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究复杂深邃的人的问题，不能受书本里既有东西的束缚，必须要紧紧地结合实际生活。
请看不久前哈佛大学人类学教授、曾任现代希腊研究协会会长和欧洲人类学学会会长的美国人迈克尔·赫茨菲尔德，在他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之约，所撰写的《人类学——文化和社会领域中的理论实践》一文件中表明的观点：
“我们只有认识到人类学理论分析必须以经验的话题为基础，才有希望重新把握一种正确的批判距离和意识……”
这句话充分表明，现今人类学理论已经太繁杂，分歧太多了，积重难返。只能回到人们的社会实践中来，摈弃老生常谈式而未及真理的旧理论，重新观察、认识和研究人的鲜活的经验，“才有希望重新把握一种正确的批判距离和意识”。
当然，我们需要以经验的话题为基础，但不能重新陷入经验主义。
总而言之，马洛斯先生所提炼和罗列出来的中所有的人的需求，虽然已经是经过相当程度的抽象与概括，但是，尚属于他自己所说的“达到目的的手段而非目的本身”。马斯洛先生也主张，研究人的需求一定要研究终极的目的而无需研究其手段，因为研究人的需求的终极目的是研究人性和研究人类社会的关键所在。
上文已经讨论并且得出的结论还有：按照马斯洛先生的想法如那样排列的五个层次的顺序，也与生活中的现实情况很不符合。
既然马斯洛先生提炼和概括出来，并且排列了顺序的关于人的需求的“五个层次”中没有真正的终极目的，排列顺序也存在疑问。那么总结起来，马斯洛先生关于人的需求的“五个层次”的理论，是存在疑问的、值得重新审视的。
另外，之所以又说马斯洛先生的，关于人生需求五个层次的主张中，仅仅生存这一项可以“勉强”算作目的，如上文所述，表面上看，人都在为生存而奔忙或拼搏。但是生存之后仍有目的——追求和享受幸福。
与美国人马斯洛相类似，中国古代伟大思想家司马迁则主张“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认为逐利（这里的“利”主要是指金钱和其他物质财富）是一切人的最高生存目的。他们都是犯了同一类错误——把手段当成了目的。
上文说到马斯洛先生的需求层次论中“没有真正的终极目的”，其中包括“自我实现”。因为马斯洛的“自我实现”，是追随古希腊圣哲们所谓的附加“意义”的、一种带有空想性质的幸福体验，是脱离凡俗的、神圣得抓不着、看不见的东西。
人的需求问题是一个在研究人性和人究竟为什么活着等问题时必然遇到的关键问题，经过历来的学者、思想家们的不断探究，给搞得愈发不简单了。
我们这里针对马斯洛先生的需求层次理论提出的疑问，只是站在研究人的最高或终极追求是什么的角度。主要问题出现在，马斯洛先生声称他研究的这几个层次的需求，就是人的终极需求；并且曾经武断地说，高层次需求的出现一定需要低层次的需求得到满足之后。
另外，在需求层次理论中，马斯洛先生对于安全需求的观点明显受着生存主义的影响。
从其他角度上来看，马斯洛先生的需求层次理论还是具有一定的理论价值和实用价值的，尤其是在社会规划和人员管理方面。
任何事物的发生、发展都是由本到末、由简单到复杂。比如大树，由种子发展到生根、到发芽，再到地面以上的茎、枝、叶……动物个体的发育历程也如是。因此，东方古人总结出：太极生两仪（阴和阳）、两仪生四向、四向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于是万物生焉；西方古人（如泰勒斯、毕达哥拉斯学派、德谟克利特等）也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生于简单的自然整数或其他如“种子”的元素、原子之类。
人类对事物的认识则一般按相反的方向：由具象到抽象、由个别到一般；由丰富、复杂的现象到相对简单、单一的本质。比如无论东方还是西方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历史都表明，把现实中的千百种具体事物抽象或概括成几种具有代表性的事物。如古代西方作为代表性的事物有自然数、元素、原子、水、火等；东方则是金、木、水、火、土五行，再进一步地抽象到更接近核心本质的阴阳，由阴阳两仪进一步归于太极；现代科学把万物归于分子——原子——基本粒子，最后归之于极简单的“奇点”。
人类对人的欲望或需求的认识史也表现出基本沿着由现象到本质；由个别到一般、由复杂到简单这样一个过程：经过多次的分类归纳和简化，把千百种日常生活中的需求或欲望表现，概括成几个种类，如马斯洛先生更进一步地根据需要的程度排列出了五个层次；还有把人的复杂繁多的需求分类概括成三种、六种等。到了这一阶段，相当于人类认识和归纳客观世界的万物，概括成金、木、水、火、土“五行”这一阶段。本文把人类的欲望或需求从上述的几种或几类，归总为追求幸福与躲避痛苦，就相当于从“五行”进一步过度到“阴阳”。
既然幸福和痛苦这两个概念与其他任何用以描述人的情绪或情感的概念或词语，如愉快、快乐、高兴、疼痛、抑郁、失意等都不是同一个层次，幸福和痛苦这一对概念的抽象和概括的程度更高、更具代表性。所以，幸福或痛苦不适宜与其他任何表达人的情绪或情感的概念并列地使用，如：某人快乐和幸福着；某人抑郁和痛苦着，等等都是不科学的修辞方法。
人是智力最高的动物，人的根本需求与动物的根本需求都是好感觉（幸福）。但是，人与其他动物在追求幸福或好感觉的途径或行为特点上存在着显著的区别。
1.动物主要通过被动地接受外界刺激来享受好感觉，而人除了接受外界刺激外，还能通过他们发达完备的神经系统，用内在的回忆、联想、想象等自主神经活动的种种方式来构成幸福的刺激。比如：
孝子旅行在外，回忆起爹娘对自己的细心呵护而生出了温暖型的幸福感。国旗、国徽等徽标，大部分是利用人们具有联想的心理特征，见物生情，联想起徽标所代表和提示的美好形象或意义，从而勾起相应的美好情感；
上文在探讨幸福感的相对性时所举的、以想象大口吞吃美食来达到减肥目的，就是人们在现实生活中利用想象的心理特征来获得好感觉的情形。
2.动物以适应客观环境为主。而人能深刻地改变客观环境，不断创造出新类型的幸福之源和提高幸福感深度的事物。如调制出原来自然界不曾存在的食品、饮料，满足味觉感官的幸福感追求；创制出惬意、舒适或新奇的住所、环境和运输工具等来享乐；编造出具有视觉享受的电影、绘画、雕塑、舞台美术，甚至通过整容改变自身原有形象，来提高他人对整容者的观感和整容者自己的自信感，从而提高整容者自己的自尊心与优越感；为了听觉享受，人们创造了精美、复杂的乐器和音乐旋律、歌唱等艺术；人们还调制出提供嗅觉享受的各种品牌，甚至其价格令人咋舌的香水……
总之，人能利用其高超智慧创造出自然界本来不存在的幸福之源。
3.人虽然智慧高超，但也欲壑难填。只要眼前快活，不顾日后死活的强奸犯、冒被染性病之险的嫖客和吸烟、酗酒、吸毒等为了满足欲望追求幸福感而不顾伤害生存安全的行为，在人类社会中常有，而在其他动物界除了少数品种的个别行为外，大部分在这方面与人类相比较则不那么显著。
人以外的其他动物，由于神经系统不像人那么复杂和完善，所以几乎没有认识自我、反思自我本质的能力。它们似乎表现出最高的追求就是生存。可是，它们只要活着，就一定要为追求好的感觉这一无形之手支配着，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
四、所有国家的政治、经济制度和党派意志的主要目标都指向对幸福的追求
下面我们考察当代社会中的国家政治、经济制度和党派意志。
所有国家宪法和执政党党章所标明追求的最高目标，一定是其所代表国家国民的幸福。他们的指导思想、路线、方针和政策在理论上无不围绕这一根本目标来运转。只是因为此前人们对于人类生存最高目标，远没有达到真切的认识和应有的共识，所以在文字表达上都缺乏应有的鲜明和自觉的清晰。
在1789年生效的美国宪法里，其序言中有：“我们合众国人民，建立更完善的联邦，树立正义，保障国内安宁，提供共同防务，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和幸福，特为美利坚合众国制定本宪法。”
安全、正义、防务，都是手段，归宿是“促进公共福利，并使我们自己和后代得享自由和幸福”。
现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序言”中写明国家的总任务是：“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国家。”“总纲”中写道：“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
富强、民主、文明；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看来好像都是国家的根本任务或根本目的。其实，最终使人民得到更多幸福才是根本的追求，其他都只是必要的前提或手段。
比如富强了，物质生活也得到改善了，没有民主和文明还是白搭；没有富强和改善了的物质生活，真正的民主和文明也不容易实现——假设实现了老子、庄子们所理想的回到原始的“民主”和“文明”之中，那种蒙昧无知的大众和普遍贫穷的物质生活状况，也会使“80后”、“90后”不敢恭维，他们会口中詈骂着老庄的馊主意，脚下赶快抹油——唯恐延误回到现代社会的速度。这些比方是在说明：单独的富强、物质生活的改善或者是仅仅实现了物质条件匮乏的民主、精神文明，都不是人们最终需要的。也就是说，它们都不是人的生存最终目的，只是必要的前提或手段。只有它们的合理综合的效果——实现人们渴望的幸福感才是人们追求的最终目的。
2007年制定和实施的中国共产党党章总纲中写到：“始终做到‘三个代表’是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本、力量之源。”
“三个代表”的具体内容是：“1.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2.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3.我们党要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先进的生产力、先进的文化二者的最终指向是什么？一定是指向根本利益；根本利益的最终指向又是什么？唯有全体国民的生活幸福。
由中、美这两个现世典型的大国在宣示国家和政党的最高目标时措辞的情形，就可以代表一般。
为什么国家的大法和政党的党章都没有直接鲜明、突出地标明他们所追求的最高目标就是所属群体的幸福，在表明他们的努力方向的时候却绕着弯子说、不是把手段和目标鲜明、透彻地摆放呢？
一方面，这表明人类对“人的终极追求就是幸福”这一真理，还没有达到应有的认识和重视程度。就连专门致力于研究人的需求问题的马斯洛先生这样的达人，也没有最终找到人的需求的真正终极点。但是在意识的深处或潜意识里，人们又不能不把幸福感作为首要的需求，只是缺乏真切的认识和语言表达。从现今社会大众语言交流中，也能窥见这种踪迹。
另一方面，宪法和党章内容应该避免简单、空洞、抽象，必须明确其在一定层次上的、奋斗的具体目标和过程。但是这一点并不是决定性的原因，因为内容具体或不具体，并不妨碍把手段与目标的界限分明地、鲜明透彻地摆放。
总之，无论如何所有国家的宪法和各执政党的党章，其深层含义中一定是把追求幸福作为最终目的，这一点是确切无疑的。
有一些极特殊的国家，少数人把持政权，优先不合理地占有和享受国家的幸福资源。但是，这少数人也一定希望自己享福的基础上，全民都能得到幸福，以利于他们稳定地搜刮、捞取和享受。并且，他们无论如何至少要在表面上把追求全民幸福作为行政的主旨。
台湾地区或美国搞竞选总统的时候，那里的候选人所宣称的执政目标多种多样，有的主张看似与对手相反。但是他们任何一个人的执政主张最终落脚点，一定在于提高国民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上，最终指向提高国民幸福程度。不然，不分蓝、绿；驴、象，也不分其他主张的青红皂白，你只有靠边站的份儿。我们这里且不理论这种民主制度之下民意的政治品质。
人类社会正在经历着所谓的资本主义时代，即资本主义式的政治、经济制度占据着统治地位。
前文有述，两千多年前，知识广博、阅历丰富的史圣司马迁在他的不朽巨著《史记》中的《货殖列传·序》里写道：“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这句话所说的利，主要是指金钱或物质财富。中国民间早就流行着这样的俗语：“有钱能买鬼推磨”、“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因为“利”是直接实现幸福或最终获得幸福的前提，所以逐利就是追逐幸福或追逐获得幸福的手段。
资本主义制度主张的社会经济发展模式，实质上就是通过商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诸环节来实现，所有企业和所有社会成员“平等”地在市场中“公平”、自由地逐利，名之为“市场经济”。市场经济中的企业争利是充塞视野的；股市、基金、期货市场和收藏领域等，则是社会所有成员都可以上阵的、资本的唯利是图本性暴露得最淋漓尽致的逐利场所。
在资本主义市场经济模式中，不管商品生产的过程里，存在着多么残酷无情地对劳动者血汗的压榨；还是在商品的流通、分配和消费过程中存在着多少尔虞我诈、你死我活的卑鄙行径，这种经济发展模式存在着符合人性、符合人的终极追求方向这一方面的真理性。可以调动和极大地发挥出人们的主观能力，促使社会成员为了得到可以实现幸福的利，而争先恐后地躁动起来竞争。竞争的手段争奇斗艳或千奇百怪。于是经济、社会迅速发展“繁荣”起来。因此，在人类社会进入资本主义时代之后，使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在物质条件得到空前提高的基础之上，科学技术等方面也取得了巨大的成功。
一生都致力于消灭可恶的资本主义制度的马克思，也曾很公正地说过这样的话：“资本主义社会制度诞生以来所创造的物质财富，远远超过此前人类有史以来所创造的全部物质财富的总和。”
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的主要部门——企业之间互相竞争的途径，实质上就是利用设计、创造新颖的、实用的、勾引和提高人们欲望的商品，促进消费，在市场经济活动的竞争中获取尽可能多的利润。这样的做法存在着符合人性、符合人的追求方向的真理因素，就能很快地出新人才、创新技术，使社会经济迅速活络起来。
所以，近些年来，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模式，被苦于找不到较快发展社会经济途径的国家和地区当做宝典来借用，就连过去视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为洪水猛兽的社会主义国家也在其列。不过，有的社会主义国家认准借用的只是符合人性、符合人的追求目的的市场经济模式，所以他们在称呼自家的市场经济模式时，不是冠以资本主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