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到了张爱玲的手里，从政治走向民间，走向普通的小市民的生活，张爱玲侧重于从个人内心、从具体人性的角度去探讨、思考人的价值理性存在、个人存在价值。与启蒙现代性文学相比较，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是站在日常生活的立场，关注个体生理、心理和生活的现实欲求，张爱玲不注重文学的先验主旨，而重在小说故事给读者的启示。由此，出现了一种文学现代性写作的转型，关注、叙述日常生活及人的基本欲求，形成对启蒙现代性宏大叙事的一种解构，启示着文学创作的另一价值取向。李自芬在《现代性体验与身份认同：中国现代小说的身体叙事研究》一文中指出：从现代性的西方起源语境来说，日常生活被赋予价值，这是现代性的一个重要发展方面，它是个体获得自由的一个标志，个人可以自由地表达自己的独特个性特征……这种叙事自身演变成为一条流淌不断的潜流，从鸳鸯蝴蝶派的‘言情小说’到二三十年代张资平、叶灵风等人的‘艳情’小说，从施蛰存、刘呐鸥、穆时英等几位代表的‘现代派’的都市生活描写到40年代张爱玲等人对都市人生的刻写，它以日常生活叙事的身体体验构成对宏大叙事的精神架构的解构。与茅盾等人所表达的现代性理解不同，30年代的现代派，以及40年代的张爱玲等人的小说关注的就是在时代变迁中的身体体验：世俗男女的日常生活需要与追求，以及这种追求如何得到满足或者怎样受到挫折。他们的身体不再是国家民族、时代话语的承担者，而是个人在日常生活中的现实呈现。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叙事的一个重要转变，是对具体的人的关注与重视，启蒙现代性到日常审美现代性的转变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跃进。
启蒙现代性文学中的“人”的个体存在让位于民族的独立、国家的解放，文学中的“人”是一种工具性存在；审美现代性文学以日常生活中个体人的存在为书写对象，构成一种对启蒙现代性文学的追问与反思，个体的人在审美现代性文学中成为文学表现的目的。由此审美现代性文学与启蒙现代性形成了一种对比，也开启了文学写作的重要领域。中国现代文学从鲁迅到张爱玲，有着长足的发展与变化，其间有着一定的继承性，他们都关注女性（妇女）问题，但关注的本质是不同的。鲁迅小说塑造人物的一个手法是勾灵魂，但勾灵魂的本质在于揭示外在社会和制度的原因，鲁迅对祥林嫂、爱姑、子君等女性形象的刻画，表现人物内心的同时更注重从社会和经济的角度来看待妇女解放问题的，这些妇女从愚昧的受害者到梦醒后的痛苦者，走的是“梦醒——醒后无路”的困惑之路，通过这些女性形象的塑造，鲁迅迸发的是改造社会的强烈愿望。张爱玲则是从日常生活审美的角度审视她笔下的女性，张爱玲笔下的女性白流苏、葛薇龙、王佳芝等是清醒的沉沦者，这些女性的痛苦不仅是妇女需要依附于男人而存在，更多的是源自于女性内在的、普遍的人性的弱点，张爱玲通过女性婚恋生活的不幸和她们自愿跌入这种不幸之谷却不思抗争的悲凉的故事，表达了她对这些女性女奴灵魂痛苦的拷问和对民族文化心理的深切反思。对此，段金花写到：张爱玲在女性解放问题上继承并发展了鲁迅的思想，由经济原因（外因）转向对女性的自审（内因）。由此看来，张爱玲在对人的关注上比鲁迅走得更远些，虽然她笔下的故事外表上呈现出一种通俗爱情故事的现象，但绝非普通的通俗小说。
文学是生活的反映，文学的现代性更注重人的主体性的描写。以五四文学、左翼文学为主流的中国现代文学，注重“时代”斗争“革命”人生等新旧、善恶分明的大主题的写作，忽略了日常生活个体人的现代性主体的真实状况。当然，文学反映生活，文学现代化的多样化还需要有不同的声音的言表，忽视任何一个方面，都不能构成20世纪中国文学的完整性，探寻研究以日常生活为写作内容的张爱玲小说便具有了一定的意义。
孟悦在《中国文学“现代性”与张爱玲》一文中阐述她自己的观点：我把中国文学的‘现代性’看成一个开放的写作领域。至于西方关于‘现代性’的种种界定，我以为不过是一种曾经获得了话语权威的‘现代观’。“孟悦同时指出：她（张爱玲）的作品使我们有可能把关于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讨论具体化为中国现代文学写作的研究，即如何以‘现代’这样一种尚待实现的、抽象的历史时间价值去创造‘中国’的空间形象，如何使一段‘未完成’的历史中的中国生活体验作新的、现代的叙事想象力。”五四现代观“衍生的现实观和表现观促生了中国现代新文学，同时也限制了新文学的视野。它不能从关注全社会的立场解决新文学写作面临的一个迫切问题，那就是，如何把当时中国那种新旧间杂，不新不旧的生活形态和语言形态转化成一种新的文学想象力。”这种‘现代观’和写作方式的局限正是张爱玲的长处。她（张爱玲）的写作与五四——左翼的‘现代观’及文学观进行了一场更深入的对话。张爱玲的写作不是有的人认为的‘小气’，张爱玲的从‘琐’处落笔，其‘心’其‘旨’，未必就一定也小。张爱玲不赞成那种新旧分明的时代观，不喜欢用‘善与恶’，灵与肉的斩钉截铁的冲突那种古典的写法，张爱玲认为，在时代高潮到来之前，斩钉截铁的事物不过是个例外。由此，张爱玲的写作提供了文学写作的另一种范式，对日常生活的关注与描写构成文学现代性的恒常的一个方面。
张爱玲小说对“人性”的刻画与把握，当然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鲁迅及五四文学的影响。鲁迅对于人性的深刻的揭示与剖析使其小说有了深广的社会意义；张爱玲的小说也侧重于对人性、对人的生存状态的揭示，两者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只不过，鲁迅的小说更侧重于从社会角度，从民族发展的角度，从人的外部生存条件去探究、揭示人的生存困境，意在打破没有“门和窗”的铁屋子，呼唤人们意识的觉醒，揭出病苦，以引起疗救的注意。或者侧重于从文化的角度去批判现存的不合理的现象，给人以警醒作用。相比而言，张爱玲的小说主要从人的内心，从人自身的日常生活、生存状态去思考人生，思考人性，注重人生日常生活中平稳一面的描写，意在给读者以启示，思考整个人的生存意义。当然，张爱玲写作的年代已不再是五四文学的启蒙阶段，但五四启蒙阶段形成的文学创作的特点对张爱玲不无影响，正如迅雨（傅雷）所说的“颇有《狂人日记》中某些故事的风味”，然而可贵的是，张爱玲能够超越五四文学进一步思考文学的意义，正如评论者刘峰杰所说，张爱玲改写了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神话，意味着鲁迅的精神将从人们对其作品的夸张而被普泛成五四意义中解放出来，使鲁迅的写作只是成为鲁迅个人的写作，彰显了五四文学的另一面——关注日常生活，充分肯定世俗生活的写作意义，显示了文学发展中新的意义。
张爱玲小说的现代性不同于20世纪启蒙文学的现代性，不是从民族、国家的角度重构文学的现代性，而是关注时代变迁中个体欲望和身体体验的描写，都市平常人的日常欲求成为张爱玲小说的一种叙事追求，对人的内心、人性及人的处境的关注成为张爱玲小说叙事的内在动力，这种人的本能、日常欲望的书写消解了启蒙现代性文学将人视为民族、国家时代话语的承担者的叙事意图，人被揭去了启蒙时代所赋予时代意义的光环，从而成为真正的现实存在。从这个意义上说，张爱玲小说发扬了文学是人学的传统并真正加以贯彻，同时也提供了文学现代性的另一种美学意义。
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研究中，将文学的现代性仅仅理解为五四文学“启蒙”文学、与其同时兴起的“民族国家”文学以及随后产生的左翼乃至延安文学、十七年文学、文革文学等主流文学，实际上是过于狭隘地理解了“五四文学”乃至“启蒙文学”的真正意义。事实上，20世纪中国文学的现代性启蒙不能够仅仅只作为想象的共同体——民族国家的觉醒，它同时还是“个人”的觉醒，由此可以看出，中国现代文学首先对民族国家觉醒的重视，当然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也不能简单等同于“启蒙”文学。在中国特殊的现代化历史语境中，中国现代文学之现代性还有更加丰富的历史内涵。王晓初指出：“实际上推动20世纪中国文学走向世界文学格局贡献最大的是那些自由主义作家，同时对于左翼文学与民主派文学偏执与缺陷加以匡正与补充的也是这些自由主义作家的文学，而且他们的文学经过时间的考验而具有经典性。因而这些文学现象没有纳入‘20世纪中国文学’视野，便使‘20世纪中国文学’这一理论体系的可信性不免让人生疑。虽然随着从‘20世纪中国文学’向‘重写文学史’的深入，沿着文学自身独立性审美维度的延伸而必然发掘出大量的有较高审美含量的自由主义作家，如张爱玲、沈从文、钱钟书等被发现并占据了20世纪中国文学比较显赫的位置，从而重新整合了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框架，这种质疑也就被实质性地消解。但是对于20世纪中国文学的历史复杂性与多样性的强调还是令人警醒的——20世纪中国文学是一个多元并存的文学格局。无论忽略了哪一方面，或者轻视了哪一方面，对于百年文学史的描述就只能是一种虚假叙事，或者说是一种省略了事实的人造神话，这种文学史叙事的内部就会潜藏着无法克服的自我矛盾。”
王晓初从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建设方面提出了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不仅需要全面考虑民族国家独立强大的启蒙因素，同时还必须注意基于民族国家独立启蒙因素之上的文学审美因素的考虑。
五四文学所衍生的现代观侧重于从时间的角度去表现一个民族的觉醒和进步，或者说五四作家和一些左翼作家喜欢把中国纳入一个时间价值系统，表现人生飞扬或悲壮的一面，从而体现五四文学中人生苦闷以及追求革命进步的一面，同时这种描写在一定程度上侧重于一个民族的整体的觉醒，其主旨往往是在宏大的叙事中产生的。相比而言，张爱玲的小说避开了人生飞扬的题材、宏大的叙事和崇高的主旨，成为现代文学发展的另一种声音。张爱玲在自己的文章中说：
一般所说“时代的纪念碑”那样的作品，我是写不出来的，也不打算尝试，因为现在似乎还没有这样集中的客观题材。我甚至只是写些男女间的小事情，我的作品里没有战争，也没有革命。我以为人在恋爱的时候，是比在战争或革命的时候更素朴，也更放恣的。战争与革命，由于事件本身的性质，往往要求才智不要求感情的支持更迫切。而描写战争与革命的作品也往往失败在技术的成分大于艺术的成分。和恋爱的放恣相比，战争是被驱使的，而革命则有时候多少有点强迫自己。
这是张爱玲在散文中自述她小说的选材——男女间的庸俗小事，她的写作注重一种日常生活真实，同时远离政治革命，淡化主流题旨。蔡美丽在《以庸俗反当代》一文中说：我总以为，她（张爱玲）及其别异的地方应该在她专有的一种‘庸俗’。而这种庸俗，必须自两个方面来谈。首先她写作的都是些‘庸人俗事’。所谓‘庸人’，我指的是才智既不特别秀异，性格亦非大好大坏，对生命也没有太多的反省困惑的一些平常人。所谓‘俗事’，我的意思是她既不尝试在小说谈社会文化问题，亦不想探索生命的意义——解决人类终极关怀，甚至连可歌可泣的爱情都没有。这就是说，张爱玲的写作，一反当时文坛主流文学题材的选取，摒弃时代纪念碑式的主题，绕过时代文学的中心，注重从现世时空角度去观察和审视中国都市日常人生的表现和境遇，把时间纳入空间使之成为空间的一部分，在俗常故事中唱着一曲朴素的歌，表达她对人生的看法，因此便有了一种与五四文学和左翼文学不同的写作意义。
中国现代文学在发展的过程中，证实了现代性在不同的地域和民族传播中可能被理解、仿效、接受、传承，也可能被排斥、解构、变异乃至被克服和超越的过程，启蒙现代性向审美现代性的转移，使得现代性的内容在不同的民族得以丰富化、多样化和复杂化。张爱玲的小说侧重于日常生活中人的生存和生活状况的描写，这种描写注重了日常个体的体验与个人情感的抒发，与五四以来主流文学相比，更侧重于对俗常人物内心世界的刻画，更关注人物在现代社会中自我的挣扎，这种所谓的人物的“俗常”内心世界“挣扎”与主流大众话语相对比，是一种有别于五四启蒙的总体化叙事的“个体”话语的叙事，构成了对启蒙现代性文学的一种反思和重构，或者说张爱玲小说文本叙事是五四主流叙事的边缘、空白甚至是被压抑掉的部分，很显然这部分又是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与宏大的叙事相比，它显得琐碎、细致，甚至庸俗，但正是这些琐屑体现了文学更高的一种真实，启示读者从日常生活中去思索人性乃至人生的永恒的要义。从这个角度，张爱玲小说体现文学的另一种叙事——审美现代性叙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