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岁那年，我带着高考失败的伤痕和对文学梦不肯放弃的期望，走进了省城。
省城并没有因为我的伤痛和坚持对我流露丝毫的偏袒，奔波了12天，当口袋里的钱已经少得可怜时，我才在一位同乡的帮助下在一个建筑队找到了工作。所谓工作，就是每天挥动着铁锹，将沙石、水泥搅拌均匀，然后及时地运送到筑墙师傅那里。
每天繁重的劳动让瘦小的我浑身酸痛，躺到集体宿舍的通铺上时，我仿佛都能够听到自己各个骨节碎裂的声音，汗臭和烟草味又肆无忌惮、不可阻挡地钻进我的鼻孔，梦中的彩虹和清风一下子被挤得支离破碎。我常常不得不闭上双眼，以免泪水不争气地掉下来。
那天，一位工友从脚手架上摔落下来，血流如注，惨死在送往医院的途中。工头却只简简单单地说了一句：“死个人是常事，都赶快接着干。”那种轻描淡写，仿佛刚刚死去的只是一只蚂蚁。
人也许不应该太敏锐，但我偏偏又格外敏感，一片树叶的阴影似乎也能覆盖我的整个春天。人情的冷漠和世故让我的夜晚不再只是孤寂，又平添了感伤和困惑。我呆呆地仰望着苍穹，问天上的繁星，我的梦离我究竟有多远？我的明天是什么颜色？希望就在这种叩问中越来越缥缈。
一个细雨萧瑟的傍晚，我闷闷地躺在铺上，工友打开了收音机，一阵柔和的女声传了过来，她在朗读一首诗，一首我不知名的诗，她的声音缓缓地流淌着，我的眼前仿佛一下就出现了阳光、清风、淡云，我忽然觉得，世间还有一些美好的东西在远方等着我，我的心随着她的声音跳动着……原来，震撼、慰藉一颗心灵的，竟可以简单得只是一个声音！那个落雨的傍晚，那个声音，像拂尘一样拂拭着我心中的尘埃。
我记住了这位主持人的名字：唐钊。
从那以后，听广播成了我每天的寄托，我觉得自己有了一个亲人，一个从未谋面的亲人。
但是，这样的日子不长，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唐钊从电波里“消失”了。莫名的烦躁和不安缠绕着我，我不停地用各种揣测的理由安慰着自己：出差、生病、调离……我的盼望一直紧张到13天后的电台二周年台庆，我暗暗地想，这么隆重的日子，唐钊没有理由不出现。
那天，每位主持人都尽情施展着各自的才智，听众和主持人的交流热闹又生动，笑声不断传出，可随着时间一分一秒地推移，我的心却越来越沉，直到节目结束，依然没有唐钊的声音。那一晚，我一夜未睡。当晨光从简陋的木房缝隙钻进来，照上我的脸颊，那个渴望了一千次，自控了一千次的欲望坚定了起来：去电台看唐钊！
我费尽口舌，终于用三天薪水的代价换来一天的休假。借来一辆自行车，一路询问着，从城市的这一端辗转着赶往另一端，终于来到了哈尔滨文艺广播电台的大门前。我的心跳骤然加速，整个人都处在即将见到那个声音背后的唐钊的兴奋与紧张之中。我一遍遍地做着深呼吸，设计着见到唐钊的开场白……可直到时针指向傍晚，我也没能鼓起走进去的勇气。
我害怕真的见到了唐钊，我的憔悴和平庸会侵袭了她的明丽，也害怕现实里真实的她令我失望。最后，我带着一颗黯然的心离开了。
我继续在忐忑中等待着、盼望着那熟悉的声音再一次响起。没多久，我又听到了唐钊的声音，原来，她度婚假去了。我的世界重现了阳光和明媚，在她的声音中，我开始尝试着拿起笔，将自己的一些所历、所见、所思变成文字寄往各家报刊。
不久，我离开了这座城市，在南方的漂泊中，因为距离的遥远，收听不到那家电台的节目，但唐钊的声音依然会在一些月光似水的晚上响起，如笛般清远，赋予我信心和勇气，让我一次次挺过风雨和抑郁。终于，我采写的稿件在全国各种杂志、报纸上频频出现，我的生命也渐渐生动起来，今天的我已经成为一家杂志社的编辑记者。
一次朋友的聚会上，我讲起了和唐钊声音的一“听”钟情，讲起了她对我的激励和鞭策，讲起了至今未见的遗憾和耿耿于怀……朋友们便怂恿我打电话联系唐钊。在朋友的鼓动和酒精的作用下，我拿起了电话，我对自己说，等电话接通，就男人般大大咧咧、简简单单地道一声感谢，感谢她的声音。但我听到的消息却是，她已经远去澳大利亚。
我慢慢放下话筒，把头埋进手里，埋在膝盖上，为的是不让人看见我泪流满面。岁月深处，有一个声音抚摸过我，可我无以言谢。
【拾贝】
虽有“大恩不言谢”的古训，可当你发现有一天连说声“谢谢”的机会都没有时，是多么遗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