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与现代作家构成对话关系。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对话关系，是指翻译文学为中国现代作家提供了观察世界的眼光、方法和思想，提供了审视社会和自我的哲学观和人生观，现代作家又通过自己的文学创作对翻译文学加以回应，对外国文学家提供的艺术摹本从思想观念到表现方法再到情节结构和文学素材等进行吸纳、整合，进而成功地实现创造性的转化。这种对话关系的存在，使我们能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思考与文学创作的实践活动中，清楚地感受到一些外国作家对他们的影响和启迪，以及在这种影响和启迪下中国现代作家思想观念和创作水平的不断深化、中国现代文学在各方面的发展与进步。例如挪威戏剧家易卜生，就是一位与中国现代作家展开了强烈的精神对话的文化巨人。早在1907年，鲁迅就在《河南》月刊第二、三、七号上连续发表了《文化偏至论》和《摩罗诗力说》，两篇文章中都提及易卜生，在前一篇里，鲁迅说易卜生是崇信个性解放的善斗的强者，“以更革为生命，多力善斗，即忤万众不慑之强者”。在后文中，他又称颂易卜生为捍卫真理的勇士，之所以写出《社会之敌》《人民公敌》，是因为“愤世俗之昏迷，悲真理之匿耀”。剧中主人公斯托克曼（斯多克芒）医生宣传科学，为民请愿，“死守真理，以拒庸医，终获群敌之谥”。“五四”时期的时代需要，使易卜生和他的戏剧作品受到格外的推崇。《新青年》1918年6月刊登“易卜生专号”，形成了易卜生介绍和翻译的热潮，胡适的《易卜生主义》、袁振英的《易卜生传》以及周瘦鹃、潘家洵对易卜生戏剧的翻译，一时间成为那个时代非常有影响的文章和译著。其中，潘家洵的《易卜生集》在1921年和1922年问世，更标志着易卜生在中国的翻译和传播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与此同时，中国现代文学界对易卜生进行了及时的反馈，现代作家围绕易卜生文学思想中提出的问题进行了激烈的争辩、深入的反思，并在自己的创作中作出了相应的反响。归纳起来，易卜生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主要表现为三个方面：第一，引发了关于“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激烈论争。第二，带来了“五四”“问题小说”的创作热。在易卜生的影响下和对中国现实的观察中，鲁迅、叶圣陶、冰心、王统照、许地山等“五四”作家通过大量的小说创作，来反映关于人生、恋爱、家庭、儿童和女性命运等“五四”时期人们面临的种种问题。第三，使“五四”文学作品中出现了许多类似易卜生《玩偶之家》中的“娜拉”那样的“叛逆”女性。有代表性的如田亚梅（胡适《终身大事》）、曾玉英（熊佛西《新人的生活》）、吴芷芳（侯曜《弃妇》）、卓文君（郭沫若《卓文君》）、素心（欧阳予倩《泼妇》）、郑少梅（白薇《打出幽灵塔》）、蘩漪（曹禺《雷雨》）、子君（鲁迅《伤逝》）、梅行素（茅盾《虹》）等等。这些叛逆女性的出现，集中反映了“五四”作家对当时妇女命运的异常关切，也体现了对易卜生的文学翻译给中国创作界带来的巨大影响，体现了中国作家与易卜生之间的对话关系。
其次，与时代风潮构成呼应关系。一时代有一时代之文学，一时代也应有一时代之文学翻译，因此，只有同中国现代的社会政治、同现代时期的时代环境构成了应和关系的汉译外国文学，才可能作为被认可的翻译文学载入历史名册。中国近现代是一个充满了动荡、矛盾和纷争的时代，随着传统价值体系的溃塌，人们渴望尽快觅得新的思想、新的价值观念，而新的思想、新的价值体系的建立就必须别求于异邦，就必须发扬“拿来主义”的文化借鉴精神，通过借助翻译输入外来思想和文化，从而带来中国新文化的建立与发展。思想启蒙是“五四”新文学的时代主题，周作人在“五四”时期曾呼吁建设“人的文学”、“平民文学”，其后，文学研究会又积极倡导文学为人生的创作主张，在这个时候，体现出“为人生”理想的文学翻译自然才与时代合拍，只有在这一点上，茅盾才认为：“翻译文学作品和创作一般地重要，而在尚未有成熟的‘人的文学’之邦像现在的我国，翻译尤为重要；否则，将以何者疗救灵魂的贫乏，修补人生的缺陷呢？”茅盾：《一年来的感想与明年的计划》，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6月版，第231～232页。五四时期中国作家关于“娜拉走后怎样”问题的讨论，实际上也是由易卜生激发的中国作家对当时中国妇女命运的探讨，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易卜生翻译与“为人生”的现实要求之间的契合。20世纪20年代时，郑振铎曾经指出，对西方文学的翻译介绍，必须考虑国内的具体情况，才会有力量，才能影响一国文学界的将来，因此他说：“现在的介绍，最好是能有两层的作用：一、能改变中国传统的文学观念；二、能引导中国人到现代的人生问题，与现代的思想接触。”郑振铎：《俄国文学史中的翻译家》，《改造》，第3卷，1921年第11期。郑振铎这段话中的第二点，实际上就是强调文学翻译要与时代密切关联。“五四”退潮之后，对俄国文学的译介逐渐取代西方近代文学而成为中国翻译的热点，别林斯基、托尔斯泰、车尔尼雪夫斯基、高尔基等俄苏作家和理论家被相继介绍到中国，为什么中国翻译界对俄苏文学如此感兴趣？对此瞿秋白有一段精彩的阐述，他说：“俄国布尔什维克的赤色革命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生出极大的变动，掀天动地，使全世界都受他的影响。大家要追溯他的远因，考察他的文化，所以不知不觉全世界的视线都集中于俄国；而在中国这样黑暗悲惨的社会里，人都想在生活的现状里开辟一条新道路，听着俄国旧社会崩裂的声音，真是空谷足音，不由得动心。因此大家都来讨论研究俄国。于是俄国文学就成了中国文学的目标。”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3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54年版，第54页。此外，20世纪30年代西方现实主义作品翻译在中国的盛行，40年代前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文学在延安的译介等等，都反映了翻译文学与时代的应和关系。从另外的角度来看，上述翻译事实也说明，只有在时代召唤中适时出现的翻译文学，才可能为自己铸就具有历史合法性的价值基础。
第三，在语言组织上，与本土文学创作构成张力关系，并有效促进本土文学创作在语言运用上的发展与突破。翻译文学的语言组织与中国现代作家的文学创作之间究竟存在怎样的关系？是完全等同还是具有差异？既能创作又能翻译的现代作家在进行创作和翻译时，是使用两套不同的话语还是使用相同的语言思维形式呢？要确定翻译文学是否具有独立价值，我们就必须对这些问题作出明确的回答。我们知道，文学创作和文学翻译尽管都属创造性活动，但二者在语言组织中所遭遇的阻力是不相同的，在文学创作中，作家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如何把自己对社会人生的思考直接转化为富于艺术性的语言现实，而文学翻译则不得不照顾到原有文本，因而在语言的使用上是既有所依靠又有所“顾忌”的，英国翻译学家泰特勒（A·F·Tytler）曾指出，好的翻译应遵守“三原则”：“一、译文必须能完全传达出原文的意思。二、著作的风格与态度必须与原作的性质是一样。三、译文必须含有原文中所有的流利。”泰特勒：《论翻译的原则》，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2页。泰特勒的话尽管夸大了翻译中原作对译文的决定性作用，但在强调翻译受限于原文这一点上还是站得住脚的。因为既要考虑译用语言的特征，又要考虑对原文的意义、风格和行文特点的尊重，所以在语言的组构中，文学翻译便与作家的文学创作拉开了距离，二者之间具有了一定的张力。在这种张力关系中，翻译文学的语言选择对现代文学创作的语言运用有着很大的影响。比如现代文学中的“欧化”倾向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陈子展说，文学革命以后，“一时翻译西洋文学名著的人如龙腾虎跃般的起来，小说戏剧诗歌都有人翻译。翻译的范围愈广，翻译的方法愈有进步，而且翻译的文体都是用白话，为了保持原著的精神，白话文就渐渐欧化了。”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2002年版，第95页。这是对当时文学翻译情形的准确描述，这种情形的出现给现代作家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创作理念，即主张用欧化语言来进行文学创作，傅斯年在《怎么做白话文》一文中就提倡要“直用西洋文的款式，文法，词法，句法，章法，词枝……一切修辞学上的方法，造成一种超于现在的国语，欧化的国语，因而成就一种欧化国语的文学”傅斯年：《怎样做白话文》，《新潮》，1919年2月。。傅斯年的主张代表了“五四”时期新文学建设策略中的一种重要思路，“五四”文学运动是以打倒旧文学，创建新文学为目标的，但打倒旧文学容易，创建新文学却任务艰巨。新文学如何创建，当时并没有现成的标准可以依凭，胡适当年就把希望寄托在文学翻译上，他说：“怎样预备方才可得着一些高明的文学方法？我仔细想来，只有一条法子：就是赶紧多多的翻译西洋的文学名著做我们的模范。”胡适：《建设的文学革命论》，《胡适说文学变迁》，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版，第56页。现在看来，胡适的这番话的确具有远见卓识。回顾近现代的文学翻译和文学创作的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从语言运用的方面而言，对白话语言在文学表达上的可行性是先在翻译文学上取得成功后，再由现代作家落实在文学创作上的。正如郑振铎在肯定清末文学翻译对新文学创作的重要意义时所说的那样：“中国的翻译工作是尽了它的不小的任务的，不仅是启迪和介绍，并且是改变了中国向来的写作的技巧，使中国的文学，或可以说是学术界，起了很大的变化。”郑振铎：《清末翻译小说对新文学的影响》，转引自陈福康《中国译学理论史稿》，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229页。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作品的语言形态，从词汇、句法到语法规则，都与翻译文学的“欧化”语言有密切的关系，而且许多正是翻译文学影响下的结果。
如何重写翻译文学史
弄清楚了翻译文学和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关系后，我们最后来谈谈现代翻译文学史的书写问题。以前对“翻译文学史”的编写是相当薄弱的，不仅数量少，而且质量上也有很多欠缺。谢天振先生在《译介学》一书中，曾介绍了国内先后出现的两本翻译文学史著作，一本是阿英的《翻译史话》，另一本是北京大学西语系法文专业57级全体学生编著的《中国翻译文学简史》，但前者只写了开头四回就辍笔，而后者只有对文学翻译事件和文学翻译家的评述和介绍，因而只能算一部“文学翻译史”，而不能算是“翻译文学史”。可见，就现有状况而言，国内对翻译文学史的研究和编写还处于相当滞后的阶段。要编写翻译文学史必须首先对翻译文学史加以准确的定位，那么如何认识翻译文学史的性质呢？有学者认为，“翻译文学史就是对翻译文学在原语与译语两种语境相互作用下的解读史”刘耘华：《文化视域中的翻译文学研究》，《外国语》，1997年第2期。。这种看法虽然注意到了翻译文学在语言转换中所表现出的独特性，但没有认识到翻译文学与中国现代文学之间的密切关系，因而对于我们编写翻译文学史来说并无多大助益。在我看来，现代翻译文学史实际上就是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史，翻译文学史的写作只有放在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关联与互动，放在现代文学的现代化进程的历史语境中，才可能具有现实价值和可操作性。
既然翻译文学史是翻译文学与现代文学的互动关系史，那么我们为翻译文学写史就应当考虑顺着现代文学的发展线索来展开对翻译文学的历史叙述。因此，现代翻译文学史必定涉及到对这些关系的阐述：文学思潮、流派与翻译文学、文学期刊与翻译文学、时代变革与翻译文学、作家创作与翻译文学等等。对这些关系的仔细清理和深入阐释，将构成现代翻译文学史的基本构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