在力图打倒传统的思想中，我们的现代文学出现了哪些弊端，并尽量回答这样的问题：为什么说要想在文学上成就大手笔，我们就不能离开传统？在中国特定的文化语域中，我们应该把持怎样的现代性观念才是比较合适和客观的？
“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儒家思想传统
中国现代文学的出现是以“五四”新文化运动为契机的，在“五四”时期，对传统的批判之声不绝于耳，反传统成为了这一时期的思想主潮。“五四”文化运动的主将们，不管其思想背景和学术观念如何的不相一致，但在反对文化传统尤其是儒家思想传统上却达成了天然的默契，虽然他们对儒家思想的理解各自不同，而且颇多偏颇。为了推倒传统文化之墙，他们不惜将丰富的儒家思想简单化，而且将历时的儒家经典共时化，以其中的某一端来指涉所有，从而大加讨伐，这种对儒家思想的片面理解和偏激的批驳，给中国现代文学和文化带来了许多的负面影响。
众所周知，陈独秀反对中国传统的态度是简单而确定的，他以为所有儒家思想与规范的发展都是孔子思想有机性的衍发，因此把儒家思想当成一个以“礼教”为中心的整体模式来加以全面的攻击。他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国势积弱、灾难深重都是得因于孔教：
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具，鄙人皆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盖秦火以还，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二千年来讫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陈独秀：《答俞颂华》，《独秀文存》，第3卷，上海书局，1922年版，第68页。
当有人提出应把孔子的原始思想和后来的儒学加以区分时，陈独秀则把孔教与佛耶二教相提并论。他说：
鄙意以为佛耶二教，后师所说，虽与原始教主不必尽同，且较为完美繁琐。而根本教义，则与原始教主之说不殊。如佛之无生，耶之一神创造是也，其功罪皆应归之于原始教主圣人……孔子之道亦复如是。陈独秀：《答常乃惪》，《独秀文存》，第3卷，上海书局，1922年版，第25～26页。
为了达到彻底打倒儒家传统的目的，陈独秀甚至直接表明观点：传统文化与提倡科学和民主的“五四”新思潮是相违背的。他写到：“要拥护那德先生，便不得不反对孔教，贞节，旧伦理，旧政治。要拥护那赛先生，便不得不反对旧艺术，旧宗教。”陈独秀：《本志罪案之答辩书》，《新青年》，第6卷第1号，1919年1月。
与陈独秀同为安徽老乡的胡适，虽然并不蔑视孔子，他看到了孔子思想中的一些闪光点——如对忠、孝、仁、爱等等行为的价值肯定。但他同时认为这些价值是人类共同的理想，为世界各个文明所共有，不足以揭示中国传统的特性，中国传统的特征就是中国所“独有的宝贝”：“八股、小脚、太监、姨太太、五世同居的大家庭、贞节牌坊、地狱活现的监狱，以及板子夹棍的法庭。”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胡适论学近著》，上海书局，1935年版，第483页。他指出：“讲了七八百年的理学，没有一个理学圣贤起来指出裹小脚是不人道的野蛮行动，”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胡适论学近著》，上海书局，1935年版，第483页。反而大家崇信“‘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的吃人礼教”胡适：《再论信心与反省》，《胡适论学近著》，上海书局，1935年版，第483页。。胡适并没有把这些罪孽归因于生物和环境的影响，而说是“祖宗造的孽”。既然传统中国人的心灵是罪孽深重的，那么在胡适看来，中国文化中的每一成分都是含有此种特性的。因此，攻击中国传统，如果要有用的话，就必须是整体性的打倒。
“打倒孔家店”、“重新估定一切价值”，尼采的怀疑精神一旦进入中国领地，就变成了与传统势不两立的决绝主义，这种决绝主义在胡适和陈独秀那里取得了高度的统一。在1918年10月15日出版的《新青年》上，胡适与陈独秀联合答复一位读者来函时，他们答道：“旧文学、旧政治、旧伦理，本是一家眷属，固不得去此而取彼。”《新青年》，第5卷第4号，第433页。对传统批判的不留余地，试图整体性的加以颠覆，这在陈、胡二人看来，是新文化运动必须把持的基本原则。
新文化运动的另一位主将鲁迅，则主要是通过自己的文学作品，包括小说、散文和杂文等，来全面的批判传统文化。被称为新文学“开篇之作”的《狂人日记》，取了俄国作家果戈理的小说之题，表达了一个很单一的主题：儒家文化是吃人的文化，儒家传统是几千年吃人的传统。“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用“吃人”两字为几千年的古代文化作了一个总结。在另一篇小说《故乡》里，活泼的少年闰土因为传统思想的浸染，变成了麻木的中年闰土，面对昔日的玩友居然喊出“老爷”，小说中的“我”不禁痛心疾首。在鲁迅看来，闰土的心灵变迁无疑是封建传统欠下的又一笔血债，其中儒家的等级制度罪在其首。对儒家文化的偏见影响到了鲁迅对儒家经典、对古代书籍的态度。1925年应《京报副刊》的征求，鲁迅为青年读者开列了“青年必读书”，虽然并没有拟出明确的篇目，但在附注中鲁迅写到：“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鲁迅：《青年必读书》，原载《京报副刊》，1925年2月21日。明确表示了对古代典籍的反感和拒斥。
可以看得出，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们，无论是陈独秀、胡适，还是鲁迅，都对传统文化持整体性的批判态度，对儒家思想采取了极为偏激的攻击和否定，这是中国新文化的思想基点，也是中国现代文学的思想基点。有了这种与传统断裂的思想作铺垫，中国现代文学便从民族的文化传统中游离出来，从此踏上了追随西方的不归之路。
现代新儒学与儒家文化
相比之下，现代新儒家们对变革时期的中国传统文化的态度要冷静和客观得多。辜鸿铭一生以英语著书，他的著作大都是以肯定儒家文化的价值，维护中国传统的尊严为核心，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在《中国人的精神》（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辜氏在把儒家文化与欧洲和希伯来文化相比较的基础上，对孔子主张的“义”和“礼”进行了极力的赞扬，称之为“良民宗教”。他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