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志清教授对中国现代文学所面临的这种“道义上的使命感”做出了富有创见性的论述，他指出：中国文学进入现代阶段，其特点在于它的那种感时忧国精神。那种中华民族被精神上的疾病苦苦折磨，因而不能够发愤图强，也不能够改变它自身所具有的种种不人道的社会现实。“在夏志清教授看来，中国文学的这种感时忧国的精神不仅激励着这一时期的所有作家，而且现代文学的发展把目光集中在文学的内容而不是形式上。钱理群、黄子平、陈平原在《论”二十世纪中国文学“》中谈到：正如普列汉诺夫曾经说过的，每个时代都有它自己中心的一环，都有为这个时代规定的特色所在。在20世纪的中国，则是社会政治问题的激烈讨论和实践。政治压倒了一切，掩盖了一切，冲淡了一切。文学始终是围绕着这一中心环节而展开的，经常服务并服从于它，自身的个性并未得到很好的实现。除了政治性思想之外，别的思想启蒙工作始终来不及开展。鲁迅则更进一步深化，提出了‘改造国民性’的历史要求，在文学创作中，以‘立人’为目的，刻画四千年沉默‘国民的魂灵’，以疗救病态的社会。这样的提法包含了比政治更为广阔的内容，其中包含了关心国家兴亡、民族崛起的政治意识，又切合文学注重人的命运及其心灵的根本特性。‘通过干预灵魂’来‘干预生活’，变成了20世纪中国文学自觉的使命感，文学借此走出了象牙之塔，与民族与大众的命运密切联系在一起。”这些论述都指出了20世纪中国文学发展中的动力及文学自身独有的特点。
作为一个外源性现代性的国家，中国面对强势的西方文化，反观传统，产生一种文化“内在焦虑”在常理之中，这种“内在焦虑”成为中国文学现代性产生与发展的一种动力，在“内在焦虑”中一种极端受挫的心理本能的反映就是唤醒人们的意识，提升人们的价值观念。以鲁迅为代表的中国现代文学从民族独立和国家强大的角度出发思考人的生存，重视了人的整体性觉悟——国家的强大和民族的自立，相比而言忽视了对个体状况及心理的关注。不论是鲁迅打破铁屋子的呐喊，郭沫若凤凰涅盘式的建构，还是郁达夫弱国子民的零余者心理，甚至巴金、老舍、曹禺及茅盾的创作等等，强烈的民族国家意识压倒了个人存在，人物形象的塑造关注更多的是类的存在。
文学中个体的人的存在让位于国家和民族启蒙、救亡与图存。关注个体自身的感性生存状态的写作并未受到足够的重视。但是从整个文学现代性发展的过程来看，关注个体的生存状态却具有相当的意义。重视个体感性存在的审美现代性应运而生，对启蒙现代性提出一种反思、批判、规范、引导甚至挑战，当然，在大的时代背景下，审美现代性在启蒙现代性巨大的话语权和实践面前显得微不足道。然而，作为一种美学话语，文学的审美现代性具有美学的时空穿透力，对日常生活中有血肉的人的关注成为文学审美现代性的一个方面，对日常人生的关注、对人性的关注、对个体生命体验及情感的关注成为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的反思和批判。
启蒙现代性文学发展过程中着力于社会进入一种理性化的秩序的描写，而审美现代性更注重一种个体的感性体验。侯新兵在《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一文中说：审美现代性……具体表现为：从本体论角度讲，与理性至上相对，强调感性，审美地生存，倡导美学精神；从价值角度讲，强调内心体验，否定任何形式的理性目的；从功能角度讲，审美现代性具有救赎功能，是现世的宗教，倡导历史精神；从个体角度讲，崇尚个体主体原则，倡导人文精神。以理性为核心的启蒙现代性不断地生发出“工具理性”的危机，导致了“物化”、异化“以及”同一性“存在，这也是后期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反思的重要原因。现代性不仅是一场有关社会文化如环境、制度、艺术的基本概念及其形式的转变，更为重要的是现代性带来人的身体、欲望、心灵和精神的内在构造本身的转变。马克斯·舍勒认为，现代性是深层的”价值秩序“的位移与重构，现代的精神气质体现了一种现代性的价值秩序的成形，改变了生活中的具体的价值评价。现代性书写不仅关注人的实际生存的转变，更关注人的生存标尺的转变，即刘小枫所谓”心性解构“的改变，刘小枫对现代性的理解实际上源自于陈佑松。陈佑松认为，人的”心性结构“最根本的改变就是人的”主体性“的获得，”所谓的主体性就是人在与自然、社会的关系中获得一种主体的地位“这种主体性”心性结构的获得与书写也即现代性的第二个方面，注重人自身内在的解放与生活态度的真实呈现，从而在启蒙现代性的基础上解构出文学的审美现代性。
周宪在《审美现代性》一书中指出：审美现代性就是社会现代化过程中分化出来的一种独特的自主性表意实践，它不断地反思着社会现代化本身，并不停地为急剧变化的社会生活提供重要的意义。它像一个爱挑剔和发牢骚的人，对现实中种种不公正和黑暗非常敏感，它关注着被非人的力量所压制了的种种潜在的想象、个性和情感的舒张和成长；它又像一个精神分析家或牧师，关心着被现代潮流淹没的形形色色的主体，不断地为生存的危机和意义的丧失提供某种精神的慰藉和解释，提醒他们本真性的丢失和寻找家园的路径。张爱玲的小说，关注了人的本真存在与现实存在的矛盾中产生的一种荒凉生存境况，在人的生存境况的背后，张爱玲要提供读者的是一种启示：在完全现代化的中国，这群都市小市民在传统道德式微和现代文明走向极致的双重交替中表现出不同的虚无、恐慌、无奈、悲凉，是人的一种真实存在。
“作为启蒙现代性的‘对立面’（鲍曼语），审美现代性以对自我、本能、混乱、破坏的非理性渴求和冲动与启蒙现代性的统一、完美、规范、理性的社会文化秩序诉求相对抗。”不同于中国现代文学主流创作的启蒙现代性的群体意识，国家、民族意识，审美现代性作家的创作注重了个体意识，日常生活的描述，注重对自我心理的挖掘和向内转，他们远离政治，遵循文学的审美本质，重视人的内心世界，依靠自己的心灵直觉这个世界。在20世纪40年代更加动荡和分裂的世界，一部分作家的创作转向日常生活，将文学审美的神经由民族、国家意识下的民众启蒙转向市民或曰平民阶层的普通生活，以此直视人的生命状态、生存状况和人性的本真，即所谓的审美现代性。在审美现代性的作品中，他们必须依靠自己的心灵直接感受这个世界，一切略带明确的东西都是在困惑、迷惘、痛苦、焦躁之中建立起来……这就是西方现代文学赖以产生的主要文化背景，中国现代主义文学赖以产生的文化背景。由此，在张爱玲看来，普通人的日常人生更具有人生的本真和永恒，因此，张爱玲执着于小市民尤其是女性日常生活及欲望的书写，以人、人性为其书写的核心准则建构人存在的意义和本真。人生不只是壮烈，更多的是和谐安稳的一面，在追求和谐安稳的一面时，我们感受到的更多的是人的生存中的一种永恒的悲凉，华丽的人生服装下爬满了蚤子，人不断地抗争，不断地认同自我，却又同时不断地、永恒地被置于人生苍凉之中，人在尘世间是孤独的、恐惧的、虚妄的，而这一切又是无处可退的，是任何人都无法逃避的。这就是张爱玲注重人的感觉和心理的审美现代性带给我们的启示。
（第三节）张爱玲小说日常审美现代性追求
中国现代文学启蒙的现代性，实质是追求普遍意义上的“人”的解放，小说的叙事意义指向了中国文化自身。中国传统文化造成人的一种“非人”的处境，在传统文化如儒家礼教的控制下，人变成一种载道的工具，不论是人的身体还是人的心理，本质上传承一种“道”，于是五四文学首先发起的就是对这种“非人”处境的一种反抗。文学现代性的建构，一定程度上侧重于从外部文化的角度去探求一种民族的解放与自由，或者说五四启蒙现代性注重人自身解放是以推进国家民族化叙事为基础，亦即五四现代文学追求个人的自由平等被当成一种国家民族建构的工具存在。如鲁迅对其笔下的闰土、祥林嫂、孔乙己甚至子君和涓生等形象的塑造，都是从文化社会性的角度进行叙述，他们是一种类的存在，虽然鲁迅的小说也触及人物的灵魂和内心，但人物基本上没有个人的性情和私人化空间，这些形象是作为一种文化批判和建构而塑造的。其他作家笔下的人物，或是一些时代病患者、落伍者，或是具有现代思想的传统女性等等。这些人物形象是被当做一种新旧价值观对立面而塑造的，是在东西方文化、传统与现代价值观对立下承担国家、社会、民族意识的个体，而非主体性的个体存在。因此，从这个角度分析，五四作家、抗战作家等是从一种民族或国家意识建构层面去思考和重构现代性背景下人的自我存在，很少从个人生存角度深入思考、关注人的生命存在，私人性的身体的秘密或生活欲望被压抑乃至被忽略，于是关于个人的情欲和人性等的写作被归入非主流文学的写作行列。
鲁迅改造国民性思考，重在对封建制度和思想的揭露与批判，对人的“类”的生存状态的理性思考：族权、父权、神权、政权是加在祥林嫂头上的几大枷锁，科举制度害死的知识分子孔乙己，狂人是看透了几千年吃人的历史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声，疯子要吹灭的是几千年来的长明灯，风波割掉的仅是一条辫子等等。问题小说、乡土小说及一些新诗的创作充满了感伤情调，反映了一代人面对传统文化、习俗问题时追求新生的艰难历程，正如鲁迅《随感录·四十》中所说的，这是血的蒸汽，醒过来的人的真声音，这与一代人最深刻的焦灼和思索联结在一起，预示一个新的历史的进步。提倡个性解放的郭沫若、郁达夫等作家的创作也喷发着民族的郁结、时代的郁结等等。20世纪30年代左翼文学、40年代的抗战文学更是从沸腾的历史潮流中汲取战斗的激情与壮阔、厚实的力的美，侧重对民族灵魂的深度开掘。这些以国家、民族的整体意识的觉醒和强大为话语的启蒙现代文学对于中华民族的觉醒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有着不可低估的价值。
启蒙现代性关注更多的是人的理性存在而非感性存在，个人的日常欲望和身体的感性需求让位于国家民族的发展进步，这种主流文学发展到一定程度，会导致对鲜活的人的生命的歧视与扼杀，最终发展将遏制、延宕正常人的人格发展。于是现代性从对人的拯救和解放发展到对人的压抑和异化，而文学是人学，文学关注人的生活，关注鲜活人性的需求，这需求必定导致文学现代性的另一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