恋爱与婚姻，是作者至此为止的中心题材……遗老遗少和小资产阶级，全都为男女问题这恶梦所苦。恶梦中老是霪雨连绵的秋天，潮腻腻，灰暗，肮脏，窒息的腐烂的气味，像是病人临终的房间。烦恼，焦急，挣扎，全无结果，恶梦没有边际，也就无从逃避。零星的磨折，生死的苦难，在此只是无名的浪费。青春，热情，幻想，希望，都没有存身的地方。川嫦的卧房，姚先生的家，封锁期的电车车厢，扩大起来便是整个社会。一切之上，还有一只瞧不见的巨手张开着，不知从哪儿重重地压下来，压痛每个人的心房。这样一幅图画印在劣质的报纸上，线条和黑白的对照迷糊一些，就该和张女士的短篇气息差不多。
张爱玲自己也说，她要写的是普通人的故事，是普通人生活中安稳的一面，而这普通人生活中安稳的一面最能体现芸芸众生的广大负荷，这些普通的俗事中最能见出人生悲凉的深刻意义，尤其是男女羁绊的情爱及女性的婚恋中体现出来的苍凉意识。究其实，这些女性的荒凉意识源自于女性甘心做男权附属物和女奴的心理。张爱玲作为一个全面揭示女奴意识、刻画女性因之产生苍凉生存状态的作家，其小说的意义无异于鲁迅对国民性的批判。因此，张爱玲的小说不能被视为一般的通俗小说，其小说的创作在现代文学尤其是女性文学史上具有不可低估的作用。
有人问海明威，一个作家最好的早期训练是什么？海明威回答说：不愉快的童年。张爱玲不愉快的早年记忆给了她敏感却深刻的人生体验。张爱玲小说的悲凉底色，源自于她内心深处的悲凉，这与她自身的经历有很大的关系。一方面，张爱玲生于没落的贵族世家，看到的却是这个世家的衰败，这种衰败直接折射在张爱玲心里的是《沉香屑》中的“家传的霉绿斑斓的铜香炉，点上一炉沉香屑”，葛薇龙在香已燃尽中一步步的走向悲凉；是《倾城之恋》中青砖地上，朦胧中可以看见堂屋里堆着的一排书箱，紫檀匣子，刻着绿泥款识，朱红对联，闪着金色寿字团花，悠远的胡琴的声音跟不上调，而年青的一代流苏在从前的人的怯怯的眼睛被吸收到朱红洒金的辉煌的背景里去，处于被旧式的家遗弃的漂泊；是《茉莉香片》中聂家满院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工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倾城之恋》、《沉香屑——第一炉香》、《红鸾喜》、《花雕》、《留情》中人物的家庭背景都是张爱玲记忆中的老宅的精神气息和氛围，面对三、四十年代急剧变化的社会，古老的亲切的记忆增加了张爱玲及张爱玲笔下人物的失落感与凄凉感。另一方面，张爱玲是一个天分极高又敏感内向的女孩，家族的破落已使她感受到封建贵族家庭的没落，此时岌岌可危的父母间的感情、旷日持久的争吵与冷战，愈发使张爱玲孤独无靠，最后，父母的离婚彻底粉碎了一个孩子的梦，有着遗少气息的父亲整日沉浸在烟雾之中，如同聂家的聂介臣，张爱玲则如同聂传庆一样被遗弃被孤立，在后母的治教下，张爱玲过着忍气吞声的日子，而吸食鸦片的父亲已丧失人性，在后母的挑拨下，毒打爱玲、囚禁爱玲，似乎要把对张爱玲母亲的恨用鞭子全部发泄在张爱玲的身上，打女儿就是打母亲。如果套用海明威的话，童年的不幸经历是一个作家最早的训练，《茉莉香片》中的聂传庆就有张爱玲深深的心理烙印，张爱玲是母亲的影子，聂传庆成了冯碧落在聂家的影子，聂介臣毫不动情地将对冯碧落的恨发泄在儿子身上。而聂介臣心理的寻父似乎也是张爱玲荒凉心境的一个映衬。当张爱玲离开父亲到香港读书时，母亲的资财是远远不够的，金钱的尴尬留给张爱玲的是她笔下葛薇龙初到香港时因贫困而向姑妈求助的心情。母亲给予爱玲的是孤高、冷寂，从孩童时，张爱玲几乎就没有享受很多的人间母爱，破碎的家庭，母亲为了寻找自己的天空，狠心地抛离儿女，这无疑是一个孩童最深刻的记忆。
最后，在张爱玲的童年生活里，孤僻的张爱玲是非常亲近大自然的，小时候她就望着月亮思考一个家族的没落变迁，被父亲关押起来的日子里，月亮既是她最亲密的伙伴，又是她最容易迁怒的对象，因此，张爱玲看到了月亮的圆白、光泽、亮丽都隐藏不住带着杀机的蓝光。月亮是她人生的寄托，于是在张爱玲小说中，月亮几乎没有例外地代表着一种肃杀、苍凉甚至是狰狞，月亮是人生荒凉的见证。于青在《张爱玲传》中写到：
张爱玲对月亮的灰色透视，亦如同她对人生的灰色理解一样，具有着她个人的一己体验的。失落者的心态，使她见物不是物，见人不是人。因为物非家园里的物，人非家族里的人，因而月亮在张爱玲的笔下，意象是个体的，色彩是张爱玲式的。从古到今，对月亮有着这样彻骨的寒意理解，还没有像张爱玲这般独特、深刻。而写这些月亮时，她正值黄金般的青春岁月，却将人生看得通体透亮，是喜是悲，是福是祸，个中得失自在作者胸中了。
张爱玲的童年在幸与不幸中度过，少年的她更加沉默，家庭亲情的淡漠、生活的局促、银钱的尴尬、纷乱的时局，使她不得不中断学业，踏上为文谋生的道路。敏感的心，超凡的才华，对世事的洞察，出名的急切，造就了1943年至1944年的辉煌，这是天才张爱玲的人生，然而，辉煌的作品中透露出来的无不是张爱玲对人生荒凉的永恒的理解。幸与不幸，辉煌与苍凉就这样和谐地交织在张爱玲的身上了。
（第二节）繁华落尽与素朴真实的启示
繁华落尽看人生
20世纪40年代的文坛必定要记录张爱玲璀璨的一笔，然而，在张爱玲文学辉煌的时候，她结识了胡兰成，年仅23岁的张爱玲写了不少的男女情爱小说，而她自己却全然没有一点的爱情经历和思考，于青在《张爱玲传》中写到，她似乎没有经过少女怀春就一下子抽枝发芽，成熟得令人不可思议。这种突然的人生经历本身就是一种潜在的荒凉的种子，对于婚姻，她透亮得见底儿，跟炎婴一样，她认为只要是人，嫁谁不一样，她们对人的透彻了解简直是地老天荒一派苍凉。
也许，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婚姻本身就是一个悲剧，这个婚姻既没有给张爱玲带来任何的安稳和幸福，又遭到了家人的不齿和反对，甚至成为她后半生的耻辱。和胡兰成相处的时候正是张爱玲创作的高峰期，无爱的家庭生活造成了张爱玲性格上的孤僻，除去父亲和弟弟外，胡兰成是张爱玲遇到的第一个男人。胡兰成殷勤的赞词与胡本人的才华也许是促使张爱玲内心萌动的一个因素，张爱玲没有任何的功利目的，就和胡兰成秘密结婚了。他们秘密的结婚也是因为时局的关系和家人对此婚姻的不齿。婚后张爱玲用自己的稿费供养着两个人的生活，二人之间没有什么永远值得记忆的美好时光，要说惬意，那便是婚后二人滋滋有味地品尝诗词佳句，名着华章，一起去买点小菜，具体实在地生活着。这就是张爱玲婚姻生活中仅有的一段快乐。这也是张爱玲所追求的安稳人生吧，但安稳的人生中无不透露出悲凉的存在。
婚后不久，胡兰成去了武汉，接着与医院里的小护士小周成就了一段乱世之恋。这段时间，张爱玲仍然埋头于自己的创作，满心喜悦地沉浸在创作的成功中。直至胡兰成与小周同居，接着与范秀美俨然夫妻般的生活，这些无疑刺伤了张爱玲的心，在无力回天的时候，张爱玲很淡然地和胡兰成分手了。
与胡兰成结婚至婚姻失败，使张爱玲懒于与外界交往的性格更进一步发展，她几乎每天闭门不出，时代的变化使她对生活越来越感到陌生。她与胡兰成的一段婚姻，因为胡兰成的身份又使张爱玲蒙了一层暧昧不清的迷雾，加之张爱玲不谙政治的思维使她的创作呈现滑坡现象，她的人生给人一种繁华落尽之感，倏地跌落下来。深受打击的张爱玲叹息说：我倘使不得不离开你，亦不致寻短见，亦不能再爱别人，我将只有萎谢了。柯灵在《遥寄张爱玲》一文中，对此有过形象生动又很贴切的比喻：内外交困的精神综合症，感情上的悲剧，创作繁荣陡地萎缩，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就像放电影断了片。这大片的空白忽然出现的确是张爱玲1946年后的真实写照，与胡兰成的悲剧爱情以及小报上对她和胡兰成关系的纠缠，使得张爱玲基本上没有心情写作，只是整理几年来的手稿准备再版。另外的一件事就是陪回国的母亲聊天。直至1946年的一次文代会上文艺界的朋友说服张爱玲写剧本，张爱玲才有了《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创作。在《太太万岁》的题记中，张爱玲再次阐释了她一贯的创作及生活的悲凉观：
他们的欢乐里面永远夹杂着一些辛酸，他们的悲哀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安慰的，我非常喜欢“浮世的悲哀”这几个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欢”，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实更可悲，因为有一种沧桑变幻的感觉。
这种“浮世的悲哀”是张爱玲创作的底色，也是她人生的底色。苍凉的背景、苍凉的感情、苍凉的主题，张爱玲有着切身的体会，写来就更加深刻、逼真。加之这一时间，张爱玲母亲的再度回国给了张爱玲无尽的感慨和刺激，母亲的这次回国是因为在英国的男友去世了，迫不得已回国了。母亲回国时戴着一副黑眼睛，又黑又瘦，连前去迎接的张爱玲的姑姑张茂渊也不由地连连叹息：哎唷，好惨！瘦得唷！“同去码头迎接母亲的张爱玲先眼圈红了，此时的张爱玲，内心既有对有着现代思想母亲的一生不幸的同情，更多的是自己内心的酸楚。张爱玲和胡兰成分手已成定局，既然命运已成定局，她便只有认命了。想想母亲一生还有一儿一女，而张爱玲自己的人生婚姻却是如此短暂而悲凉。与胡兰成的婚姻使张爱玲在社会舆论上饱受打击，创作也出现了大片的空白，像放电影断了片。由此，我们可以再度理解张爱玲笔下的文字，最恨的就是一个才女结了婚”所蕴涵的意义和悲凉。
张爱玲是独特的，她对胡兰成的用情很真。用情越真，受到的伤害也就越深。当二人缘分已尽，张爱玲仍然牵挂胡兰成的生活，在离开胡兰成静寂了一段时间后，再次提笔完成剧本《不了情》、《太太万岁》，结集再版《传奇》，于是又寄给胡兰成一笔钱，才对两人的情爱做了最后的了断。
走出情感收葛的张爱玲，受到了文艺界朋友的关注。她重操笔墨，只不过对于已经走过了人生繁华的张爱玲来说，沉稳、平凡、苍凉是她所体会到的和再度描写的生活真实，更是张爱玲幼时记忆在成年后的再加深，是张爱玲对人生、对生活再度深刻的认识：只有平凡、沉稳、悲凉才是人生的永恒。此时的张爱玲内心孤寂、冷静得像冰冻过的、激不起任何波纹的水面。1950年应《亦报》之邀，用梁京的笔名完成了她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十八春》，这部小说延续了张爱玲一贯的苍凉、世故、老到的特点，静静地透射出张爱玲小说的艺术魅力。后历时8个月张爱玲完成了短篇小说《小艾》，圆熟的技巧，既通俗又不失纯文学的价值，与《十八春》一起成为张爱玲小说创作的一个总结。
1951年，应上海文艺界负责人夏衍之邀，张爱玲参加了第一次上海文艺界代表大会，这也是张爱玲在上海文坛的最后一次亮相。面对新中国建立后到处是标语口号和热闹的、兴奋的群众，张爱玲感受到自己因之而来的悲剧人生，她感受到自己将是这个社会改造的对象。不谙政治、逃避政治的张爱玲还是躲不过政治对她的关注，与胡兰成悲剧的婚姻还是苦多于乐，此时的张爱玲已经没有了任何的动力，她别无他求，什么“出名要早”等等都如云烟过眼而逝。生命的繁华对她来说似乎已经提前终结，无论是创作、生活、情爱，她都有所体验，成名不需要了，情爱只要经历过足矣，她在上海，属于她的安静和孤独的生活已经结束，而期间她的生命似乎过早地开放了。
此时，香港大学已经复校。一方面，张爱玲想完成自己未竟的学业，另一方面是来自内心对新生活的困惑与悲观，于是张爱玲选择了悄悄离开，告别了培养了她又成就了她的上海，准备自己以后平静的生活。当船上苦涩的海风吹干了她的泪水，她向留恋和思念的上海作了最美丽的而又苍凉的手势，消失在苍茫的人生之海上。
素朴真实的寂落与荒凉
惯于冷寂的张爱玲只希望找到一个全新的地方安放她的一颗拥有太多疲惫的心，完成属于她的素朴真实的生活。也许她的生活会出现第二次生命。其实，对于生活，对于将来，张爱玲已经没有过多的期待，她的生活本身就只剩下素朴的真实。不论是她的小说还是她的人生，她喜欢删去喧闹和浮华，留下琐碎庸常的素朴的真实。人生本就是苍凉和悲剧的，这在她的《公寓生活记趣》中就已有流露，她这样描写那个开电梯的人的生活：
他离开自己的那间小屋，就踏进了电梯的小屋——只怕这一辈子是跑不出这两间小屋了。电梯的上升……衬着交替的黑暗，你看见司机人的花白的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