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伯斯庇尔“过路人，不管你是谁，切莫为我的命运悲伤，只要我还活着，你就得死亡。”
这个看上去是给斯芬克斯的墓志铭，却属于法国大革命中的风云人物——罗伯斯庇尔。勒费费尔在《法国革命史》中写道：“毫无疑问，生活在大革命时代的人对他们经历的恐怖永远不能忘怀，他们的怨恨也传给了他们的后代。”罗伯斯庇尔的名字一直同恐怖相连，恐怖统治拯救了法兰西，但也最终断送了罗伯斯庇尔的政治生命，并最终将他送上了断头台。
最高限价：
指政府对某种商品所规定的最高价格。政府制定最高价格的原因一般是出于对公平的考虑。如在战争或饥荒时，政府会为生活必需品制定最高限价，使穷人能够负担得起，以利于社会稳定。当时的法国，内忧外患。1792年上台的吉伦特派虽然竭力推行维持法国稳定的政策，他们积极同反法同盟作战，但却没有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对内企图继续打击保皇势力并继续推行斐扬派的土地政策，但却拒绝人民要求最高限价的政策而继续推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但是，一系列的措施并没有取得相应的效果，法国依旧在贫困和外敌入侵中。吉伦特派无力挽救危局，人民只得再选择下一个统治者，于是，激进的雅各宾派被推到法国革命的最前沿。
当时全国83个郡有60个郡发生了叛乱，旺代的保皇叛乱一直得不到平息，反法同盟一直攻入法国境内。经济状况恶化，失业激增，物价飞涨，人民不断进行武装示威。万般无奈之下，雅各宾派开始推行恐怖政策。1793年9月，当局开始实行最高限价政策。同年9月17日，颁布《惩治嫌疑犯条例》，该法令的颁布确实起到了镇压反革命、稳定人心的效果。但是，由于法令内容含糊不清，而且打击面要牵连嫌疑人的家人，所以，打击范围不断扩大，到1794年5月，共有近30万嫌疑人被捕入狱。很难想象当时这种极端状况之下，法国还有什么司法可言。最终，恐怖统治恢复了国家的权威，保证了国家的安全，但它也像一匹脱缰的野马，挣脱了控制，开始显露出狰狞的面目。
“大恐怖”之下恐惧的人们
牧月法令：
是罗伯斯庇尔派为了对付敌人、巩固其统治而颁布的非常法令。1794年6月10日，罗伯斯庇尔强迫国民大会通过了《惩治革命敌人法令》，因6月为法国的牧月，故而统称为牧月法令。事实上，雅各宾派似乎一开始就控制不住局势，巴黎的断头台格外忙碌，每天都有被革命法庭宣判死刑的反革命叛国者被送上断头台，该法庭只要一经宣判就不得上诉，因此，被告人站在法庭上就像羊羔一样任人宰割。人民开始疯狂了，群众的惩罚行动中开始夹杂起公报私仇的成分。7月～9月间，260名被送到革命法庭的人中有1/4的人被判处死刑，但在1793年最后3个月，这一比例达到了45%。1793年8月底，被拘捕在巴黎监狱的囚犯有1500人，到10月份，数字增长到了2398人，到第二年2月，则达到了惊人的4525人。与此同时，罗伯斯庇尔开始从一个温和派蜕变成一个暴力革命者，也开始以冷酷无情、残忍以及肉体消灭的方式来铲除持不同政见者，布里索、维里奥、罗兰夫人等一批革命同志也被处以极刑。到1794年4月，他甚至积极支持并促成了库东提出的牧月法令，取消辩护人和预审制，在没有证据的情况下，可以根据推理判案。于是大恐怖开始了。从当年4月～7月间，仅巴黎一地就有近2600多人被判处死刑。他宣称：没有美德的恐怖是有害的，没有恐怖的美德则是无力的。最后，他甚至对同党的丹东和埃贝尔也痛下杀手，断头台不够用，还辅以步枪射击来处决犯人。
但是，罗伯斯庇尔没料到自己也是法国大革命的过渡者，小资产阶级共和国无法满足法国资产阶级发展的要求，也不符合时代的规律。所以，资产阶级中上层很快就抛弃了罗伯斯庇尔。1794年7月28日晨，已成为孤家寡人的罗伯斯庇尔，同圣茹斯特、库东等人被一同送上了断头台，和丹东、布里索、罗兰夫人以及数万其他法国人一样，成为了革命的殉道者。
通胀中的房东们
法国有一类人好像命中注定生活富裕，却总也得不到人们的多少好感。实际上，早在路易十五时代，这种不满情绪就开始在巴黎出现了。那时候，这些房产主像事先商量好了似的，突然之间把房租提到了令人咋舌的高度。房客们因此而产生的怨恨，到了三十几年后的大革命前夕依然十分强烈，所以有可能，房租涨价也是造成1789年那场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的一个原因，当然是较为次要的原因了。
大革命中焦虑的房客们这样说并不过分。相反，这正可说明为什么大革命对待房产主那样严厉。革命中，对于那些因纸币贬值和食物匮乏而生活无着的小年金收入者、小职员和农民，革命政权曾想尽一切办法接济他们，但对于靠房产发迹的房产主却毫不留情。比如革命政权就曾明文规定，房客只能按照指券的面值交付房租，这使得他们哭笑不得。因为一张100法郎的纸币实际上只值3个苏，但他们却必须按其面值予以接受。法律就是这样允许房客用这种几乎分文不值的纸币来交纳房租，而房东除了默默无言地给房客照开收据，承认自己已经收清对方应交纳的房租外，连个屁也不敢放。那时，曾有一家报纸这样记述一对房东和房客之间的对话：
“我来给您付房租。”一个房客向他的房东说。
“大概又是指券吧？”
“是的。”
“法律既然规定我必须接受，我当然一切照办。不过这几个钱，您还不如把它送给叫化子去呢。”
“公民，请恕我不能遵命，因为叫化子根本不稀罕它……”
这话一点不假，乞丐在讨乞时只希望得到面值为50苏的低面值指券。因为按照1794年通过的法律，一张50苏的指券可以按其十分之一价值兑换成铜币，而面值较高的指券却只能以其三十分之一的价值兑换一种同样在急剧贬值、只限本土使用的有价证券，所以谁也不愿要。一个乞丐向一个过路的女人讨乞时的有趣谈话反映了这一事实。这个女人显然不晓得兑换贬值后的指券有这等莫名其妙的规定，所以当乞丐向她伸出手来时，只见她将手探入钱包里，想拿点钱送给他。但钱包里一个小钱也没有，于是她很大方地递给他一张100苏的指券，问他可否找回一张50苏的指券。乞丐立即答道：“啊！好心的女公民，这可不行。这样我会吃亏的！您要是愿意的话，倒不妨给我一张50苏的指券，我将对您感激不已，并找您一张一百苏的指券。”这个乞丐相当精明，他显然知道，100的三十分之一比50的十分之一要少。由此可见，当一个房产主由于不得违抗法律而必须在每个季度末收进成捆的纸币时，他的脸上该是一副多么尴尬的神态！须知他的房产一年本可给他带来1万法郎的收入，而现在这一捆捆纸币却只值3法郎15个苏！
巴黎街景可是这正是1793年～1794年发生的事情。那时候，一个普通家庭的流水账簿记载着这样几笔帐：“火鸡两只，500法郎；毛巾两打，5200法郎；咖啡一斤，210法郎。”而那些房产主却还要继续交纳政府对门窗和壁炉课征的税赋，相当于十五分之一房屋租金的营业税以及相当于一半营业税的地产税。此外，还有一些意外的开支和修理费。因为除非任凭房屋倒塌，平时的维修总是必不可少的。可是这却是一笔惊人的开销。购置1000块瓦需要2000利弗尔，一幢租金为1100法郎的房屋，翻修一下房顶是两万法郎，而配一把钥匙竟也要140～150法郎，一幢年收入为6000～7000利弗尔的房屋，单单请清洁工来淘一下阴沟，就得开销1.5万～2万利弗尔，所以被吓得目瞪口呆的房产主们往往只好请求，甚至强迫其房客将污水倒到窗外的大街上去。久而久之，这种往大街上倾倒污物的做法也就司空见惯。
不言而喻，对于当前这样一场严重的经济危机，一旦人们听之任之，不采取必要的措施来加以克服，那么受害最深的便必然是那些毫无东西可卖的人，因为谁也不会来照管他们的。1796年所发生的正是这种情况。事实证明，巴黎人一向思维敏捷，遇事冷静，不会轻易张皇失措，他们知道，除了他们自己谁也不会来帮他们，于是大家就在不同程度地操起商贩的营生来了。在督政府时期的巴黎，人们几乎什么都卖。市场上出售的东西真是五花八门，无奇不有。那些濒临绝境的房产主，迫于生存，只得将家中能够变卖的物品都拿出来拍卖。一个房产主甚至曾在家门口把自己家睡的木床锯成一块块木柴。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些备受折磨的房产主，终于从恐怖中恢复了过来，因为革命的风暴已经过去，他们又很快取得了人们的信任，恢复了过去的地位。灾难已成过去，他们的房屋终于保留了下来。虽然经受了不少痛苦，但那毕竟就像海员遇到暴风雨、种田的农民遇到冰雹一样，只是在平静生活中遭到的一点挫折，一切都会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