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真正的市场经济中，商品的生产、流通和分配，都以资本为基础。没有资本，哪样都行不通，资本主义这一称谓是名副其实的。市场经济的要害在于，似乎金钱就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指挥棒。想一想，让钱来指挥一切，天长日久，宁无患乎！
资本角逐的主要阵地——公司、股市、期货市场、银行、商品批发和零售市场……从表面上看是在实行着追逐利润最大化的游戏，符合“天下熙熙，皆为利来；天下攘攘，皆为利往”的规律。其实，获得幸福才是资本的背后——资本所有者追求的终极目的，获取利润只是手段。比如通过市场竞争，一些已经捞到了巨大财富的人，同时悟出了人生真谛，他们就可以一边轻车熟路地继续赚钱（因为那是资本主义意识形态打造出来的从业观所必然选择的处世行为）；一边做符合人类普适的道德期望，也符合宗教主张的慈善事——实现对人、对己都能得福的双赢梦想，回归到符合“真、善、美”也符合明白、正确实现生命追求的正道。具体的表现有：在保证自己继续生活得幸福的前提下，捐善款（有的已经近乎“裸捐”）、用钱直接帮助国家施行他认为好的政策或制定他认为好的法律法规、用钱直接帮助弱势群体，等等。这些为别人花钱的行为，首先可以使行善者得到极好的感觉和幸福的心境；其次，还可以有利于他们更容易地赚钱。事实说明，表面上看资本主义追逐的是钱，唯利是图，但是最终追求的仍然是人的好的感觉。只是这种真相被复杂琐碎的生活、习俗、教育、文化和其他种种社会影响给严实地遮盖起来，因而不易被人觉察得到罢了。
人的意识活动是宇宙中已知的最复杂的事物之一。人类历史的事实表明，多么光明的社会里也有丑恶的暗流；多么黑暗的社会里也有崇高人性的旗帜。不变的只有不挫地追求幸福感的人性总原则。
由于“利”是进入幸福之门的通行证，所以唯利是图必然成为资本的第一本性和主要表现，致使资本主义社会在发展的过程中给人类带来了极大的负面影响。自由资本主义时期的“圈地运动”和奴隶买卖等是血和泪的历史。发展到帝国主义后，殖民掠夺和利用发达国家规定和把持的贸易规则对相对落后国家和民族进行血腥的盘剥，造成用相对落后的国家和民族人民的血汗和痛苦，筑起了少数资本主义帝国国民的幸福这一不合理的局面。这些结果都是源于资本的唯利是图。
资本主义帝国国民高成本地、幸福地生活了一、两个世纪后，由于幸福普遍具有适应性，致使发达国家的国民们对过腻了的、相对高成本的幸福生活感觉不到真正幸福的体验，只是一味地企盼着生活水平还需要不断地提高。
目前，由于受到全球化的时代冲击，一些国家财政资金已经支持不住，日子开始不太好过的小帝国，被迫削减幸福支出。尽管削减幸福开支后，其国民平均所消耗支出的幸福成本，仍然大大高出后进国家国民平均所消耗的幸福成本。但幸福的适应性仍然使这些小帝国的国民们已经感到痛苦得不能再忍受了，纷纷罢工、上街游行，以宣示他们已经感到痛苦不堪了。
同病相怜，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财政状况也都显露出寅吃卯粮、捉襟见肘的窘境。在2011年1月27日，法新社的一位记者在华盛顿报道美国总统奥巴马发表的国情咨文时讲了这样一句话：“面对美国劳动阶层失去丰厚收入支撑的体面生活方式，奥巴马感到惋惜。”
下是法新社所发。画面内容是在2011年年底，花花公子贝卢斯科尼先生离开总理宝座之后不久，意大利的劳工部长埃尔莎·福尔内罗在简述养老金调整计划时（调整方向肯定是向下的。意味着意大利的劳工们的幸福生活一定要缩水）哽咽失语的悲伤表情。
这是资本主义的卫道士们自己已经深深地感受到，资本主义这种不断抬高幸福成本的生活方式难以为继的生动场景。
试想，如果全世界所有人都过上西方发达国家国民那种高成本的、还要无休止地不断提高的“体面生活”，地球资源何以支撑？
地球资源是有限的，探究如何降低幸福成本，如何保持全人类幸福生活的可持续性是全人类共同的、长久的课题。有的国家的宪法中就明确规定，国家及国家机关的工职人员在对外国交往的一切作为，必须以维护本国家的利益为最高指针。只顾本国家、本民族的利益和幸福，或文或武，互相争斗，结盟拉派也罢、单打独斗也罢，终是祸源而非福种。
由于近代以来，西方发达国家在经济和科学技术方面长期在全世界领跑，借助强大的媒体实力宣传的优势，西方高成本获取幸福的生活方式和文化取向，已经俘获了包括后进国家在内的后生们的心灵，这是资本主义世界给人类社会遗留下来的短时间内不容易改变的巨大灾害。
任何事物都要遵循一个发生——发展——鼎盛——衰败的过程。从目前世界大势趋向来看，资本主义的丧钟已经开始吱声，就像美国越筑越高、千疮百孔、摇摇欲坠的债务大坝，倾覆是必然的事，只是时间长短难定。
那将是全人类的灾难。因为“全球化”已经达到了一定程度，许多国家此前迫不得已地主动与发达国家“接轨”。所以尽管你曾是原来受欺压和被掠夺的殖民地的被殖之民，或者是长久以来被发达国家的不平等贸易盘剥的后进国家的受害者，享受以前的福未曾有过你的份儿。但是，资本主义招来的经济危机所形成的罪，你所承担的份额是只能大而不能小的。敬请做好充分的准备。
比如，只要美国国家的印钞厂超常地一忙活，不久，您家附近店铺里的东西就有可能涨价，您的钱包自行就见瘪。
下面以马来西亚已经谢任的总理马哈蒂尔先生2011年11月11日在《脸谱》网站他的主页上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摘要，用来印证上文所述关于资本主义生存方式的观点：
“为什么债务危机会发生在欧洲？为了找到答案，我们必须翻开欧洲经济史，看看欧洲国家是如何变得如此富有。
在欧洲帝国主义的那些日子里，只有欧洲能够利用工程和技术，将制成品出口到世界其他地区。
因为相信自己能够维持在工业和贸易上的优势，并且常常从殖民地的廉价原材料和受控的帝国市场中获利，他们允许工资和利润以螺旋状上升。相应的，他们的国内生产总值（GDP）和人均GDP也水涨船高，生活水平随之提高。他们把自己归类为发达国家。
更高的薪酬和福利需求很快蔓延……
使得生活成本越来越高。工资和福利每隔一阵子就得进行调整。每一次增加工资和福利，就会令生活成本相应增加，而这反过来又越发促成增加工资和福利的要求。
面临生活水平可能降低的威胁，西方创造出了金融市场。无形产品被发明出了，供其投机和赌博。他们或至少是有钱人和精于此道的专家们凭借金融市场大发其财……
然后他们变得更加贪婪。他们开始印制钞票来资助他们的赌博……
印制钞票和填写支票毫无帮助。他们必须正视现实，承认自己已经失败了，承认他们的信条、他们的体系已经失败了。”
无独有偶，美国当代著名文化人类学家约翰·博德利先生，在他的《人类学与当今人类问题》一书中也写道：“资本主义文化是不可持续的‘消费文化’。”
社会主义制度也是要通过生产和分配物质财富来实现对幸福的追求的。
社会主义制度要求商品（社会主义经济学称为消费品）的生产、流通、分配和消费全过程，由代表社会全体成员利益的国家来掌控。按国家统一的计划来分配资源和发展社会经济；分配财富的关键主张是“同劳同酬”，即“按劳分配”。目的是避免残酷的自由竞争，避免出现社会的“两极分化”。社会成员按付出的劳动贡献多寡来得到报酬。从理论上看来是超越资本主义，可能做得更平等、公正。只是现实中还未出现过真正达到这种程度的社会主义社会（除了现在一些国家或地区里，还存在着的小规模的、农场实验式的社会主义所有制群体之外）。
搞社会主义制度的生产模式难点在于，人不但有追求幸福的本性，有阶级归属性、有天生的利他意识；同时还有相对更强大的天生自私的本性。那些“干多干少一个样，干好干坏一个样”的“大锅饭”式的生产制度，是没有找到真正顺应人性的方法，是不能有效和长久地调动起人们的干劲的。那些代表人民掌权，来限制自由竞争和实现计划经济的官员，也并不都是真如贴在他们身上的标签——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人民公仆。实践证明，中高层领导中被追求好感觉的人性驱使得一塌糊涂的经常闪现。上行下效，何况中下层的掌权人呢？
具体地分析，在社会劳动和分配领域，一是因为人与人之间各方面的差距很大，尤其是“才”的方面；二是现代社会生产部门繁杂多样，工作难度高低各异，难于真正公平地计算出每个劳动者的工作量。
就算计算出了真正公平的每个人的劳动数量，也关照到了不同的质量。由于人与人之间在体力、脑力、主动性或干劲诸方面的差距太大，真正按劳分配将必然出现穷富“两极分化”的现象。在二十世纪六、七十年代，笔者所在的生产队与我们附近村庄的生产队，都曾实行每天男劳动力记八分至十分；女劳动力记六分至八分的计酬制度。在一段时间里，因为笔者本人是一个男劳动力，兼管四个生产队的，连集体、带各户的猪和鸡的防疫与治病，有技术上的难度也有体力上的过多奔忙，所以每天给我加两分（每一个工分值，只有人民币几分钱）。这种计酬与分配的方法，是近似“大锅饭”的方法。像爱因斯坦和爱迪生那样的人，与就会锄地、拔草和运泥搬砖的壮工相比，如何做到真正合理、不类似于吃“大锅饭”的计酬呢？又如何恰到好处地分配工作，即做到人尽其才呢？这里还没有把觉悟高低、干劲大小等因素考虑在内。要是真正做到了按劳分配，那爱因斯坦和爱迪生们与一般壮工们得到的报酬相比，一定是两极分化了。
不要忘记，社会劳动是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社会劳动与分配的问题搞不好，那是毁坏社会根基的主凶。
社会主义制度的思想基础就是马克思主义的阶级观点。人都是有阶级意识的，并且阶级意识是人性的重要表现之一，这一观点是很正确的。但更重要的是，利己意识和时时处处都要追求幸福感的意识，是人性不变的、更重要和最重要的表现。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几十年来的人类世界历史的演变，说明了什么呢？
站在研究人的终极需求的角度上看，无论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在理论层面上追求的主要目标都是增加社会财富，从而提高社会成员的福祉。不同的只是规划途径而已。
《经济参考报》2010年11月24日报道，北京大学教授张维迎近日在一个论坛上发表演讲的内容，其中有这么一段：
张教授认为，在一个真正的市场经济中，企业之间的竞争，实质是谁给社会成员带来的幸福多，谁就获得利润多。他说：“我们很多企业界人士，他们需要记住的就是只有使消费者舒服（即，使消费者得到幸福感——笔者），才能赚钱。”
消费者是“上帝”，市场经济中争相“使消费者舒服”——这是刺激和提高人类欲望的巨魔。这个巨魔不但与各主要宗教的共同主张：戒欲、降低幸福成本对着干，而且也是唆使人类透支自然资源和走向颓败的元凶。这正是当今人类社会的病根所在。
正如很容易发现了绝症，但暂无治愈的办法。病根好找，真正能把病治愈的良方难求。这里分析得也许头头是道，准确无误。找出解除社会弊病的办法，具体地指明人类社会经济、文化等正大光明并且符合实际、持久可行的道路，那是另一个更重要的、更难能的问题。
生产活动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基础，企业是社会生产的基地。“使消费者舒服”是企业必然的生存手段。“使消费者舒服”——是魔；不“使消费者舒服”——是死。当前正是人类社会出现几百年一遇的导师的时候。
资本主义制度国家的政党，按亚当·斯密的资本主义的市场经济意识行事，不羞于逐利。他们无不是公开地、千方百计地为他们所代表的包括他们自己在内的那部分社会群体争利。但他们每个政党却都标榜其代表社会上大多数人的利益。
主张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共产党（有的叫劳动党等）的理论目标，则是通过社会主义社会的过渡，最终使全世界人民进入“各尽所能，按需分配”的共产主义社会，使人人享有“大同世界”的幸福生活。但是，最终也绕不开用利（是幸福或是获得幸福感的“敲门砖”）来调动和调配，决定社会变化与发展方向的人民大众的主观能动性。
根本原因是，人民大众终极的需求是幸福，而绝不是实现什么样式的主义。所以，达人邓小平言简意赅地嘱咐：不要争论。确实，具体到中国发展的现状，把主要精力都放在争论哪个主义是正、哪个主义是歪；哪个主义更符合真理之类，是有害无益的。作为信仰实证科学的人或“唯物”主义者来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是最简单、最可靠的尺度。
中国共产党在七十年代后期开始了摸索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实行“改革开放”。曾经提出过“党的基本路线”：“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随后又提出衡量在改革开放过程中所采取的任何的具体改革措施究竟是对还是错的标准是“三个有利于”：第一，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二，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第三，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如果把“三个代表”与“三个有利于”进行详细比较，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三个有利于”与前述提到的“三个代表”是一脉相承的。不管绕多大的弯子，任何政党所追求的最高目标都不会离开其所代表群体的利益，最终是幸福。中国共产党先后提出的“三个代表”、“三个有利于”也是万变不离其宗——所追求的最终目标就是增加社会财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归宿还是不外追求人民的福祉。
正因为中国共产党摈弃了原来“吃大锅饭”的路子，琢磨出或借鉴了新的主意和能够付诸实践的措施，其实主要就是适度和逐步引进市场经济模式，与原来的办法相比，更符合人们追求幸福的本性。所以，三十多年来，中国已经迅速脱贫，这是现实。
最近有人说中国官方不再高调地谈论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可能是意识到了什么。请注意，马克思主义向来明确：经济是基础。要想实现包括幸福生活在内的一切愿望，都需要有坚实的经济基础，不然就是空想。无论如何，改革开放之初确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是完全正确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