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自魏晋开始，这种古朴的散文日渐衰弱，流行于世的是句式工整、词藻华美的骈文，且日益占据主流。
骈文讲究声律、对偶，且句式整齐，极大地丰富了文学体裁和散文表现技巧，对散文发展起到了一定的有益影响。但是，发展到后来，骈文却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变得只注重形式而不顾内容，在一味地追求骈俪中逐步凝固为“四六”文体。文坛中充斥着浮艳纤巧、空虚贫乏的作品。骈文日渐流于对偶、声律、典故、词藻等形式，华而不实。待到初盛唐时期，骈文已经成了严重制约散文继续发展的桎梏。
虽然早在西魏时，苏绰曾仿《尚书》作《大诰》，提倡商、周古文以改革当前文体，但影响不大，没有成效。
到了隋代，隋文帝倡导摒黜浮华，下诏禁止“文表华艳”，李愕上书请求革正文体，同时大儒王通提倡文章贯道，这一切作为显示了当时已有取六朝骈俪而代之的声音。尽管有人因文表华艳而被“付所司治罪”，但当时“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的风尚仍没有根本改观。数百年间形成的文学风气，岂能在一朝一夕改变，可以说是“积重难返”。即便朝廷严加管制也无济于事。
更重要的是，革正文体的关键并不在破旧，而亟在立新。
前文所述的李愕，《上隋高帝革文华书》力斥骈偶，本身却使用标准的骈文，颇具讽刺意味；而真正与六朝文风决裂的王通，追模经传刻意仿古，又使得文章呆板，缺乏生气。这种尴尬的局面发展到唐代，当时文人必须直接面对。
也就是说，倘若无法创造一种既实用又具美感的新型文体，那么所谓“革五代之徐习”就只能是一句空话。
然而，形势颇不乐观。
在唐初文坛，骈文仍占据主要地位。国家领导人唐太宗为文亦崇尚浮华。史学家刘知几曾在《史通》中提出言必近真、不尚雕彩的主张，王勃提议改革文弊。但他们本人的作品却仍沿用骈体；当时，陈子昂大张复古旗帜，在力矫六朝诗风的同时，开始尝试文体革新。他针对晋以来“文章道弊”、“彩丽竞繁”的弊病，倡导“汉魏风骨”，力主打击浮艳缥缈的文风。
到了唐玄宗天宝年间至中唐前期，相继出现一批崇儒复古、谋求革新的作家，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都在理论上强调文学应当“宗经”、“体道”，反对骈文，提倡散体作文，成为古文运动的先驱。他们是是韩柳古文理论的先导。
这一时期，王维的《山中与裴秀才迪书》、元结的《右溪记》等，代表着文章由骈文入散的时代风尚。但是这一时期没有形成一支足以左右文坛的古文作家队伍，缺乏足够的社会影响力，所以还不足以与骈文相抗衡。
待到中唐后期，韩愈、柳宗元继续倡导古文运动，在他们的努力下，古文运动轰轰烈烈开展开来。史称“韩柳古文运动”。
韩愈鉴于儒家衰微、佛道盛行的现状，高举儒学复古的旗帜，树立了从尧、舜、禹、汤、温、武道周公、孔子、孟子的“道统”，倡导恢复儒家正统地位，形成了一股影响广泛的社会思潮。
韩愈、柳宗元主张文与道合，道是内容，文是形式；道是目的，文是手段，文应当为道服务。韩愈曾说“愈之所志于古者，不惟其辞之好，好其道焉尔”；“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则欲兼通其辞”，他将“古道”与“古文”绑在一起，而且强调先道后文。不管是否出于真心，中国古代的读书人，都将兼济天下置于闭门著述之上。对于热心仕途经济的韩愈来说，著书立说乃不得已而求其次：“未得位，则思修其辞，以明其道。”
韩柳别开生面的古文，远比其理论提倡重要得多，因为它“使一世之人新耳目而拓心胸，见异思迁而复见贤思齐“。韩愈说，“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所以，他们的古文理论都把明道放在首位，不过韩愈特别强调儒家的仁义和道统，柳则主张“以辅时及物为道”。但在文体之反骈文与重散文此一点上，？两人却是一致。此外，两家的古文理论体系还包括：
* 主张“养气”，即提高作者的道德修养。
* 关于学习标准，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不仅重视经史，也重视屈原、司马相如、扬雄等人的艺术成就，吸取他们的精英，丰富自己的写作。
* 自创新意新词，反对模仿因袭，要求“惟陈言之务去”，认为“唯古于词必己出，降而不能乃剽贼”。所以对古圣贤人的著作，要“师其意，不师其辞”。
* 在重视艺术形式的同时，特别反对有文采而内容荒谬的作品。
* 写作必须有认真的态度，不敢出以轻心、怠心、昏气、矜气。
* 反对盲目厚古非今，认为“古人亦人耳，夫何远哉”。强调当代好作家不少，“若皆为之不已，则文章之大盛，古未有也”。
显而易见，韩、柳所倡导的古文运动，在文学上是利用复古的旗帜从事文学革新，推动文学前进。
韩、柳在倡导古文运动的过程中，提出了完整的古文理论，并写出了相当数量的优秀古文作品，当时有一批学生或追随者热烈响应，古文在理论和创作实践上达到全盛期，终于在文坛上形成了颇有声势的古文运动，把散文的发展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
韩、柳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一番斗争的。韩愈曾说：“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
然而，面对时人的非难和嘲笑，韩愈毫不动摇。他“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不断壮大古文运动的队伍。韩、柳自成体系的古文理论旗帜鲜明，辩论有力。古文虽称为“古文”，倡导学习先秦两汉的散文语言，实则师其意而不师其辞，并要求从唐代活的语言中提炼新的书面散文语言，汲取口语中的新鲜词汇，凝炼为一种接近口语的新的书面语言，扩大了文言文的表达功能，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新的散文传统，对后代散文发展影响很大。
韩、柳的古文作品数量多、成就高，闳中肆外，无体不备，浑浩流转，雄深雅健，给人们提供了古文的范本。同时代的白居易擅长写明白晓畅的文章，樊宗师好为奇奥生僻之作，刘禹锡也是古文好手，他们与韩、柳殊途同归，于是，在他们的共同推动下，唐代古文达到全盛阶段。
后起者还有刘蜕、孙樵、杜牧诸人。唐末五代，又出现了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作家，以短小犀利之笔写下讽刺现实的小品文，皆用古文体，可说是承袭了古文运动的余风，被鲁迅誉为“一塌糊涂的泥塘里的光彩和锋芒”。
就古文运动的影响来说，它已不仅仅是一场单纯的文学运动，更是一场思想解放运动。它推翻了骈文长期对文坛的统治和限制，开创了散文发展的新传统，培育了新一代散文家，并直接影响了晚唐小品文的产生和唐传奇小说的发展。从长远来看，古文运动开创了中国文学史上以唐宋古文八大家为代表的古文传统，？有力地打击了风靡三百年的绮丽柔弱的文风，宋、明、清的散文都是对唐代古文传统的发展。
韩愈、柳宗元提倡古文的目的之一也是要打破僵化的形式束缚，为宣传新思想服务。其实古文运动也是儒学复兴运动，为宋代的新儒学运动做了铺垫和准备。总之，古文运动是我国散文发展史上一个转折点，它的一整套理论与实践对后世散文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
繁盛的音舞书画艺术
颜真卿书法作品
铿锵乐奏起，袅袅的戏子款步走来，轻挪几步，在轻纱薄雾中演绎另外一种人生。浩荡博大的大唐盛世，似乎就沉浸在歌舞升平的极乐世界中，良辰美景的现实，让人沉迷其中不能自拔。
从来没有一个时代，可以如唐朝那般，将高雅的诗作和音乐结合得如此完美和契合。以文字表达感情，而加入其中的音乐更是将诗作情感进一步升华和延伸，让每一位身临其境的人都回味不绝。
唐代政治稳定，经济发达。整个国家呈现的是一种外向型的对外开放政策。中原的发达逐步影响扩展到周边地区和国家，因此各地文化在中原地区得到了很好的融合，再加之魏晋以来已经孕育着的各族音乐文化融合的基础，终于促成了唐代以歌舞音乐为主要标志的音乐艺术的全面发展的高峰。
其中，唐代宫廷宴享的音乐，被称作“燕乐”。曾经风靡一时的唐代歌舞大曲即是燕乐中独树一帜的奇葩。而流传下来的《霓裳羽衣舞》，则是著名的皇帝音乐家唐玄宗所作。这首乐曲又兼有清雅的法曲风格，为世人所称道。诗人白居易则有专门描绘当时演出场景的诗篇《霓裳羽衣舞歌》，并由衷赞叹道：“千歌万舞不可数，就中最爱霓裳舞。” 此外，另外一曲脍炙人口的《秦王破阵乐》，这是一部集歌、舞、乐于一体的大型综合性歌舞剧，是一部歌颂唐太宗李世民统一中国、以武功定天下的艺术作品。由此可见，在当时的朝廷上下，歌舞已经成为宫廷文化生活的一个重要内容。而统治者本身对于歌舞的喜爱，则不知觉地便引导了国家的艺术氛围和追求，因此，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唐代统治者自身的文化水平和喜好，促进唐代歌舞欣赏水平和创作水平的发展。
其表征之一为，唐代拥有一系列音乐教育的机构，如教坊、梨园、大乐署、鼓吹署以及专门教习幼童的梨园别教园。这些机构以严密的考绩和认真的教习，造就着一批批才华出众的音乐家。据记载，唐开元时吉州之永新有歌者许和子，为唐代最负盛名歌唱家。当时只要永新撩鬓举袂，高歌一曲，四周即寂然无声；被唐玄宗誉为“每执板当席，声出朝霞之上”的念奴，曾为“宫伎中第一”，史载有25人吹管也未能盖过她的嘹亮歌喉。
此外，在当时，文学史上堪称一绝的唐诗在当时是可以入乐歌唱的。当时歌伎曾以能歌名家诗为快；诗人也以自己的诗作入乐后流传之广来衡量自己的写作水平。 如唐代著名乐工李龟年，即曾经演唱过王维那首著名的《红豆》，使这首缠绵悱恻的情诗增添了些许哀伤和叹惋，并自此流传千古。唐代的音乐诗不仅是唐人对诗歌题材的一次拓展，而且是唐人从审美角度，对唐代音乐文化的一种透视。
除了繁盛的歌舞外，在书法发展史上，唐代是晋代以后的又一高峰。唐代文化博大精深、辉煌灿烂，达到了中国封建文化的最高峰。而唐代的书法水平则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可谓“书至初唐而极盛”，可见其发展之兴盛。整个唐代书法，对前代既有继承又有革新。
唐初朝廷定书法为国子监六学之一，设书学博士，以书法取士。唐太宗李世民喜好书法，倡导书学，并竭力推崇王羲之的书法，这对唐代书法的发展和繁荣起了重要的作用。在这样的社会背景下，唐代真、行、草、篆、隶各体书都有相当发展，并产生了一系列影响深远的书家，其中以真书、草书的影响最甚。当然，提到真书，必然要提到王羲之，其兼有魏晋以来的墨迹与碑帖的双重传统，其风格严谨雄健、法度森整。行草书家特别是草书家的风格则偏向飞动飘逸。本时期的隶篆虽无大发展，但能承秦汉之遗法，形成或严整紧劲，或遒劲圆活的笔风。
唐代书法可分三个时期，初唐、盛唐、晚唐。这一时代新风格的形式，在初唐时尚处于渐变中，至盛、中唐之际，单是从草书领域中出现了新风，随后诸体也开始别开生面，取得了新的发展。
唐代书法在其发展过程中产生了一批书法大家。初唐书家有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薛稷等，此后有创造性的还有颜真卿、柳公权、释怀素等人。
唐初的书法家，首推欧阳询和虞世南。他们都学王羲之的书。后人把欧阳询、虞世南、褚遂良和薛稷并称为初唐四大家。初唐的四大书家的字体虽然很精美，但仍是王羲之的风格，创新的不多。直到盛唐时期的颜真卿，才创造了唐朝的新一种书体，颜真卿则被后世称为继王羲之之后的第二位书法革新家。颜体字摒弃了虞世南、褚遂良的娟媚之习，字体肥而健壮，方严正大。而其中颜体的楷书，端庄雄伟，气势开张；行书遒劲郁勃。此后，比颜真卿晚一辈的书法家影响较大的是柳公权。他认为颜真卿、欧阳询的最好，就吸取了颜、欧之长，形成一体。他的字比颜字略瘦，骨力遒劲，结构劲紧，因此有“颜筋柳骨”的说法。
繁盛的唐代王朝，疆域的扩大，进一步拓展了唐朝统治，无论是从地理区位来说，还是其文化所及以及所兼容的多元文化，都堪称我国历史上一个杰出代表。而灿烂辉煌的唐朝文化，更是唐代国强民盛的一个强有力的证明。其所给后人留下的，不仅仅是民族的骄傲，更是实实在在的影响。
佛教兴盛与三大石窟
玄奘
在通往西天的路上，有一支师徒五人的队伍，他们在打败了各路终于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到达了西天极乐世界，这是我国四大名著之一《西游记》的主要内容。小说只是文人虚构出来的一个场景，而其中的师傅却还真有其人，他便是我国唐朝著名的高僧——玄奘，他为了深入研究佛学，不惜冒着生命危险，走了一条艰险的取经之路，为我国佛教的发展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佛教自汉代传入我国，在我国人民的不断认可过程中，也开始与本地传统文化相融合。正是在这样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中，佛教开始与我国传统儒学和道教相并立，成为我国封建王朝中儒释道三教中最有影响的教派。唐代全国各地的寺庙和僧侣已发展到相当可观的规模。各种寺庙源源不断地被兴建起来，寺庙规模也日益恢宏。史书记载，到唐中宗时，建造寺庙所费财货达数百亿，“营造寺观，其数极多，皆务宏博，竟崇环丽，大则一二十万，小则尚用三、五万，略计都用资财，动至千万以上户。”；唐太宗时，五台山上造的金阁寺极为华丽，史书称“铸铜为瓦，涂金于上，照耀山谷，所费巨亿”。唐朝还曾发生了一件影响很大的毁佛事件，即唐武宗李炎在会昌五年曾搞了一次毁佛运动，共拆寺4600余所，还俗僧260500人，收充两税户，拆招提、若兰四万余所一，收膏腆上田数千万顷。可见当时唐代佛教发展已相当兴盛。
唐代佛教发展的标志是，当时已经出现了若干佛教宗派，如夭台宗、华产宗、禅宗、净土宗等。由各类学派发展到大型宗派，是佛教发展史上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变化。新佛教宗派的最大特点，在于一改以往对外来佛经仅作研索会通的工作目标，而是倾注午对经典教义的新运解，作适合国情、民族心理的新解释。在这样的背景下，有相当一部分叫佛教作为信仰，从而使其更为广泛地被民众所接受。同时，本时期，随着佛教的发展，佛经翻译事业也开始得到相当规模的发展。唐德宗时园照所撰《贞元新定释教目录》称，当时已有佛经2447部，7399卷。园照说，从唐高祖武德元年到唐德宗贞元16年中共译佛经435部，2476卷。而唐代高僧玄奘一生中，共译出经论75部，1335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