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夜里，风越刮越大，九点左右起风雨交加，成了地地道道的暴风雨。只听见檐下廊子两三天前卷起来的竹帘子咕咚咕咚地碰撞着。我怀着一种奇妙的兴奋心情在母亲隔壁的房间里读着罗萨·卢森堡①的《经济学入门》。这是我上次从二楼直治房间里拿来的，那时候我还擅自把《列宁选集》和考茨基②的《社会革命》等书也一起拿来了，放在我房里的桌子上。早晨母亲洗脸回来走过我的桌子旁，无意中发现那三本书，就一本一本拿起来看，接着轻轻地叹了一口气，又悄悄地把书放在桌上，脸上露出一种凄凉的神态，朝我瞅了一眼。她的眼神虽然充满深深的悲哀，但绝没有表示反对或者嫌恶。母亲读的是雨果、仲马父子、缪塞和都德③等人的作品，然而我知道，即使是这种美丽故事书里也蕴藏着革命的气味。像母亲那样具有天生教养--这种词句不一定对--的人，也许是不会出乎意外而理所当然地迎接革命的。我这样读着罗萨·卢森堡的书，也不是没有一点儿装模作样，可我还是感到有浓厚兴趣。这里边写的是经济学，可作为经济学来读就太没意思了。实际上都是些简单而又明摆着的事情。不，或许我根本就无法理解经济学这个玩意儿。总之，我对它毫无兴趣。人都是吝啬的，而且永远是吝啬的，如果没有这一前提，那学说就完全不能成立，对于并不吝啬的人来说，无论是分配问题或其他什么问题都是毫无兴趣的。尽管如此我还是读这本书，并在其他方面感到一种奇妙的兴奋。那就是这本书的作者有一种不瞻前顾后的勇气，毫不犹豫地对旧思想进行破坏。我眼前甚至浮现出一个已婚女子不顾违背道德，满不在乎而迅速地奔到她所爱的人那里去的情景。破坏思想。破坏会使人感到悲哀和伤心，但却是一种美丽的东西。这是一种通过破坏、重建而达到完成的幻想。然而破坏之后，也可能永远不会有完成的一天。可正因为是爱，所以不能不进行破坏。不能不进行革命。罗萨一心一意可悲地热爱着马克思主义。
那是十二年前一个冬天的事情。"你是《更级日记》①里那个少女呢。对你说什么也已经没有用了。"有个朋友这么说，从此便不同我来往了。那时我把列宁的书看都没看就还给了她。"读过吗？"
"很抱歉，我没看哪。"我们正站在可以看到尼古拉教堂的桥上。"怎么？为什么不看？"
那位朋友身材比我还高一寸，外语学得非常好，一顶红色的贝雷帽对她正合适，一致公认她的脸像蒙娜丽莎，是个美丽的姑娘。
"我不喜欢封面的颜色。""你真怪。恐怕不是这个原因吧？其实是对我感到害怕了吧？""怕你什么呀。那封面的颜色我可受不了。"
"是吗？"她有点悲哀地说，接着就说我是《更级日记》里的少女，断言她对我说什么也没用了。我们一时间默默地俯视着冬天的河流。"祝你健康。如果这是永远的离别，那就祝你永远健康。拜伦②。"她又用原文很快地朗诵了这句拜伦的诗，然后轻轻地拥抱了我一下。我难为情地小声道歉说："对不起你啦。"然后我向御茶水车站走去。回头一看，那位朋友依旧站在桥上，一动不动地凝视着我。从此我没见过她。我们俩虽上同一个外国教师家学习，却不是同一个学校的。那已经是十二年前的事了，可我还是没有从《更级日记》再前进一步。哎呀，在这期间，我究竟在干些什么呢？我没有憧憬过革命，而且连恋爱都不懂。一直到现在，世上的大人都教导我们说，革命和恋爱是最愚蠢最可恶的东西。在战前和战争期间，我们也都那样想，可是战败以后，我们不再信赖那些大人了，觉得一切只有同那些人所说的相反才有真正的活路；我们还认识到革命和恋爱是这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正由于太好了，大人们才不怀好意地欺骗我们，说它们是不可以吃的青葡萄哩。我想确信：人是为了恋爱和革命而生的。
槅扇轻轻地打开，母亲面带笑容走进来，说："还没睡呀！你不想睡吗？"我一看桌上的钟，已经十二点了。"嗯，我一点也不想睡。读着社会主义的书便兴奋起来啦。""是吗，有酒没有？这种时候喝点酒睡觉，就能睡得好了。"
母亲用开玩笑的口吻说，可她那样子有些颓废，并近乎妖艳。一眨眼已经到了十月，然而天气并没有变得秋高气爽，连续几天都像梅雨季节一样，既潮湿又闷热。每到傍晚时分，母亲的体温依然是38℃到39℃左右。一天早晨我看到一种可怕情形。母亲的手肿了。母亲过去总是说早饭最好吃，近来她却坐在床上只吃一小碗粥，香味稍重点的菜就不吃了。那天我端给她一碗松蕈清汤，她连松蕈的香味都感到讨厌，把碗端到嘴边又轻轻放回食桌上。就在这时候我看到了母亲的手，不禁大吃一惊。她的右手肿得胀鼓鼓的。
"妈妈！手，不要紧吗？"母亲的脸看上去很苍白，也有些虚肿。"不要紧的。肿这么一点儿不要紧。""什么时候肿起来的？"
母亲只是像目眩似的眨了眨眼，没有回答。我真想放声大哭。这不是我母亲的手。这是别人的手。我母亲的手没有那么粗，那么大。我所熟悉的她的手是一双优美的手，可爱的手。那双手是不是永远消失了呢？她的左手虽然肿得不太厉害，也还是叫人不忍心看，于是将视线移开，瞪眼望着壁龛上的花篮。
我眼泪都快掉下来了，终于忍受不住，霍地站起身来向餐厅奔去，只见直治独自在那里吃半生半熟的鸡蛋。他很难得回到伊豆这家里来，即使来了，晚上还是要到阿咲那儿去喝烧酒，早晨总是满脸不高兴的样子，不吃饭，只吃四五只半生半熟的鸡蛋，然后又回到二楼去，一会儿躺下，一会儿起来。
"妈妈的手肿得"""我向直治刚开口就低下了头，怎么也说不下去了，不禁哭得气都透不过来。
直治不做声。我用手抓住桌子的一端，抬起头来说：
"已经不行啦。你没注意到吗？肿得那样厉害就没救啦。"直治的脸也沉了下来，说："看样子快啦。唉，终于发生没有趣儿的事了。""我希望把妈妈的病治好。无论如何也要把她治好，"我用右手拧着左手说。直治突然抽抽搭搭地哭起来，说："什么用处也没有啊。对我们来说，不是什么用处也没有吗？"他一边说，一边用拳头乱擦眼睛。
当天，直治为了向和田舅舅报告母亲的病状，并听听他对后事有什么吩咐，便立即上东京去了。不在母亲身旁的时候，我从早到晚几乎整天都在哭。在晨雾中去拿牛奶的时候，坐在镜子前面梳头发涂口红的时候，我一直在哭。和母亲一起度过的幸福日子里的种种往事，像一幅幅画在我眼前浮现。我怎么也抑制不住悲哀的眼泪。傍晚天黑了，我独自伫立在中国式房间的阳台上，抽噎了好半天。秋天的夜空闪烁着星星，别人家的一只猫蜷缩在我脚边，一动也不动。
第二天，母亲的手肿得更厉害了。什么东西都吃不进。连橘子汁她也说因为口腔干裂痛得喝不下去。
"妈妈，您再戴一次直治说的口罩怎么样？"我本来想笑着说的，可说话时感到一阵心酸，压抑不住，哇的一声哭了起来。"每天这么忙，你不累吗？给我雇一个护士吧，"母亲平静地说。我深深体会到母亲关心我的健康胜过关心她自己的身体，这使我感到格外悲伤。我一站起来就向浴室旁的三铺席房间奔去，尽情地大哭。过了晌午不久，直治陪着兰宅老先生和两个护士回来了。平素爱开玩笑的老先生这时也露出像在生气的样子，咯噔咯噔走进病室，马上就开始诊察。然后不专对谁；轻轻地说了一声："衰弱多啦。"接着就给我母亲注射樟脑液。"先生住哪里？"母亲像说梦话似的问道。
"还是去长冈。我已经定好旅馆了，你不必操心。你这位病人呀，可不要为别人操心啦，想吃什么就尽量多吃点吧，只要多增加营养就会好起来的。我明天再来。今天留下一个护士，请你们使唤吧，"老先生对病床上的母亲大声说着，向直治做了个眼色，便站起来。
直治一个人去送先生和陪同的护士。过了一会儿，我看见直治回来，想哭又拼命忍住的样子。
我们俩悄悄地溜出病室，来到餐厅。"不行了吗？对不？"
"真没趣儿，"直治扭歪着嘴笑着说，"看来是一下子变得衰弱了。他讲，说不定就在今明两天了。"
直治说着说着，眼泪已经夺眶而出。"要不要打电报通知熟人呢？"我反而变得非常镇静地说。"我同舅舅也商量过，他说现在这种时候不是那样容易就能把人请来。即使人家来了，这么小的房子反倒对人家不礼貌。附近又没有像样的旅馆，在长冈的温泉也不能预定两三个房间。也就是说，我们已经穷得无力邀请那些名流了。舅舅说他跟着就会来的，不过这家伙本来就是个吝啬鬼，你想靠他是什么也靠不住的。昨天晚上就是这样，他把妈妈生病的事扔在一边，把我给狠狠地申斥了一顿。受到吝啬鬼的教训而能觉醒过来的人，自古到今从南到北可从来没有过。姐姐和我比，妈妈和那家伙比，简直有天壤之别呢，真叫人讨厌。"
"我倒无所谓，可你今后还得依靠舅舅""""绝对不干。我倒不如当个乞丐好。往后姐姐才需要依赖他呢。""我"""我情不自禁地又掉了眼泪。"我有地方去。""再结婚吗？有对象了？"
"不。""独立生活吗？做劳动妇女。算啦！算啦！""也不算独立生活。我呀，想做革命家呢。""哦？"
直治惊奇地直对着我看。这时候，三宅先生带来伺候病人的护士来叫我了："老太太像有什么事要找您。"我赶快回到病室，坐在床旁，把脸靠近母亲问道："有什么事？"
母亲似乎想说什么又不说。"想喝水吗？"我又问了一声。
但她还是微微地摇了摇头。看来也不像要喝水。过了一会儿母亲才小声说："我做了个梦。"
"是吗？什么梦？""梦见蛇。"我吓了一跳。
"檐下廊子外面放鞋的石板上，有一条红色条纹的女蛇吧？你去看看。"我不由得不寒而栗，霍地站起身就走到檐下廊子上，透过玻璃窗一看，在放鞋的石板上果然有一条蛇在秋天的阳光照射下伸长身子躺着。我突然感到头晕目眩。我可还认识你。看上去你比以前长大了，老一点了，但你就是被我烧掉了蛇蛋的那条女蛇吧？你的报复我已经完全领教了，你就走吧，请你赶快走吧！我一边心里这么叨念着，一边盯着蛇看，蛇却怎么也不肯动一动。不知为什么，我不愿意让护士看见这条蛇。咚！咚！我使劲地踏了踏脚，故意提高嗓门说："没有哇，妈妈。梦怎么会是真的呢。"说罢，我又朝放鞋的石板上瞅了一眼，只见蛇这时候才慢腾腾地蠕动着身子从石头上滑下去。
已经不行啦。已经不行的了，我看到那条蛇之后就开始死心了。父亲去世时也说是有一条黑色小蛇待在他的枕边，那时候我还看见院子里所有的树上盘着蛇。
母亲似乎没有力气从床上坐起来了，总是迷迷糊糊地躺着，完全让护士来照料她，几乎什么都吃不下。自从看到蛇之后，我倒产生了一种类似幸福感的宽心之感，这可以说是一种过于悲伤之后所产生的平静心情，事到如今，我只想尽可能多待在母亲身边。
从第二天起，我就紧紧靠在母亲的枕边坐下来打毛线。打毛线和缝衣服我比别人都快，但手艺很差。因此母亲总是手把着手地教我。那天我虽然并不想打毛线，但为了装做很自然地紧靠着母亲身旁坐，便从毛线箱里取出毛线，很专心似的打起来。
母亲一直注视着我手的动作，说："是打你的袜子吧？那还得加八针才行，否则穿起来会紧的。"小时候母亲怎么教我我都打不好，现在也跟那时候一样，我发慌了，同时觉得又难为情又分外亲近。啊，母亲今后不可能再这样教我了，我想到这一点便不禁热泪盈眶，连毛线的针眼都看不清了。
母亲这样躺着，好像一点也不觉得难受。从早晨起她什么都没吃，我只是用纱布浸一浸茶水，给她润一润嘴。但她意识还是很清楚，不时平静地跟我说话。
"报上好像有陛下的照片，让我再看一次吧。"我把报上的照片递到母亲眼前给她看。"陛下老了。"
"不，是照片拍得不好。上次那张照片又年轻又活跃。他大概反而喜欢这种时代吧。""为什么？"
"因为陛下也是这次获得解放的嘛。"母亲凄凉地笑了笑。过了一会儿，她说："我想哭，但眼泪已经枯竭啦。"
我突然想，母亲现在或许是幸福吧？所谓幸福感，难道不是像沉没在悲哀的河流底下微微闪耀着的沙金一样的东西吗？经历过无限悲哀之后，看到一丝朦胧的光明这种奇妙的心情，如果这就是幸福感的话，那么陛下、母亲和我，现在确实是幸福的。静谧的秋天午前。明朗的阳光照耀下的秋天庭院。我把毛线活停下，眺望着波光粼粼的齐胸的大海，对母亲说：
"妈妈，以前我真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人啊。"接下来我还有很多话想说，但又怕被正在房间角落准备静脉注射的护士听见了难为情，就不说了。
"你说是以前"""母亲微笑着责问，"那么你现在见过世面啦？"不知怎么的，我脸都涨得通红了。"人世间可不好懂啊，"母亲把脸转向一旁，小声嘟囔说，"我就不懂。懂的人也不见得有吧？不管到了什么时候，大家都还是小孩子，依然是什么都不懂。"然而我不能不活下去。或许仍旧像个小孩，可也到了不能老是撒娇的时候了。往后我得同人世间争斗下去。啊，像母亲那样与世无争、既不憎恨又不埋怨地度过又美丽又悲哀的一生的人，恐怕母亲是最后一个了，今后的世界里大概不会再有了吧？将要死的人是美丽的。要活下去，要生存下来，这仿佛是一桩非常丑恶而又充满血腥味的肮脏事。我在铺席上想象着一条怀孕的蛇在掘洞。可我还是不能死心。无耻又有什么关系，我要生存下去，为了实现自己的意愿，我要同人世间争斗下去。到了母亲无疑要去世的时候，我的浪漫主义和伤感便逐渐消失了，我觉得自己好像正在变成一种十足狡猾的生物。
那天正午过后，我正在母亲身旁给她润湿嘴唇的时候，门口传来停车的声音。和田舅舅和舅妈一起坐小汽车从东京赶来了。舅舅走进病室，在母亲枕边默默地坐下，母亲用手帕将自己的下半个脸遮住，凝视着舅舅哭了起来。然而那只是一张悲痛欲绝的脸，没有泪水，使人觉得她像个木偶。
"直治在哪儿？"母亲问我。我走上二楼，只见直治躺在西式房间的沙发上看新杂志，就对他说："妈妈在叫你。"
"哎呀，又是哀伤的场面。你们可真有能耐一直待在那儿。不是神经太粗，就是薄情吧。如我这种人则无法忍受了，内心纵然很热，无奈肉体难挨，无论如何也不忍侍奉在妈妈身旁，"直治嘴里这么说，可还是穿上上衣，跟我一起从二楼下来。
我们两人在母亲枕边并排坐下，母亲突然从被窝里伸出手来，默默地指指直治，又指指我，然后把脸转向舅舅，两个手掌紧紧地合着。舅舅深深地点了点头说："啊，知道啦。知道啦。"
母亲仿佛放了心，轻轻地闭起眼睛，把手慢慢放进了被窝。我哭了，直治也低着头呜咽起来。这时三宅老先生从长冈来了，他急忙给母亲打了一针。母亲见到舅舅，好像已经无所留恋似的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