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中国文学现代性话语的建构
文学是人学。关注人的生活和生存状态是文学永恒的追求。在20世纪中国文学的前期，文学中人的主体性存在通过“类”的方式得以彰显，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中更多地关注个体的存在和自由。这是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显着变化。
在20世纪中国历史上，鸦片战争打开中国的国门，尤其是五四运动以科学和理性为旗帜的现代启蒙思想带来了政治、经济、文化的变革，社会制度、人们的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人的思维及表达方式和解决问题方式等也随之发生了变化，这些反映在文学上就是现代文学的产生。在新中国成立后，改革开放再次冲击到中国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各个层面，中国逐渐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国家，这带来了新时期文学发展的契机，现代性成为文学界关注的对象，现代性的研究也不断向前被推至五四乃至晚清。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界关于“现代性”讨论的热浪和高潮以及对“现代性”问题思考的延伸，引起对中国现代文学上“现代性”的想象和梳理。
首先，关于文学现代性的产生。现代性是一个错综复杂和颇有争议的概念。对我们中国人来说，这个概念并不是一个本土概念，而是一个“舶来品”。它的英语词汇为modernity，其义为“Thestateorqualityofbeingmodern”。而“modern”来源于拉丁语的“modernus”，其词根为“modo”，意思是“justnow”。根据《拉丁语言宝库》，现代指的是“在我们时代的、新的、当前的……”它的主要反义词是“古的、老的、旧的”。由此从“现代性”的词源意义看，现代性首先是时间延展观中的一种性质，具有一种当下性的特点。一般来说，所谓“现代性”是指启蒙运动以来资本主义社会及其基本原则的表征。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发展，可以追溯到14世纪左右，但只是在16、17世纪之后，经过18世纪的欧洲空前的精神解放运动、美国和法国的资产阶级大革命，人类社会和人类文化才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产生了特有的“现代性”精神状态和特点。发源于哲学以及社会学的现代性观念在不断地运动着，而且在不断地变化更新。广义而言，现代性包含了与整个资本主义精神紧密相连的资本主义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社会制度、生活方式、行为模式以及人的思考方式和解决问题的方式的变化。随着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的发展及其自身内在的矛盾性，批判和反思资本主义的精神力量和文化力量得以孕育并成为一支强大的力量，文学的现代性产生了。
其次，现代性、现代化和现代主义。谈论现代性，绕不过的概念是“现代化”和“现代主义”。现代化是从资本主义的发展历程中总结出来的一个概念，始于西欧，扩展于北美和欧洲其他地区，然后延展到亚非拉美，是社会物质的、制度的、观念的三个层次的变革和扩展。通向现代化的多元道路大致概括为两种：一是内源的现代化，这是由社会自身产生的内部创新，经历漫长过程的社会变革道路，又称内源性变迁，早期西方国家的现代化是原生形态的内在经济的自发过程；另一类是外源或外诱的现代化，这是在国际环境和西方文化冲击下导致的社会激变，往往是突变的激烈的方式及革命的方式，如中国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现代主义一般用来特指现代化的“现代”阶段在知识理念和文化形态等方面的集合词汇和概念，是人为的归纳和总结，指19世纪晚期至20世纪中叶，在文学艺术上藐视传统规范，意在求“新”的一种实验，或者是文学创作上的各种流派艺术手法的综合，例如象征派（文学）、荒诞派（文学）、意识流（文学）、废墟文学等等，是一个表达理念的集合词汇。而现代性是表质态的名词，它所表现的是一种现代化的前进序列的文化质态，强调理性化、合理化和秩序化，通过科学、进化和理性等概念或意识在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等方面确立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地位和处境。“现代性”，它不仅存在于现代阶段，还存在于前现代和后现代阶段。自诞生之日起，着眼点就指向未来。
再次，现代性概念的发展。从启蒙运动到19世纪中叶，法国哲学家卢梭认为现代性的进步和成就只不过是人们的幻觉和虚饰，提出引入“自然”和“自然状态”恢复人的德性，解决现代性的矛盾。黑格尔认为现代性彰显了人的主体性，主体性和理性原则是区分古代和现代的标志。马克思从经济学角度认为现代性是理性化的和导向未来的。这些观点形成了现代性的“启蒙叙事”和“解放叙事”的特点，启蒙现代性和工具理性渗透到生活的各个层面。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中期，尼采提出了“酒神精神”的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提出怀疑；理性化和合理化促进了社会的进步，同时造成了工具理性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征服，韦伯则提出现代性的世俗化和祛魅性；弗洛伊德从个体的人格角度，发现并指出现代性中自我、超我对本我的压抑导致了个体的焦虑和怀疑。这些观点促生了审美现代性的产生和发展。20世纪60年代之后开始反思现代性并进入学界所言的后现代性时期。哈贝马斯指出现代性是启蒙运动以来的一个尚未完成的巨大计划，“即发展出依据自身逻辑的客观科学，普遍道德和法律，以及自主的艺术。”利奥塔、鲍曼提出了后现代性或流动的现代性，但他们的一个共同的看法就是后现代并不是对现代性的终结，后现代的产生并未消解现代性，反而在解构中重建现代性。有人认为对艺术中“现代性”概念正式提出及界定的是法国的诗人波德莱尔，他在《现代生活的画家》一文中说：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文学是反映社会生活的艺术，因此文学的现代性更注重对现象中本质的揭露，注重表现转瞬即逝中的一种恒常性，从短暂中抽取出永恒的意义。齐美尔在《哲学与文化》一文中说：“现代性的本质是心理主义，是根据我们内在生活的反应（甚至当做一个内心世界）来体验和解释世界，是固定内容在异变的心灵成分中的消解，一切实质性的东西都被心灵过滤掉，而心灵形式只不过是变动的形式而已。”弗里斯比在此基础上指出：现代性是现代社会中一种特殊的人生体验方式，不仅被归纳为我们对于它的内在反应，而且被归纳为我们内在生活对它的接纳。外在世界变成我们内心世界的一部分。外在世界的实质成分又被化约为永不休止之流，其飞逝、碎片化和矛盾的时刻都被吸纳进我们的内心生活。换言之，我们与现实那种稳固的、坚实的关系消失了，处于一个碎片化、动荡化和不确定的关联中。
中国的现代性属于一种外源性现代性。作为一种学术范式，现代性概念正式传入中国，李欧梵认为应该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杰姆逊教授来北大做关于后现代性的演讲时，连带把现代性的概念一并介绍过来的。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由于“两种现代性”话语的引进而达到它的成熟期，于是出现了关于现代性的热烈讨论及评论界、文学界对现代文学现代性的追问与研究。有的学者将中国的现代性追溯到近代鸦片战争以来的器物改革、政治改革和文学改革，包括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之关系》中提出的小说界革命，这些被视为前现代主义。还有不少的学者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推至晚清文学，王德威的“没有晚清，何来五四”的口号轰动一时，栾建梅将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追溯到《海上花列传》出版的1892年。无疑，中国文学现代性的界定表现出一种时间上绵延不断向前发展的特性。总体说来，中国文学现代性的发生，受到西方现代观念的冲击和启迪，尤其是都市上海文学的发展变化。李欧梵说：在这个都市（上海）人生活的世界，在这个世界中他们营造出一种想象，最后在30年代的上海集其大成，形成了中国通俗文学中的现代性。上海现代性通俗文学作家中，张爱玲是其中之一。
结合西方现代性的产生、发展及其对中国文学的冲击，本文得出中国文学现代性的要义：
文学是人学，人的解放和生存状态成为文学的表现对象。中国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不仅包括人的外在解放和社会文化的表征，还包括主体内在的解放和文化的表征。即人不仅要从一切外在的束缚（包括西方宗教或东方传统礼教）下解放出来，摆脱神学、礼教等外在力量的限制，开始独立思考人自身的生活目的、意义、价值；同时也指人自身内在的解放，人在摆脱自我内在束缚、自我理性与感性、理想与现实的冲突中实现自身的真正解放。现代性文学的审美价值取向注重人的主体性或人的主体性内在体验，也可以说，一定程度上，现代性是人的一种态度。
现代性文学写作注重了现代化社会中人的生存状态及体验——碎片性存在。这种碎片性存在成为艺术现代性的短暂和永恒之间的一部分，亦即波德莱尔所说的，艺术的一半是过渡、短暂、片面，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启示意义。于是注重日常生活的琐碎性描写更主要的是要表现文学对人生永恒真实性的表现。
综上所述，现代性是西方资本主义发展尤其是自启蒙运动以来的一种社会文化表征和人的内在心理体验。源自西方并不断发展的中国文学的现代性是一种外源性的现代性，既受到西方现代性的影响，又有自己特殊的传统文化背景。特殊的上海文学是探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个集中的域。那么，生活于上海并描写上海生活的张爱玲的小说成为我们关注中国现代文学现代性的一个对象，张爱玲的小说表现出不同于现代文学发端以来的五四启蒙文学的现代性特征。
（第二节）理性秩序和美学话语
西方的现代性是在启蒙价值观念哺育下产生的。在某种意义上说，现代性涉及以下四种历史进程之间的复杂关系：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和文化的过程，并非一个单一的过程和结果，它自身充满了矛盾和对抗。社会存在与其文化冲突非常尖锐。作为一个文化或美学概念的现代性，似乎总是与作为社会规范的现代性处于对立之中，这也就是许多西方思想家所指出的现代性的矛盾及其危机。启蒙运动以来，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和后现代主义，种种文化运动似乎一直在扮演某种“反叛角色”。由此，现代性分为启蒙现代性和审美现代性，这两种现代性便成为不同时期文学现代性的不同表现层面，同时，审美现代性对启蒙现代性构成一种反思和解构。
启蒙现代性是与启蒙精神密切相关的现代性。一般的，我们认为自欧洲启蒙运动以来与西方资产阶级的崛起和发展同步的启蒙现代性的核心理念是理性化、合理化和秩序化的历史范畴，它将人类从中世纪宗教神学的笼罩中拯救出来，使人类进入一个光明的进步的世界。现代性促进了个体精神的觉醒，使自由平等科学的观念深入人心，同时也确立了人是理性存在这一思想。从这个角度来讲，启蒙现代性的理性覆盖了两个方面：一是价值理性，即道德理性；一是工具理性，即科学理性。从常规上讲，价值是目的，科学是手段，科学是实现目的的手段。但是在现代性追求的过程中，启蒙文学过多地重视科学工具理性，对工具理性的追求超过了对目的理性的追求。由此，西方科学飞速发展带来物质和社会发展的辉煌，产生了人是工具而不是目的，人的工具理性追求导致了人在现代社会中的异化，导致了人精神上的空虚和失落。在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劳动的异化，致使人异化为人的对立物，卡夫卡笔下的满心为全家着想的格里高尔变成了一只甲虫，最后他的死没有能够使全家人伤心，反而使全家人如释重负，快乐地去旅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竟然异化到如此冷漠的地步。《城堡》中，一个土地测量员为了进入城堡，耗费了一生的精力最终还是死在城堡之外。城与人的对立，城对人的生命的拒斥，宣告了人的孤独荒凉的境况。张爱玲笔下人物的生活类似于城堡式的场域——家或类似于家的地方，是生命的诞生地，是人成长的地方，也是吸附人物并置人物于死地的场所。
作为一个后发的现代性国家，特殊的国家和民族状况决定了中国文学启蒙现代性在一个更为科学和理性的世界中，按照合理的理想状态来实现理性追求的完满。那个曾在世界文明史中扮演举足轻重角色的大国，沦落到任人宰割的地步，要想恢复昔日的辉煌，必须参照西方，指向未来，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发展。中国现代文学伴随着科学、民主等思想的传入呈现出启蒙现代性的特点，作家们主要是从社会、民族的角度来关注文学的现代性，即通过科学、民主等观念层面，来探讨和追寻一种理性的社会进步的存在。作为社会存在的一种反应，以鲁迅为代表的五四文学及20世纪30年代无产阶级文学或四十年代抗战文学沿袭了这一特征，虽然鲁迅的作品注重灵魂的刻画，但这种刻画的最终原因还是指向从外部社会或制度层面，关照人或人性的存在，关照人的地位或人的生存是外向的。这就是上文所提到的现代性文学的一个追求——以主体的外在的解放为写作目的的启蒙现代性文学。
从外在因素思考人的解放的启蒙现代性产生了现代文学的辉煌，当然也产生了一些无法解释的困惑，文学中的人似乎成了人的“类”符号存在，文学过多地强调外在的理性，强调民族国家意识下人的觉醒，从而造成文学塑造人物形象的一种缺失，具体鲜活的个体生命需求及人的生存状况一定程度上被压抑甚至被忽视了。当然这是中国现代文学发展的特定的民族特点决定的，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中国现代文学的话语建构更多的是基于民族、国家意识形态层面思考人的存在，而不是具体的、活生生的具有个性的人的生活生存层面，因为在积贫积弱的晚清社会，在落后的、没有民族尊严的20世纪初期，民族危机压倒了个人危机，唤醒民众整体性觉醒更为重要。文以载道，上层文艺建筑通过意识形态作用于经济基础，对国民性的整体思考和改造是文学的首要任务。启蒙现代性文学顺应了时代的要求和发展，出现了现代文学的繁荣发展现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