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佛教的发展，当然与当时的社会经济发展密不可分。唐代经济的发展，促使本地文化事业等也得到了相应发展。在优越的经济条件下，并不从事生产性劳动的僧侣才有了存在的物质基础。同时，也得益于唐代统治者的提倡和支持，早在大业二年李渊任晋州刺史时，李世民患目疾，李渊就曾亲白到长安草堂寺拜佛，以求保佑，后来又造石佛一尊，送入寺内供奉。太原起兵之日，季渊曾到华阴祀佛求福。李世民在围攻据守洛阳的王世充这一战役中也曾得到篙山少林寺僧志操、慧肠、昙宗的协助。因此，自李氏家族登上皇帝宝座之日开始，其便积极引导佛教的发展，从玄幻的正统信仰等方面来稳固自己的政权。
如同印僧那提所称：“腊那东国，盛转大乘，佛法崇盛，赡州算最。”
我国著名的三大石窟，在唐朝又有不同程度的发展。石窟是展示佛教艺术的一种非常重要的表现形式。佛教艺术往往通过石窟的雕刻、寺庙的塑像、壁画的彩绘，将佛教人物的各种形象以及故事内容生动有趣地表现出来。在我国各类石窟中，当以三大石窟的敦煌莫高窟、洛阳龙门石窟以及山西云冈石窟为最。
敦煌莫高窟也叫千佛洞。位于敦煌县城东南25公里的鸣沙山下，因其地处莫高乡而得名。它是我国最大、最著名的佛教艺术石窟。经过唐代前期的营造，莫高窟崖面上已有300多个石窟。同时，随着唐代文化艺术进入全面繁荣时期，敦煌的石窟创作也出现了高潮。唐代佛教典籍经过大量翻译和广泛流行，大量的佛经内容变为图像被刊刻在莫高窟的岩画当中，如西方净土变绘画自隋代出现了第一窟，到唐代发展则迅速发展到一百多窟，数量占现存敦煌总窟数的五分之一。可惜的是，在莫高窟被世人发掘的过程中，其文物流失的速度也相当之快，如今，曾藏于石窟中的很多文物出现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博物馆中。
“山川随云秀，佛灯共天长。”这是一位无名氏给云冈石窟的一个题词。云冈石窟位于大同西郊16公里武周山南麓。石窟绵延一公里，现存主要洞窟53个，造像5.l万余尊，其中最大的主佛坐像17.3米。云冈石窟以气势宏伟，内容丰富，雕刻精细著称于世。石窟中的雕刻在吸收和借鉴印度佛教艺术的同时，有机地融合了中国本地的传统艺术风格，其在世界雕塑艺术史上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龙门石窟是中国著名三大石刻艺术宝库之一，位于洛阳城南12公里。这里有一条伊水，河两岸是香山和龙门山，唐代诗人白居易曾经评价说：“洛阳四郊山水之胜，龙门首焉。”其历经北魏和唐代大规模营造达150年之久。龙门石窟南北长达1公里，共有97000余尊佛像，1300多个石窟，题记和碑刻3600余品。龙门石窟中，唐朝所开凿的石窟占总数的60%以上，其中奉先寺是龙门唐代石窟中最大的一个石窟。据石窟中的碑文记载，此窟开凿于唐代武则天时期，共历时三年。洞中佛像明显则体现了唐代佛像的艺术特征，所塑大佛均呈现面貌丰肥、两耳宽厚的体态特征，形态十分安详亲切。龙门石窟表明了由丝绸之路传播而来的印度佛教中国化的圆满结束，它构建了中国石窟文化的总体面貌和态势。
唐三彩
唐三彩作品
如今，唐三彩已经是一个拥有不菲价值的收藏品类。2003年，在苏富比纽约拍卖会上，香港富豪刘銮雄收藏的一对唐三彩陶马，被一位犹太商人以高达157.6万美元购得，创当年同类古董拍卖价的最高纪录。而这对拥有百万美元身价的唐三彩陶马，造型十分完美，堪称我国古董中的精品。其中一只是黑马，白色长鬃，绿色马鞍，另一只咖啡色马，深棕色短鬃，身有白色斑点。两只马体态健壮，姿势雄美。在此后的2005年，美国纽约市举办的中国瓷器艺术品专场拍卖会上，一件高58.3厘米的唐三彩仕女俑，以595440元人民币成交；2006年5月2日，在崇源国际拍卖会上，一件唐三彩打马球女俑以3742330元人民币成交；2006年6月22日，在中国嘉德拍卖会上，一件高49厘米的唐三彩马，以440000元人民币成交。这拥有不菲身价的唐三彩，起源于我国的唐朝。
唐三彩种类很多，造型各异，基本由生活而模拟出来，最多的形状有人物、动物、碗盘、水器、酒器、文具、家具、房屋，甚至装骨灰的壶坛等。目前，较为人们喜爱的是马俑，它们有些腾空飞起，有的静静伫立，有的引颈嘶鸣，情态十分栩栩如生。而人物造型则有妇女、文官、武将、胡俑、天王等。一般都是根据人物不同的社会地位和等级，刻画出不同的体态，甚至性格特征，可见其做工之精细。如圆润丰满的贵妇、彬彬有礼的文官、刚烈勇猛武士，造型奇特、神态各异，堪称我国古代雕塑的典范精品。在这些任务造型中，其中唐三彩女俑取材于唐代社会现实中的女性人物，有立俑、坐俑、乐舞俑、乐唱俑、骑马俑、对镜梳妆俑等。这一类的唐三彩着重表现唐代妇女姿态自由、面容丰腴、肌肤细腻、双手纤巧、两足丰柔的形象。唐三彩另外一个大类是文吏俑，他们是唐朝王朝中文臣的形象。这些人物在现实中一般都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和优裕的生活条件。但古人均言“伴君中如伴虎”，所以这些人物一般呈现的形象是文静端庄、思绪深沉、气派不凡。可是仔细观察，则会发现虽然这些人体态十分整齐，衣帽齐整、峨冠博带，仍不能掩饰内心的诚惶诚恐和小心翼翼的态势。武士俑，是唐王朝武装力量的缩影，多为英俊潇洒的年轻战士，有的站立，有的骑马，拉弓射箭，唐三彩均能很好的抓住各种人物类型的特征，用细节表现出他们各自的差异。
也正因为唐三彩做工的精巧细致，在现今的各类收藏品拍卖市场上，唐三彩才有这样的广阔市场。
而上述所述的唐三彩，说的是一种盛行于唐代的陶器；三彩，则说的是色彩中的三种颜色，黄、褐、绿，故而后来人们习惯把这类陶器称为“唐三彩”。唐三彩以造型生动逼真、色泽艳丽和富有生活气息而著称。唐三彩是唐代陶器中的精华，在初唐、盛唐时达到高峰。唐三彩的产地西安、洛阳、扬州是陆上和海上丝绸古道的联接点。洛阳唐三彩品种繁多，内容丰富，囊括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细观历史可知，唐三彩在唐代的兴起有其自身的历史缘由。唐代经济发展迅速，各类烧造产业也因之得到发展。同时，雕塑、建筑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促使它们之间不断结合、不断发展，唐三彩也因之产生且技术不断进步。同时，唐代贞观之治以后，国力迅速强盛。当然经济的发展，人民的生活水平自然也提高。因此，与经济发展相应的人民文化水平以及生活习俗必然也相应产生变化。而唐代社会一个重要的特征即是当时厚葬之风日盛。而唐三彩当时作为一种冥器，成为官员随葬的一个重要物件。中国传统文化历来重视葬品的选择以及数量，因此随着唐三彩作为葬品的流行，其生产也随之日益兴盛起来。在这个背景条件的作用下，唐三彩在唐代即已拥有了十分乐观的前景。随着唐代需求的增加以及工艺的不断进步，唐三彩制作技术自然不断进步。
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十分复杂。据专家研究，唐三彩的制作工艺当时已经领先于世界水平。首先要将开采来的矿土经过挑选、舂捣、淘洗、沉淀、晾干后，用模具作成胎入窑烧制。其烧制采用的是二次烧成法。从原料上来看，它的胎体是用白色的粘土制成，在窑内经过1000－1100摄氏度的素烧，将焙烧过的素胎经过冷却，再施以配制好的各种釉料入窑釉烧，其烧成温度为850－950摄氏度。在釉色上，利用各种氧化金属为呈色剂，经煅烧后呈现出各种色彩。釉烧出来以后，人物需要再开脸，所谓的开脸就是人物的头部仿古产品是不上釉的，它要经过画眉、点唇、画头发。经过上述一系列环节，一件唐三彩的产品才算完成。
安史之乱以后，随着唐王朝的逐步衰弱，三彩器制作逐步衰退。然而，唐三彩的制作已经广泛流传，因之后来又产生了“辽三彩”、“金三彩”，但在数量、质量以及艺术性方面，都远不及唐三彩。？唐三彩作为传统的文化产品和工艺美术品，不仅在中国的陶瓷史上和美术史上有一定的地位，而且它在中外的文化交流上也起到了相当得要的作用。历史考证发现，唐三彩器胡人、乐舞、杂技俑，其原型来自周边各地国家和地区，表现出唐人生活的多样化，形象地再现了中原与边疆交往的情景。此外，唐朝唐三彩已经成功走出国门，踏向世界了。其早在唐初就输出国外，深受异国人民的喜爱。这种多色釉的陶器以它鲜丽明亮的光泽以及优美精湛的造型著称于世，各国贵族均喜好收藏此类唐三彩。据考古界挖掘发现，在丝绸之路、地中海沿岸和西亚的一些国家都曾经挖掘出来过唐代三彩的器物碎片，这也说明当时的唐三彩已经流传到当地，并对他们的陶瓷业也带来了一定的影响，这其中即包括日本和朝鲜。日本奈良时期曾经仿制中国的三彩制作出来过三彩器物，当时被称为奈良三彩，新罗时期的朝鲜也曾经仿造中国的三彩制作过三彩的器物，叫新罗三彩。
唐三彩，堪称中国古代陶瓷艺术宝库中一朵炫彩亮丽的奇葩，其不仅具有极高的艺术价值，更有十分重要的历史价值。其不近代表了唐朝社会经济发展的强盛水平，更是体现了我国与世界其他各国交往的一个实例和媒介。其无论是在造型、装饰，还是在烧制工艺方面，都闪烁着中国古代社会鼎盛时期的绚丽光辉。
“药王”孙思邈
孙思邈
孙思邈（581—682年）是我国历史上著名的医药学家和养生学家，是隋唐时期养生学和医学相结合的集大成者，更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寿星，寿高101岁。这给他的医术和养生方法增添了更多的神秘色彩，以至于他在道教中被奉为“真人”，在中医学界被尊为“药王”。孙思邈是京兆华原（今陕西耀县孙家塬）人，自幼聪颖好学，自谓“幼遭风冷，屡造医门，汤药之资，罄尽家产”。他18岁立志学医，“颇觉有悟，是以亲邻中外有疾厄者，多所济益”，20岁时精通诸子百家学说，善言老庄，兼好佛典。
孙思邈热爱医学，淡泊名利，拒绝入朝做官，而是一边行医，一边采药。他曾先后到过陕西的太白山、终南山，山西的太行山，河南的嵩山以及四川的峨嵋山等地。广泛搜集单方、验方和药物的使用知识，在药物学研究方面，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财富，所以人们尊称他为“药王”。
据传孙思邈擅长阴阳、推步，妙解数术，于山林亲自采制药物，为人治病去疾。他经年累月孜孜不倦地搜集民间验方、秘方，总结临床经验和前代医学理论，为中国古代医学和药物学的发展作出重要的贡献，“药王”的称号当之无愧。他汲取《黄帝内经》关于脏腑的学说，在《千金要方》中第一次完整地提出了以脏腑寒热虚实为中心的杂病分类辨治法；在整理和研究张仲景《伤寒论》后，将伤寒归为12论，提出伤寒禁忌15条，颇为后世伤寒学家所重视。
孙思邈搜集了东汉至唐以前许多医论、医方以及用药、针灸等经验、教训，兼及服饵、食疗、导引、按摩等诸多养生方法，著《千金要方》30卷，分为232门，已接近现代临床医学的分类方法。全书载方5000多首，集方广泛，内容丰富，既有诊法、证候等医学理论，又有内、外、妇、儿等临床各科；既涉及解毒、急救、养生、食疗，又涉及针灸、按摩、导引、吐纳，是我国最早的医学百科全书。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各科，理、法、方、 药齐备。一类是典籍资料，一类是民间单方验方。广泛吸收各方面之长，雅俗共赏，缓急相宜，时至今日。很多内容仍起着指导作用，有极高的学术价值，是我国唐代医学发展中具有特殊代表性的巨著，对后世医学特别是方剂学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影响和贡献；并对日本、朝鲜医学的发展起到了积极的作用，确实是价值千金的中医瑰宝。
孙思邈的《千金翼方》共计30卷，载方近3000首，属其晚年作品，系对《千金要方》的全面补充。全书分189门，记载药物800多种，书中内容涉及本草、妇人、伤寒、小儿、养性、补益、中风、杂病、疮痈、色脉以及针灸等各个方面，尤以治疗伤寒、中风、杂病和疮痈最见疗效。值得一提的是，书中将晋唐时期已经散失到民间的《伤寒论》条文收录其中，单独构成九、十两卷，竟成为唐代仅有的《伤寒论》研究性著作，对于《伤寒论》条文的保存和流传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