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印象里，盐池县只产很少的盐，却有铺天盖地的沙！
挖一个甘草“榔头”，一锹接一锹，倾泻着有弹性的腰和手臂、手腕的力量；而往外捞沙子，则又“稳如泰山”，不让锹尖尖上的一点点沙子淌下去。老碗口那么大一个甘草坑，已经“没”了锹把，眼看就要“铡”了———挖甘草时全神贯注，竟然没有注意到天气已经骤变。刚才回头还可以瞅见庄子，顷刻之间狂风扬起沙子，什么也看不见了。
此时就像有只大手，一把一把地往我的脸上砸沙子，睁不开眼，喘不上气。我怀里揣着刚才挖的几根“毛条”，凭着感觉，摸索着往庄子走。在沙丘间爬上溜下，估计一来回的“路”都走了，还是碰不到人和房。我忽然想起“园子老汉”的话：走丢了，快找驴粪蛋，顺着驴粪蛋总能找到圈或人家。然而此刻，连自己的脚都瞧不着，驴粪蛋何在？
正在焦急万分的时候，脚碰到了一个硬东西，蹲下一摸，似是个石头家伙，眯着眼睛一瞧，是个石槽。心想：既有石槽，必定有圈。
不过，一种由于来到生疏地方而引发的莫名恐惧仍然袭上心来。一位“贫农代表”在我刚到此地的那天晚上，悄悄告诫我：“晚上别走远了。这里有一个十岁的娃娃，夜里光屁股出去拉屎，天黑摸不回来，冻死在滩里。死时两只手拽着沙蒿，光脚丫子蹬出两个沙坑。唉！”此刻，“别走远了”的声音似在耳边萦绕。
如今在伏里，又是白天，冻不死，但这么走下去，何处是尽头！走乏了，又怎么办？我有点慌，脚步倒迈得更快了。
说也怪，碰到石槽后不久，我居然摸回了庄子。后来，我跟队上的老乡谈起那个石槽，人们惊呆了：附近几十里方圆地，压根儿没有石槽。于是，我这“黑帮”在一些老人眼里，甚至在队长嘴上，成了有“洪福”的人。当然，关于这个石槽，我至今还不能确切地说出这究竟怎么回事（不排除把别的东西误认为石槽），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始终未能再找到它。
这就是上世纪60年代中期，我被迁赶到盐池县和内蒙古鄂托克旗交界的沙漠深处，大自然给我的一个“下马威”。此前的“下马威”，当然比大自然的文明得多。那是明火执仗的，不像大自然来得突然。提前一小时贴上迁赶“勒令”，然后才卷铺盖出发。在这样的沙窝里，十几户人家相依为命，繁衍后代，靠着沙漠里的甘草、苦豆子、柴胡、麻黄等换点零钱，再加上种些薄地，收点粮食，勉强糊口。
当我在这个叫双井子的庄子迎来第三个春节的时候，终于有幸看到一场演出。几个庄子的姑娘、小伙子组织起来，串村演唱眉户剧《梁秋燕》。村里一个姓张的年轻人，用铁丝捆绑了两个很大的棉花球，浸上煤油，点燃后挂在一根粗铁丝上，地上各支一个脸盆，不时有人舀上半勺煤油添在棉花球上。那冲天的煤烟和满院飞扬的黑灰，丝毫没有影响百十号男女老少看戏的热情。他们围成半圆，聚精会神，自始至终一个也没有走。我夹在他们中间，瞪大眼睛看那些久违的红红绿绿的戏装，吮吸那些圆润嗓音里发出的温存。我得到一种满足，就像队上宰羊，每次我能分得三四两羊肉一样。
队上的车把式看完演出，当晚就痛痛快快地出车，到川区给大牲口拉过冬的稻草去了（据说他为了等演出，耽误了几天时间，跟队长干过一仗）。他的孩子尚小，传说他家的房子“硬”得很，孩子不敢住，搬到亲戚家去住。队长当机立断，让我从四面透风的喂猪房搬到赶车人家去住。后来，一位队干部“泄密”，队长是想借我的“洪福”去“压邪”。
我当然连“邪”的影子也没有见着，但是车把式家的房子有一次却的确“硬”到了家，令我毛骨悚然。一个漆黑的雨夜，大雨滂沱，我就着油灯看了几页书，就想睡觉。走出里屋到院子里小便时，突然发现外屋的门从里面闩上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我没有闩过门。里外屋只有我一个人住，谁能从外面来闩门呢？我感到血往头上涌，脚下的地软起来。稍稍冷静后，我从里屋端出煤油灯，在漆黑的外屋各个角落搜寻。突然，发现炕角有一双眼睛，定神再看，原来是一个人蹲在炕角，浑身湿透，不停地打颤。问他是谁，他不说；叫他出去，他不动。我只好冲到院子里，站在墙角，拼命喊：“来人啊！来人！”终于喊来了一位姓张的青年人（他家离我“家”最近，约70步）。他身上披着块毡，冒着大雨，朝我奔来，问我是否又“犯”病了（我那时常腹部疼痛）。我让他看那个人，他说，这人叫“关疯子”，经常不归家。经他劝说，“关疯子”顺从地到他家过夜去了。姓张的年轻人临回时说：“你刚才喊人的声调都变了，从来没听过你这么喊人。”我相信他说的是真的，因为我知道自己不信鬼，但也压根儿没有什么“洪福”。不但没“福”，还灾星临头，是个没有“头脑”的凡胎俗夫。要不，好多人平安无事，独你来到了这山旮旯。对此，我无言以对。到这个地方久了，我总不能成年累月住在别人家，我应该有一间属于自己的房子。由于种种原因，“集体”不能为我盖房子，而我在队上又是横扫来的“落叶”，谁来帮我盖呢？一天，一伙年轻人根据“集体”决定，给一位“根子正”的单身汉盖房子，那垛墙打起来倒了，打起来倒了。突然一位姓余的小伙子说：“这回咱们给王庆同打，看怎么样。”谁知，打起的墙还真不倒了，一间房子的“壳廊”很快起来了。队长也就顺水推舟承认是我的房子，只要拨点工分就算了。每当那位姓余的小伙子向我或别人谈起这件事的时候，总是神秘地眨眨眼睛或做个鬼脸。他一直怀疑，我是巧妙地利用“洪福”之说，为我办了一件事。
我在这个庄子生活了八年半，看日头作息。赶早出工，队长批评人常说：“日头晒屁股了，才来。”下午收工，则常冲人嚷：“太阳还有一人高，就往回走，喝西北风去。”至于晚上开会，盘坐在炕头拧旱烟棒子的人，一根接一根地抽，等人可以等到三星高照，乃至鼾声大作，及到开起会来，不过半个小时。什么事情想办得整整齐齐，极为困难。不过，也有例外，私分粮食就是一桩。有一次，队长发下话来，一户传一户：“今晚各家把狗圈到山芋窖里，鸡叫头遍，都到南边山芋地，带上家伙。”这夜，我睡得死，等我背着大背斗（队长所谓的“家伙”是也）赶到地里，只见黑压压一片人，却鸦雀无声。往各种“家伙”里装山芋的装山芋，过秤的过秤，记账的记账，井然有序。往回掂或用毛驴往回驮山芋的人，行色匆匆，神色紧张，但也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一顿饭工夫，偌大一堆山芋分个精光。可怜各家的狗，直到此时才得“重见天日”，回到地上来。原来，如果不是这样，它们就会在人们走动时一传十、十传百地吠起来，以致泄露“天机”。那时，粮食歉收，连年靠回销粮过活，一个月十多斤玉米或干薯片，不私分点，过不下去。这也是没有办法时耍的一点小聪明吧。好在他们明白谁都要“吃肚子”，耍这点小聪明时从来不瞒我，都有我一份。我呢，为他们保密，直到此刻才泄露一二。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们发现，自然条件的改观不是一朝一夕能完成的，而人每天都要吃饭，于是开始另找出路了。当沙堆爬上房顶，侵占院子，连再点棉花球以供演出的院子都已找不出来的时候，双井子的部分人开始在国家的支持下搬迁到引黄灌区的一块荒地上，另建家园。
不久前，我“公私兼顾”，带着一批学生到宁夏灵武县狼皮梁吊庄采访实习。这个吊庄的大部分人，就是从盐池县双井子和双井子附近几个大队搬迁来的。这里，尽管周围还有昔日荒滩的痕迹（也是一片沙滩）但人迹所至的地方，因为有水，已经是一片葱绿。来自沙漠深处善良、淳朴、机智的人，有了广阔的用武之地。最出我意料的是当年那位队长见到我时，冷不丁地说出这样一句话：“不说你有洪福，怎么能搬出喂猪房？那不是人住的。”
我算是服沙漠深处的这些人了。他们在某些事情中表现出的周旋与应对能力，是多么惊人；他们对寄予同情的人的关照，是多么细致。谁说长年累月与风沙为伍，在“棉花球”灯下看看《梁秋燕》就会喜笑颜开的农牧民糊涂？不，他们一点不糊涂，他们坚忍不拔，淳朴善良，绝顶聪明，点子多着呢。
作者简介 王庆同，浙江省嵊县人。中共党员，教授。1958年于北京大学新闻专业毕业，支援边远地区到宁夏工作，任《宁夏日报》记者、编辑。“文革”中到盐池农村劳动，“文革”后期任青山公社文书，1979年后任盐池县委宣传部副部长。1983年调宁夏大学工作，1996年退休。出版作品集《岁月风雨》、《边外九年》、《新闻写作基础二十讲》等。论文曾获宁夏“五个一”工程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本人获“全国优秀新闻工作者”光荣称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