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思邈一生非常注重医学道德的修养，在他的《千金要方》一书中，首列“大医习业”与“大医精诚”二篇，这是我国最早的较为完整的医德文献专论，是高尚的医德与高超的医技两相结合的医德规范。他指出：“凡大医治病，必当安神定志，无欲无求，先发大慈恻隐之心，誓愿普救含灵之苦，若有疾厄来求救者，不得问其贵贱贫富，长幼研茧，怨亲善友，华夷愚智，普同一等，皆如至亲之想。亦不得瞻前顾后，自虑吉凶，护借身命。见彼苦恼，若已有之，深心凄怆，勿避险恶，昼夜寒暑，饥渴疲劳，一心赴救，无作功夫形迹之心。如此可为苍生大医，反此则是含灵巨贼。夫大医之体……又到病家，纵绮罗满目，勿左右顾眄；丝竹凑耳，无得似有所娱；珍羞迭荐，食如无味；酝禄兼陈，看有若无。夫为医之法，不得多语调笑，谈谑喧哗，道说是非，议论人物，炫耀声名，訾毁诸医，自矜己德，偶然治瘥一病，则昂头戴面，而有自许之貌，谓天下无双，此医人之膏肓也。”
上述的寥寥片语，已将孙思邈的高尚医德情操，展示在人们面前。他的这种浓厚而朴素的救死扶伤的人道主义精神，不论在当时，还是现在，都是值得学习和提倡的。
在临床实践上，孙思邈特别重视妇科、儿科疾病的诊治。在自己的医学著作中对妇女的特殊疾病和对幼儿的护理记述十分详尽。
相传，孙思邈一天外出行医，见一行出殡的队伍走来。他停在路边观看，忽然上前阻拦并大喊道：“且慢！且慢！”送殡的人以为他是疯子，要赶走他。他说：“里面的人还没有死！怎么回事？”
众人说：“不要再胡说，人早死了。”
这女子的丈夫哭着说：“我妻子婚后十年没有生育。这次怀孕一年多了，昨天才觉胎动，又难产死了。”
孙思邈说：“人死了血会凝固，你们看棺材底下正在滴血，人怎么能死了呢？”众人一看，果然有细细一道血丝向外流淌，就打开棺材。只见一个妇人面黄如纸，小腹很高，裤裆正向外渗着鲜血。
孙思邈让大家莫急，试了病人的鼻息和脉象之后，取出三根银针，一根刺人中，一根刺中脘，一根刺中极。三针扎下去，孕妇很快苏醒过来。
这下众人把孙思邈当成了神仙，一齐跪下磕头。孙思邈让他们起来，又送给他们治病良药，结果病人回去顺利地生下了一个大胖娃娃。
故事虽然有夸张色彩，但充分反映出孙思邈医术的高明和眼光的独到。
孙思邈将道教内修理论和医学、卫生学相结合，把养生学也作为医疗内容。认为人到暮年，体态特征和生理、病理都有变化。欲求长寿，须注意饮食起居等养生之道。他在《千金要方·养性序第一》中特别强调老年人“唾不至远，行不疾步，耳不极听，目不极视，坐不久处，立不至疲，卧不至懻。先寒而衣，先热而解。不欲极饥而食，食不可过饱；不欲极渴而饮，饮不欲过多”，并“兼之以导引、行气”及“房中补益”之术。
他对人之衰老过程和表现，心理特征和变化，以及老年疾病、保健、医疗等都有全面的观察和深透的分析。认为老年人当从事诸如调气、按摩、导引、行气以及散步等适合老人特点的活动，从而丰富了道教内修的内容与方法，并对炼丹服食以求长生成仙的道教方术作了探索。认为服食金丹而成仙是“神道悬邈，云迹疏绝，徒望青天，莫知升举”。但他把炼丹作为制药的手段，目的在于救急济危。
《千金要方》及《千金翼方》的影响极大，被誉为我国古代的医学百科全书，起到了上承汉魏，下接宋元的历史作用。两书问世后，倍受世人瞩目，甚至飘扬过海，广为流传。日本在天宝、万治、天明、嘉永及宽政年间，都曾经出版过《千金要方》，其影响可见一斑。孙思邈死后，人们将他隐居过的“五台山”改名为“药王山”，并在山上为他建庙塑像，树碑立传。每年农历二月初三，当地群众都要举行庙会，以经念孙思邈为我国医学所作出的巨大贡献。庙会时间长达半月之久，前来游览、凭吊的八方来客络绎不绝。
印刷术与火药
唐朝雕版印刷之《金刚经》
唐代长庆四年，也即公元824年，熙熙攘攘的长安街还是一片繁华，琳琅满目的商品陈列在店铺中，吆喝声、叫卖声此起彼伏。而在其中，一个很响亮的小贩叫卖却是显得很不一般。原来他的商品竟然全是白居易等当朝大诗人作品的写本和印本，字迹清晰，包装精美。且看当初平民能够看到白居易等大诗人诗作的机会并不是很多，而有人能将他们的诗作刻印出来，确实丰富了人们的文化生活。而此时，在京城各个大大小小的酒店里，竟还有人拿着白诗来换酒或者茶，一来二去，竟然相当于货币而在坊间流行起来。由此可见，当时的雕版印刷已经开始在民间普及起来。
有关雕版印刷，在民间的应运还有这样一条有趣的史料。《旧唐书》记载，大和九年（835），唐文宗忽然下令各地，不得私自雕版印刷历书。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颁布历法是封建帝王的特权，每年颁发新历的事情应该由朝廷的司天台管辖。然而，最近在剑南、两川和淮南道的人民在朝廷颁发新历之前已经有民间私印的历书出卖。因此，东川节度使冯宿为了维护朝廷的威信，就奏请禁止私人出版历书。但这道禁令对于天高皇帝远的四川地区成效却不是很大，虽然唐文宗下了这道命令，民间刻印的历书仍旧十分风行。可笑的是，当时民间印刷历书已经形成一定的规模，根本就不能完全禁止。等到黄巢起义围攻京城，唐僖宗慌张逃到四川。皇帝出逃，朝廷岌岌可危，当然更没有人来管理禁印历书的事了，由此一度，民间私印历书得到更大发展。据记载，唐僖宗中和元年（881），江东地区有两家不同的书社刻印历书，可是不知为何，这两个版本的历书在月大月小上差了一天，发生了争执。两家为给自己的历书正名，就闹到地方官衙门，于是这个地方官相当不屑地说：“大家都是同行做生意，相差一天半天又有什么关系呢？”一时被传为笑谈。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当时私印历书已经不在官府的禁止范围，而且民间雕版印刷已经成为一种正当职业，并且有一定竞争的存在，雕版印刷得到了一定的发展。
唐朝刻印的书籍，目前保存下来的只有一部咸通九年刻印的《金刚经》。 咸通九年是公元868年，这个时段，距离现在已有一千多年。关于这本这一千多年前的印刷品的保存，还有这样一段故事。早在晋朝的时候，在今甘肃省墩煌东南的鸣沙山，有一些佛教徒即在这里凿开山洞，雕刻佛像，建筑寺庙。山洞不断增加，佛像也跟着增多，久而久之，人们就把这里称为“千佛洞”。1900年，有一位王姓道士在修理洞窟的时候，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密闭的暗室，打开一看，里面竟然堆满了一捆捆已经泛黄的纸卷，而其中有相当多的纸卷是唐代抄写的书籍，还有一卷是唐代刻印的《金刚经》。这部《金刚经》长约一丈六尺，高约一尺，是由7个印张粘连而成的。卷首有一幅画，是关于释迦牟尼对他的弟子说法的神话故事，人物形态非常逼真，栩栩如生。画面的后面是《金刚经》的全文，卷未有一行文字，注明这卷书册乃是咸通九年刻印的。这个卷子图文都非常精美，雕刻刀法细腻，浑朴凝重，说明当时刊刻印刷的技术都达到了相当纯熟的程度。这本书是世界上现存的最早的雕板印刷书籍，而图画也是雕刻在一块整版上的，这或许是世界上最早的版画。
宋代沈括在《梦溪笔谈》中说，隋唐时期，雕版印刷“熟练工匠，一天可印两千张”，同时，雕版印刷技术也已逐步传到国外，唐朝时期，朝鲜和日本来我国的留学生学到许多工艺技术，包括印刷技术。
雕版印刷的发明时间，历来是一个有争议的问题。当唐朝大量刻印书籍的出现，即已充分表明雕版印刷术在唐朝已经开始盛行。
与印刷术一同出现的，还有火药的发明。火药最初起源于我国乐此不疲的炼丹术。在古代人持久不息的炼丹生涯中，终于有一日他们中的某人忽然就在火炉中发现了明媚的火光和焰火。炼丹术中很重要的一种方法就是“火法炼丹”，它与火药的发明有直接关系。因此，在发明火药之前，炼丹术已经得到了一些人造的化学药品，如硫化汞等。这可能是人类最早用化学合成法制成的产品之一。
当持续了近千年的炼丹术到了唐代以后，技术和材料的配置又有了新发展。炼丹家对于硫磺、砒霜等具有猛毒的金石药，在使用之前，常用烧灼的办法将其毒性失去或减低，这种手续称为“伏火”。唐初的名医兼炼丹家孙思邈在“丹经内伏硫磺法”中记载：将硫磺、硝石各二两混合，并将其研成粉末，放在销银锅或砂罐子里。再把没有被虫蛀过的三个皂角逐一点着，然后夹入锅里，把硫磺和硝石起烧焰火。等焰火逐步熄灭，并趁还没冷却，取入混合物，这就伏火了。到了唐朝中期，有个名叫清虚子的，又提出了一个新的伏火方子：“硫二两，硝二两，马兜铃三钱半。右为末，拌匀。掘坑，入药于罐内与地平。将熟火一块，弹子大，下放里内，烟渐起。”他们的炼丹技术已经一步步接近现代制作火药的技术水平。在《太平广记》有这样一则记载，隋朝初年，有一个叫杜春子的人去拜访一位炼丹老人。当晚住在那里。半夜杜春子忽然被一阵烧灼的味道给呛醒了，只见屋内炼丹炉内有“紫烟穿屋上”。这说的即是炼丹过程中火药的偶然出现。
而这种技术到了军事家的手里，于是火药因此配置而成了。《九国志》记载，唐哀帝时，郑王番率军攻打豫章（今江西南昌），他们使用“发机飞火”，烧毁该城的龙沙门。这可能是有关用火药攻城的最早记载。随着技术的不断进步，火药的制作水平也越来越高。遗憾的是，到了近代，我国的火药却并没有完全运用到军事之中，相反却广泛地被用作街头杂耍、爆仗的制作。相反，对于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却显得落后了几千年。可是，当初火药的最初发现，却是在中国。
子午线的测量
僧一行
唐代开元二十年，也就是公元724年，唐朝上下一片忙碌景象。这并不是平日的皇帝出征、帝后封仪。在这场浩浩荡荡的活动中的指挥者，也不是威严高贵的皇帝，而是一名打扮平常的光头和尚。可是，请别小看了这名出家僧侣，他可是皇帝亲自钦点来到宫中的。来此所为何事？其实也只是一件如今看来并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即重新为国家制作历法。但在当时，这的的确确是一件很是不简单的浩大工程。
在这之前，我国古代都沿用西汉时期《周髀算经》中的“日影一寸，地差千里”的测量方法；但随着人类生产、生活的发展，这种原始的测量方法已经日渐暴露弊端。而且，在人们的生活中，也渐渐发现了这种测量方法的错误。于是，人们开始了在全国范围内的小规模的测量。当历史进入到唐代开元年间后，唐玄宗开始下定决心重新测量子午线，并据此更定历法，于是便开始了上文的那一幕情景。
这名僧侣，乃是我国古代史上大名鼎鼎的唐代天文学家僧一行。僧一行俗名张遂，生于唐高宗永淳二年（683）。他自小博览群书，对于历象、阴阳五行尤其感兴趣。后来，他因不愿与武则天的侄子武三思交往，来到会善寺，遇到高僧普寂，一行佩服普寂渊博的学问，于是剃度出家，拜普寂为师，取法名一行。僧一行出家之后，开始游方讲学，借此走遍了大江南北的名山古刹，因此很系统地学习了各家的佛学经义，以及天文、地理、阴阳五行、数学等，渐成一名博学之士。
唐玄宗李隆基即位后，接连下达求贤诏书。而唐玄宗更是久闻僧一行的大名，有意想要召见他，于是屡屡下达诏令接见僧一行，均被其拒绝。于是，公元717年，唐玄宗特地派族叔张洽来到僧一行隐居地——荆州当阳山寺院，强迫他进京。据后人传闻，当初僧一行一到京城就很快被唐玄宗召见，问及有何特长时，僧一行说只是记忆力好些。于是，唐玄宗当即让太监取宫人名册，一行看一遍后，就将宫里所有的人的姓名、年龄、职责依次背出。唐玄宗听后大为叹服，当即走下御座，恭恭敬敬的连称僧一行为“圣人”，自此挽留僧一行住在兴庆宫中的光太殿，成为了唐玄宗的顾问。
而唐玄宗要重新测量子午线，却又因何而起呢？且说，唐代自高宗开始即采用采用《麟德历》，到唐玄宗时期已用了50多年。而至开元九年，根据《麟德历》推算，九月巳日应发生日食，但观测结果却有较大误差，于是唐玄宗下令改历，并把这项任务交给了一行。开元十二年（724），僧一行开始着手准备这事，首先他开始测量子午线的长度。
子午线即地球的经度线，测量子午线长度可以确知地球的大小。子午线长度是地理学、测地学和天文学上一项重要的基本数据。史料记载，当初僧一行在全国的测量地点达12处，具体的测量范围则是以今河南省为中心，北起铁勒（今内蒙古自治区以北），南达林邑（今越南中部），测量范围之大前所未有。测量内容包括每个测量地点的北极高度，以及冬至、夏至、春分、秋分那天正午八尺之竿（表）的日影长度。这次测量活动，以太史监南宫说等人在河南滑县、浚仪（今开封）、扶沟和上蔡四处的测量最为重要，因为这4个地点的地理经度比较接近，大致是在同一经度上。他们除了测出四处的北极高度和日影长度外，还测出了这4个地点之间的距离。一行从南宫说等人的测量数据中，计算出南北两地相差351里80步（唐朝尺度，合现代长度129.22公里），北极高度相差一度。而这个数据，就是地球子午线一度的长。同现代测量子午线一度的长111.2公里相比，一行的数据虽然有较大的误差，但这是世界上第一次实测子午线长度的记录。英国著名科学家李约瑟评论道：“这是科学史上划时代的创举”。事实上，国外最初实测子午线长度，是公元814年阿拉伯天文学家进行的，这比我国要晚了90年。
在完成大规模实地测量工作之后，僧一行等人开始使用天文仪器观察日月星辰运行情况，据此取得了大量可靠的数据。公元725年，僧一行开始正式着手制订新的历法——《大衍历》，然而由于多年积劳成疾，僧一行只在完成初稿就去世，最后由张说和陈玄景等人完成历法的制订。公元729年，《大衍历》颁布执行；公元733年，《大衍历》传入日本，又在日本使用了将近100年的时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