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外源性现代性，其特殊性在于：一方面受到西方文化的强烈的冲击与影响，师夷长技以制夷，学习西方发展自我，因而其发展是被迫的；另一方面，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在中国传统文化内部发生裂变的，因而受到传统思想及文化的制约和影响，其发展是由被动到主动的。总体说来，中国现代文学是在西方文化强势冲击的背景下进行的自我认同和自我建构。一向非常自尊的中国人和中国文学，面对强势有力的西方文明、文化，首先表现出的是一种卑怯自轻的自我体验和在这个世界中艰难的自我认同。中国人从心理上接受外来的强势文明必然经历一番的痛苦挣扎、体验与接纳，同时它也需要对传统进行判断与扬弃。在体验接纳西方文化，判断扬弃传统文化的过程中，自我主体的处境会面临一种尴尬，甚至是一种荒凉，从张爱玲的小说中就能看到这一点。
张爱玲关注传统与现代交替过程中女性的生存处境，一方面源于传统与现代交替中女性个体内在的荒凉，同时也与张爱玲自身的孤独、悲凉的人生经历有很大的关系。
张爱玲生于一个没落的贵族世家，有着遗少气息的父亲与充满新思想的母亲之间的分歧越来越大直至二人离婚。父母的离婚，父亲的再娶，母亲的出洋，后母的威压，带给张爱玲童年的是绚烂的苍凉。张爱玲逃离这个给了她生命与痛苦的旧家庭，执笔为文步入文坛，享受了最为繁华美丽的写作人生，又遇见胡兰成结成红尘夫妻直至婚姻失败情感受创，她几乎阅尽了人生的悲凉，体悟到人生素朴、琐碎、繁杂背后的真实荒凉。新中国的成立，给曾经拥有尴尬婚姻的张爱玲增添了一些选择砝码，她最终选择了旅外生活，正如她在小说中描写的人物苍凉的手势，张爱玲以苍凉美丽的手势告别上海，上海对她来说渐行渐远。她自己像无际海洋上的一艘孤轮，只希望找到一个平静的地方，安放自己疲惫的心灵。在麦克道威尔文艺营，她结识了比她大三十岁的美国作家莱雅并第二次结婚，直至莱雅中风后去世，张爱玲再次失去了她的精神家园。童年不和睦的家庭带给张爱玲的是无爱，乱世里的婚姻留给她的是爱情的短暂、失败。中年，当莱雅从她的身边再次永远地消失时，无爱与爱情都已尝过的张爱玲，选择了大隐于世的生活以完满自己的人生。人生道不尽的平淡、沧桑和自然，增加了张爱玲对生命的天籁境界的感悟，正如她说过的：人生是在追求一种满足，虽然往往是乐不抵苦的。洞察了人世的繁华、沧桑、素朴、惨淡，大彻大悟的张爱玲在常人不可想象的孤寂、静谧和沉寂中拥抱了生命不能承受之重，在生命的时空轮回中升华。
了解张爱玲的生平和经历有助于我们深刻地了解她苍凉的写作风格，她以苍凉之笔铸就华美的篇章，写就了人生苍凉背后永恒的启示，完成了她一生“喜悦”里充满苍凉的传奇人生。
（第一节）绚烂苍凉与横空出世的写作
张爱玲写就了《传奇》，《传奇》的核心词是“苍凉”；张爱玲和她的生活本也是一部传奇，这部传奇也是苍凉的。
幸而不幸的生活——绚烂苍凉
张爱玲是幸运的，中西合璧的家庭文化使张爱玲获得一份奢侈的文明享受，她如鱼得水般地获得了广博的文化滋养。父亲张廷重喜欢看旧章回小说和通俗小说，喜欢填词赋诗，父亲书房里的《红楼梦》、《三国演义》、《醒世姻缘传》、《歇浦潮》、《海上花列传》等小说给了张爱玲厚实的传统文化的滋养。母亲是一个富有新思想、年轻有学问、出过洋、见过世面的新女性，她的西式教育理念让张爱玲对外面的世界充满了新鲜与好奇。受传统文化的影响，张爱玲喜欢通俗的日常人生故事，喜欢故事背后对人们的启示意义。受母亲的感染，张爱玲喜欢五四新文学作品以及外国毛姆、萧伯纳等作家的作品。于是，对传统文学的依恋和对新文化生活的向往加深了张爱玲对文明趋势的感知，培养了她丰富而准确的文字文学理解力和表达力。
张爱玲是不幸的，张爱玲的父母因文化崇尚及世界观的分歧产生的家庭内战及至父母的离婚，无疑对张爱玲产生很大的影响。家庭的破裂，父亲的再娶，继母的挑拨，穿继母穿剩的暗红色的棉袍，使张爱玲越来越内向、冷漠和羞怯，张爱玲被父亲关押囚禁的日子里差点送了命，所有这一切使张爱玲对亲情十分淡然，她以后在写作文章中也很少描述亲情。
张爱玲的童年是绚烂的，贵族世家的血统和文化气息提供了张爱玲成长的有利条件，父母的国学底子很好，尤其是母亲在张爱玲不谙诗意时就教育女儿背诵唐诗宋词，这样的熏陶和记忆有助于她的艺术直觉的养成；同时母亲高雅的气质和美丽的装扮给了张爱玲深刻的影响，她巴望着自己快快长大，设想着自己八岁开始梳爱司头，十岁穿高跟鞋，十六岁吃粽子……总之，张爱玲的童年开始还算是温馨。母亲的留洋及归来，带给张爱玲的是西方的新鲜气息，自由、轻松、快乐是这段生活的特点。母亲在家里弹琴诵诗，表演恋爱剧，并且给爱玲讲述西方的社会，和爱玲散步，把张爱玲送进学堂接受新式教育，这些对张爱玲敏锐感知力的形成有很强的影响。后来张爱玲在文章中描写到，在母亲的家的映衬下，父亲的家更有一种颓丧的色彩。她这样描述自己的感受：
（父亲与后母结婚之后）我们家搬到一所民初式样的老洋房里去，本是自己的产业，我就是在那房子里生的，房屋里有我们家太多的回忆，像重重叠叠的照片，整个的空气有点模糊。有太阳的地方使人瞌睡，阴暗的地方有古墓的清凉。房屋的青黑的心子里是清醒的，有它自己的一个怪异的世界。而在阴暗交界的边缘，看得见阳光，听得见电车的铃与大减价的布店里一遍又一遍吹打着“苏三不要哭”，在那阳光里只有昏睡。父亲的房间里永远是下午，在那里坐久了便觉得沉下去，沉下去。
父亲的家给张爱玲的感受是模糊的、使人瞌睡的、有着古墓的清凉，坐久了便觉要沉下去。这是张爱玲对父亲家的印象，更是张爱玲对传统文化的印象。传统文化留给张爱玲的是刻骨的记忆，是她出生的地方，是她血肉和精神不可缺少的一部分，虽然这个传统文化和家注定要衰落下去。于是张爱玲感受到末世文明的苍凉，同时也从中汲取了传统文化的精华。此时五四运动之后的上海是一个文艺荟萃之地，各种思潮，各式文艺百舸争流，新旧小说并存，革命文学与通俗文学并生，中西文化共荣。在这种丰富浩繁的文化情景中，少年的张爱玲既在家庭中受到母亲的影响和支持，又在外界细心捕捉艺术的感受、汲取艺术领域的营养，这无疑是童年最绚烂的记忆。
良好的氛围和学习造就了天才的张爱玲，张爱玲在《我的天才梦》一文中，曾详细追忆童年的创作。七岁时写了第一部小说，一个家庭悲剧；第二部小说是关于一个失恋自杀的女郎，从上海乘车到西湖去自溺；八岁时还尝试写了一篇题为《快乐村》的类似乌托邦的快乐小说；小学时写的有头有尾的小说在同学间传看，十四岁写出了《摩登红楼梦》，父亲张廷重颇为满意，还亲自替张爱玲拟了回目；到了中学，张爱玲写出了《看云》、《霸王别姬》，于青在《张爱玲传》中说：它（《霸王别姬》）虽根据《项羽本纪》改写，她写作技巧的圆熟和思想的清晰，令人击案称叹，与正名声大震的郭沫若的《楚霸王之死》相比较，也觉犹过之而无不及。这是对张爱玲极大的肯定与极高的评价，将初出茅庐的小女子之作与名声赫赫的郭沫若相比较，正如20世纪40年代傅雷对张爱玲的小说《传奇》的评论，是张女士迄今最完满的作品，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这些都可以看出张爱玲出众的天才。凭借聪明才智和努力，十七八岁的张爱玲考取了香港大学，然而战乱使张爱玲失去了进一步出国学习的机会。
张爱玲是幸运的，她的艺术天才也是光彩耀眼的，然而在这些耀眼的艺术创作背后却是张爱玲不尽的苍凉人生。张爱玲的母亲是一位具有新思想的女性，在上海的广阔空间自由地呼吸着新鲜的时代空气，这令思想保守的丈夫极为不满，于是张爱玲的父亲想方设法干涉张爱玲母亲的行动，一方面通过嫖妓、抽大烟花钱，一方面不断地骗取张爱玲母亲的资财，张爱玲的父亲天真地以为花光了妻子的钱，妻子就不会再出洋了。然而这更加剧了夫妻二人的矛盾直至二人离婚。家庭破裂，这件事对张爱玲有着重大的影响，原本内向的爱玲变得更加沉默了。后来父亲的再娶，后母的挑拨增加了张爱玲人生的荒凉之感，她第一次感觉到这座古老宅房里传来的说不清的苍凉之情，对家有着一种疏远之感，对父亲敬而远之，张爱玲对着月亮思考着一个家族的兴衰，由此张爱玲的小说也与月亮结下了不解之缘。家庭的分裂与重组及对张爱玲的影响，使家庭生活开始在张爱玲的记忆里褪色。尤其是后母的挑拨，张爱玲被父亲毒打并被拘禁起来，家的意蕴中有隐含着一种杀机，映衬在张爱玲以后小说的创作中，就是“家”是一个人生命的诞生地，它以吸附的方式对生命进行迫害和扼杀。在张爱玲的笔下，这时候，往日仅仅给她颓丧之感的家露出了另一重面目：
我生在里面的这座房屋突然变成生疏的了，像月光底下的，黑影中现出青白的粉墙，片面的，癫狂的……楼板上的蓝色的月光，那静静的杀机。
张爱玲在被拘禁的屋子里挣扎、抗争，但无济于事，什么也打动不了父亲的心，甚至患了痢疾、病得快死的张爱玲也没有撼动父亲的心，张爱玲内心的恐怖已变成一种梦魇。直至张爱玲的保姆何干以张爱玲故去的祖母托梦来威胁张爱玲的父亲，才使张父就范，请来了医生医治张爱玲并释放了她。张爱玲内心的恐怖有更深广的内容，借助突发事件她似乎窥见了一种真相：其实就是人生的一种荒凉存在，没有什么因果。重见天日的张爱玲走在寂寂的寒冷的街上，对只有一片寒灰的世界都有一种难以言说的感情：我在街沿急急走着，每一脚踏在地上都是一个响亮的吻。虽然张爱玲看透了生活，但张爱玲并不是一个悲观厌世者。
逃离父亲的家，回到心理和精神上一直向往的母亲的家，面对母亲和母亲培养淑女的期望，接着张爱玲发现的是紧张、恐慌和困难，还有金钱上的窘境。
仰脸向着当头的烈日，我觉得我是赤裸裸地站在天底下了，被裁判着像一切惶惑的未成年的人，困于过度的自夸与自鄙。
张爱玲在父亲的家里被父亲囚禁，充满愤激，渴慕自由，逃至母亲的家，现实的问题给张爱玲带来的是犹豫和彷徨，对于一系列的窘境，她没有完全的准备。而且母亲对她的苛责也使她失去了一些自信。由此，对张爱玲来说，家失去了常有的诸如避风港、温暖的巢之类的心理上和精神上的意义，她完全处于“家”的边缘，从她的自我“赤裸裸”的感觉，我们可以看出她自怜与自卫的奇特心态。这种特殊感觉中的“家”便成为后来张爱玲小说中的现代意义上的“家”——人物生活的内室，吸附又拒斥着家中的成员，使人物处于荒凉的境地。
横空出世的写作与苍凉的基调
逃离父亲的家，张爱玲到香港大学去读书，按照父母当初的约定，由父亲来负责张爱玲的学费。珍珠港事件爆发，大学停课，张爱玲从香港大学退学，回到上海，告别了学生时代，进入了创作兼谋生的新天地。
考量张爱玲的写作，一方面家庭生活及家庭文化给了她很大的影响，另一方面，张爱玲在香港大学的生活也给了她很多的灵感和启示。在香港大学读书期间，1941年，日军开始进攻香港，港大变成了一个临时的救护所。在危难中，张爱玲看到了战争及战争中同学的表现，这使她更深刻地认识了生活的本质。战争中，有生的无奈、活的荒谬。战争使生活发生了突然的变化，产生了人生无常的荒谬与荒凉生存的境地。一个名叫艾芙林的学生，身经百战，来自内地，竟然第一个受不住战争的恐怖，而另一个同学，也是张爱玲的好友——炎婴却在战争的恐怖中泼水唱歌，苦中作乐，危中求安。尤其是战争期间的危难和迷乱促成了男女同学间本无爱意的男女之事。战火稍稍停息，在香港就会重新发现“吃”的喜悦。张爱玲在《余烬录》中说：可怜又可笑的男人或女人，多半就会爱上他们最初的发现。这些战乱中的男女之事及人们的生活态度加深了张爱玲对生活的深度体验，这种体验就是张爱玲小说中通过对日常生活的描写所反映的特有的无奈感和凄凉感。
张爱玲的写作有着一定的转机。她先是用英文写作谋生，后来认识了母亲的一位远房亲戚——园艺家黄岳渊先生，经过黄先生的介绍，张爱玲拜访了文坛宿将、《紫罗兰》的主编周瘦鹃先生，发表了她的《沉香屑—第一炉香》、《沉香屑—第二炉香》，后来又在上海《杂志》、《万象》等杂志上发表了《茉莉香片》、《心经》、《倾城之恋》、《连环套》、《红玫瑰与白玫瑰》等，震惊文坛而且一炮走红。
思考张爱玲的小说创作，20世纪40年代抗战相持阶段，复杂的政治环境提供了她小说生存的一个契机。抗战使得文艺界形势复杂化，敌伪政府的新闻检查也相当严密，作家的写作也受到一定的限制。在这一特殊的环境下，张爱玲独树一帜，关注战事以外的日常人生、凡人琐事，集古典佳韵现代风情于一体，体现了张爱玲独特的才华。随着第一本小说集《传奇》的出版发行，张爱玲轰动了上海文坛，张爱玲感觉到出名的热望及其背后不可忽视的威胁，对于人生经历并不丰富的张爱玲，她在自己存有的经验中，依靠着自己敏锐的文字感知和直觉，也感受到一种危机、困惑与苍凉。出名要快！快！迟了就来不及了。时代是仓促的，我们文明的升华和浮华，都要成为过去，她的小说最喜欢用的“苍凉”一词的背后是因为在她的脑海中总感到有隐隐的威胁。
张爱玲的小说在当时风靡一时，虽然有人说，1943年的中国文学史应该记录下张爱玲及其《传奇》的名字，张爱玲在文坛上是成功的，然而细读张爱玲的小说，我们仍能感受到张爱玲内心及其作品中的荒凉和焦灼。我们引用傅雷的评价来说明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