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唐王朝终究走向了衰落和灭亡。这次，不是某个皇帝的暴政，不是某次改革的失误，有的只是这个王朝日薄西山的命运。牛李党争，在天子面前，臣子之间的互殴，成为这挽回不了的王朝没落的开始。王仙芝最终毫无畏惧地举起了反抗的大旗，但他并没有来得及建立一个王姓的皇朝。继踵其后的黄巢，虽没有在某日“满城尽带黄金甲”的大胜中走向皇位，却让这岌岌可危的王朝再次受到了一次重创。最后，大唐王朝的哀帝，在无力回天的宿命中，竟将李氏王朝拱手相让给了一个朱姓地方节度使。至此，这延续了将近三百年，盛极一时的王朝终告结束。只有那城市中依然鳞次栉比的建筑，和照旧兴盛的商业贸易，告诉后人这曾是怎样辉煌的一个时代和国度。
牛李党争，朋党之乱
李德裕
只是一个平常的朝会，这个本应该威严无比的朝堂之上，却照例还是一样的吵吵嚷嚷，那声浪犹如准备将整个屋顶掀去一般。如今的牛李党争已经不再顾虑皇帝是否在场。此时高坐龙庭宝座之上的唐文宗只能一边揉着早就被吵得发麻的头皮，径直感叹一句而过，去河北贼易，去朝廷朋党难！其实，文宗的这个说法是很正确的。区区几个河北贼子，只要我们举国上下齐心协力，朝廷的队伍想要彻底端平他们的老窝都不是问题。可是，你们这些人都是国家的栋梁、朝廷的重臣，现在你们的争论不但越来越让我这个皇帝糊涂了，而且由于牵涉的人太多，连皇帝都不敢轻易在哪一方，从而处置另一方了。总不能让这个朝廷一下子就将几十号大臣忽然就人间挥发了吧。更为重要的是，这样做岂不是拿大唐国家的前途开玩笑？现在各个藩镇都在跃跃欲试，企图脱离中央的领导。如果朝廷内部再出什么乱子的话，估计这个国家消亡的日期也就不远了。
而正是文宗也许早已察觉的隐患，后人看来，便是断送了这大唐王朝最后的锦绣前程的罪魁祸首之一。这朋党之争，如果只是朝廷内部大臣个人的恩怨的话，这问题也不至于这么严重。大不了到时候我皇帝来个独裁，舍弃一个算了。可是现在，这两帮大臣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已经开始拿国家的前程作为赌注了。这是文宗的不幸，更是整个国家和人民的悲哀。后世对一段历史也觉得遗憾，毕竟，斗争的结果其实受罪的还是人民，所以清代王夫子曾经评论说：“朋党争衡，国是大乱，迄于唐亡而后亡。”
要论这牛李党争，还得从头说起。唐朝中后期，大唐王朝中出现了一件新鲜却十分棘手的事儿：小小的朝廷重臣中竟然彻底无视皇帝的威严，公开分出两派，互不统属，甚至互相残杀。其实，要说朝臣争权，古已有之，并不单单发生在大唐王朝。但凡涉及到权力以及利益的地方，就必然有争斗。大家为着尽最大可能保护自己的权益，本来也没有什么可说。个人之间都的是政治，斗的是心机本也无可厚非。相反，如果有为朝廷利益争斗的情况存在，那最起码能够说明这皇帝还是处在绝对主动的地位。而且，如果两厢真正真都的话，要搁在以前，毕竟在也要稍稍顾及到堂堂的天子威严，即便私下会用尽万般招数来对待政敌，但当面也会互相酸溜的寒暄一下。哪如今日这群大臣，大家不但明面上已经撕破了脸，而且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状态，小到个人品性，大到国家大事，都要争个你上我下，斗个鱼死网破。诸如此版般赤裸裸的争斗，确实让盛世的百姓很希罕地看了一回西洋景。
这牛李两党，其中李党的成员以世家大族为主，重要人物有李德裕、李绅、郑覃等；牛党则以科举进士为主，代表人物有牛僧孺、李宗闵。李党代表世家士大夫，他们多出生于高贵的门第，从小养尊处优，有一股倨傲的优越。牛党代表寒门士大夫，他们多出身平民，一般他们都是靠科举考试得以入官。他们是凭借自己的力量到进入到上层社会的，因而对他们士族出身的官员便有一种蔑视，人为他们多是不学无术之辈。反正不敢怎么说，他们是互相看不上眼，彼此都觉得对方没有任何才能，应该被驱逐出这个朝政。开始还可能只是一些小打小闹的争斗，慢慢地，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的斗争也开始不断升级。到后来，就是这些饱读诗书，号称为国家尽力尽职的官员们，竟然发展到最后将朝政大事当成了儿戏。他们在朝政中各执一端，利用一切机会互相攻讦。说来也十分可笑，他们这些早已经过了而立之年、知天命的儒雅仕子们，却如好不懂事的三岁儿童般互相诋毁，他们的政治立场十分明确：只要你反对的，我必然支持；只要你提倡的，我坚决反驳。这大唐王朝最高层的统治机构里面，却日日上演着一出出让人哭笑不得的闹剧。
要说这牛李党争的开端，现在的史家都认为起源于科举考试的不公。原来，自从隋唐发明科举考试以后，这倒也为很多的寒门弟子争取到了一个极好的入仕机会。但一个社会的转型期，总会有一些看不清这世事真相的情况发生。他们或者在这个转型期间干脆采取消极到底的态度。你国家变也好，不便也好，均不关我的事，我只要保持我的老样子才好。反正不管你变到什么个样子，我都一律采取不支持也不反对的态度，不要损失了自己的利益便行，这一类便是以世家大族出身的李党为代表；还有一类便是贸然擅自猜测型。社会转型对自己的利益是有好处的，但往往在这样的情势下，他们会高估了朝廷的决心。好，你给了我参政议政的决心，我干脆再助你一臂之力，毕竟这个国家也有我的份，我要真正的当家做主人。因此，这类人往往要急于更一步改善自己的地位，从而力主改革。这便是以科举出身的牛党为典型代表。
当然，原先一个平衡的社会，有一部分人的利益忽然得到加强，在社会财富总量保持一定的情况下，势必有人利益的受损。所以，当唐朝的科举改制进一步发展的同时，有一些不怕死的考生，不知出于何种目的，觉得可以利用这样的机会充分自由议政，话说出口了，事情也便跟着来了。唐宪宗时的一场科考中，即发生了这么一件事，考生牛增孺、李宗闵即在文章中毫不忌讳地大斥时政。而也许当时有些人十分知趣，知道这些考生所议论的事情，自己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毫无悬念地，当朝宰相李吉甫自动对号入座，觉得这个指责的矛头正对准了自己，于是在皇帝面前大大哭诉了一番。当然，无论如何，皇帝得要先顾全宰相的面子，那可是自己朝廷中的一个中坚力量。而你这些乳臭未干的臭小子们，连个政治的汗毛都没有摸过，就敢妄言个什么时政。这场闹剧的最后结果是，导致当时的考官全被贬职，牛增儒、李宗闵的仕途也受到阻碍。当然，至此，双方自此结下怨愤。这时候虽然明面上，该争取的争取到了，该受罚的也罚过了。但中国有句老话说，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还有一句老话说，风水轮流转，十年河东，十年河西。反正不管河东河西的，最后等到唐穆宗时期，当另一场科举考试之后，大家发现被录取的考生身份十分特殊，这包括李宗闵的女婿等诸如此类与朝廷要员关联的显赫身份。这在当时的政治上是很敏感的，轻一点说这种行为是为个人谋私利，而重点则要牵扯到结党营私的罪名之上。反正，树大招风，这件事还是后来被人告发了，此时李吉甫的儿子李德裕也涉及进去，共同弹劾李宗闵等人。自此旧愁新恨交织一起，牛李两党正式对峙。
开幕式已经拉开，而这牛李两党，他们争论的主要内容分别为：首先便是导火索的科举考试。其中李党因其出身世家，因此主张门荫取仕；而牛党多得益于科举才得以做官，从而极力拥护科举入仕。同时李党为建立事功，必须强化中央的权力，所以对内部的藩镇和国外的外患，都主张用武。牛党为适应他们的理想，就对内对外一概主张息兵和平，等等。概括而言，他们所要争的目标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相位和中央的重要官职。又因当时宦官专政可以左右皇帝，所以两党都要结纳甚至侍奉宦官以为援助。相较来说，牛党利禄心较重，不得志时尽力钻营，得志时又要排除异己引进同类，屡次过河拆桥，因而在政治上难有建树。而李党具有事功心，得志之后，对内对外都有政绩表现。但为求得建树事功的机会，又不得不以击败牛党为先决条件，所以两党都难免意气之争。但仔细观察他们这些主张，其实基本都是从自己这一方的政见和利益出发，他们斗争的激烈，大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气概。
但在这里插一句，其实又据历史考证，牛李两党之间的界限也并非绝对的泾渭分明。但牛增儒其实是一个身份特殊的“党魁”。而所谓“牛李党争”这个名称的确立，其实是直到北宋时期才完全确立的。据史家研究，虽然他被深深地卷入了党争的漩涡而难以自拔，并屡受李吉甫、李德裕父子的倾轧和打击，但是主观上他似乎并没有积极参与朋党之争的意图，基本上是以犯而不校和远嫌避害的态度来回避这场政治斗争。客观上他不仅基本没有党同伐异，而且事实上他和李党的主要成员有着友好的交情。
但不管怎么说，这党争是确实存在的，而且不管怎么命名，这两党当时确实存在水火不兼容的态势。他们自宪宗时两党即开始结怨，互相倾轧竟计四十年。两党的人士，因精力多用于排挤异党，对国家政治大事不能专力，导致政治混乱，间接促成唐亡。而这种明目张胆的政党对立，说到底是在唐代政局日渐混乱，王室日趋衰微的情况下出现的。
而引起朋党争端之起源科举制，后人评论说科举制在当时的先进无可质疑，但唐朝士庶两个阶级之间的党争，是各自为了维护本阶层利益进行的你死我活的斗争。他们都是从私人得失的利益出发，甚至不惜牺牲国家民族利益，以致于不遗余力的排斥打击对方。皇帝利用科举出身的庶族官僚，与藐视皇权的门阀士族争夺统治权。唐朝党争的结果可以说改变了中国历史的进程，影响了以后的一千多年。高门士族在皇权和农民起义的双重打击下，从此彻底退出历史舞台，科举出身的庶族成为国家官僚的唯一支柱。
而对于这些个陷入党争不能自拔的士人而言，他们也各自吞食双方不惜用尽一切手段给与对方的苦果而不堪言，士族看不起庶族，用尽各种手段阻挠他们入官进士；而庶族官僚则袒护倚仗藩镇对抗士族，多次阻挠对藩镇的讨伐。士族刘晏实行盐铁专卖，科举出身的杨炎颁布两税法，对百姓和中央政府都有很大利益，结果是杨炎贬死刘晏，而只是想着为其老师元载报仇。李德裕堪称宰相之才，维护国家统一，打击藩镇割据。他的很多主张对百姓利大于弊，却由于党争死于贬谪地。此外，更为恶劣的是，为了让自己的势力更强大，他们都毫无原则的去勾结宦官。最终当双方都斗的一败涂地的时候，却未曾料到宦官却坐大了。
不管怎么说，没有人是这场戏的赢家，不管是牛党、李党，还是无奈的皇帝。而迎接皇帝以及他的臣民的，只是这王朝日薄西山的命运。
“天补平均大将军”王仙芝起义
唐代末年，土地兼并剧烈，农民负担繁重，他们已是“饥无事，寒无衣”。农民的生活十分糟糕，一股暗涌正在酝酿之中。这时候任何一个冲突都能让这些走投无路的农民走上反抗的道路。
当时，河南长垣一带许多农民为增加衣食来源，以制盐贩盐为生。但是官府为控制这一谋利甚多的行业，严厉禁止贩卖私盐。官府为与盐贩争夺利益，他们之间的冲突日日不断。王仙芝即是当时众多盐贩中的一员，他时常穿梭于濮阳以及长垣之间，带领众多的贩盐兄弟，巧妙地与官府周旋。
唐乾符元年（874）冬某一日，王仙芝照例出去贩盐，当队伍来到长垣县城东北角的官道上时，未曾料到正好受到了官府的围追堵截。官府对于这次围剿准备很充分，手无寸铁的盐民只好无条件上缴了手中的盐才得以脱身，但钱财损失甚是巨大。残忍的官兵收缴了盐民的盐粒之后，竟然对他们进行追杀，王仙芝只好带领众人弃车逃跑到今方里乡黄村一带。对于这次官府的行为，盐民们恨得咬牙切齿。很多盐民都是用光了自己以前所有的积蓄，还借了一些银子才买来这些盐，现在不但盐没有了，而且还欠下了一屁股债。他们已经无法回去，回去只能每天都得在债主的讨债阴影下生活，现在唯一的做法只能是，铤而走险，反抗这万恶的社会。是它，让自己的子民们已经走投无路。
于是，在这么一个多事的年景，王仙芝就地下定决心顺应兄弟们的倡议，对外发出檄文，宣布发动起义，王仙芝号称“天补平均大将军”，自称为一切反唐武装的首领，宣布要替天行道，从此与官府势不两立。让他们想不到的是，就在他们宣布起义不到几天之内，响应者竟然立即达到3000多人。至此，起义军终于浩浩荡荡的为着自己的理想开始了数年的战斗历程。
他们首先占领了长垣，在本地开仓放粮，安抚当地百姓。并以此作为据点，正式对外发布檄文，号召全国的受苦农民团结起来参加起义。起义的开始相当顺利，农民纷纷从各地向长垣涌来，起义军瞬间扩展到万人以上。起义军在行军过程中不断壮大，并一路攻克了今山东的曹县、濮州等地。
而此年六月，黄巢在冤句（今山东菏泽）响应王仙芝，率兵宣布起义。这时四方苦于官府横征暴敛的百姓纷纷投奔起义军。两支义军会师以后，再加上散在各地的庞勋旧部，起义军的队伍扩展到几万人以上，王仙芝和黄巢成为这支规模可观的起义军的最大首领。起义军在山东境内一路前进，接连攻克多座大城，起义的顺利，大大增加了农民们的战斗热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