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这个萧禹又是个什么样的"劲草"呢？这位帮助李世民登基的"诚臣"可是大有来头。他的高祖就是南朝梁朝的开国之君萧衍。他的曾祖父，便是编纂了著名的《昭明文选》的梁太子萧统，由于死得早未能继承君位。他的祖父萧察，是萧统的第二个儿子，原本是可以成为梁朝国君的，可惜未被萧衍选中，一气之下，单挑门户，另立了小朝廷，是为后梁，萧察便成了后梁皇帝。萧禹的父亲萧岿，继任为后梁明帝。这个小朝廷，自然是成不了什么气候的，后来只得归顺了隋文帝。萧岿将自己的一个女儿，即萧禹的姐姐嫁给了杨广。杨广当了皇帝，萧禹的姐姐自然就是皇后，是为萧皇后。而萧禹本人则又娶了隋炀帝的姐姐为妻。这里虽然长幼次序乱了点，但说明后梁归顺了隋朝之后，身份仍然是高贵的。在梁朝，萧禹是地地道道的天潢贵胄；在隋朝，他又成了真真切切的皇亲国戚。由梁到隋，萧家丧失的是江山社稷，保留的却是贵族血统。到了大唐，萧禹则又归顺了李世民，成了李世民登基的功臣。"劲草"之意何谓，也就可想而知了。
从萧禹的经历来看，所谓"劲草"的特性，就是能够随风倒而不怕折腰。低头算什么，只要能傍得上强硬的后台，能够为自己今后的政治生存铺平道路，什么事都可以做，即所谓"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这与我们今日所理解的"劲草"为坚贞的含义，实在是相去太远，大异其趣了。
即使是按李世民"坂荡识诚臣"的喻义来理解"劲草"，这种诚臣也无非是在激烈的权力斗争中，表现出对某一方的忠诚而已。但是，正如劲草不能止息疾风肆虐一样，诚臣也绝对无力制止"坂荡"的蔓延。李世民称萧禹为"劲草"和"诚臣"，仅仅是由于他在皇权的争夺中，站在了李世民的一边，是对他站对了队的一种褒奖。其实就李世民而言，萧禹根本算不了什么。他对萧禹的总体评价并不高，认为萧禹好进谗言，经常对宰相房玄龄和魏征等人妄加褒贬，因而多次对萧禹进行批评，以至于萧禹大闹情绪，声言要出家。但是当李世民同意后，他又反悔了，说："臣细思量，不能出家。"招来李世民一顿呵斥，说他："弃公就私，未明显隐之道；身俗口道，莫辨邪正之心。"口气严厉，最后将他贬出朝廷。
其实细细思量，面对强势力量，至高无上的君权，所向无敌的军力和沆瀣一气的邪恶，"诚忠"常常是无能为力的，只有那些可以随风倒，能折腰的"劲草"方可生存下去。这与自然界的优胜劣汰的法则刚好相反。在政治领域能够长久生存下来的种群，大多是这种软弱无力之类。由于鲜得一见之故，人们对那些在政治活动中，能够确信自己所信奉、所坚守的是正确的，即使泰山压顶，也挺直了腰，高昂着头的人，给予无限的敬意。这不应理解为对某人的效忠，而应认定是对普遍价值的坚守。
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朝中的宦官是一个特殊的群体。他们生为男性，却不能做纯粹的男人，终日奔走于宫廷之中替皇家洒扫屋宇、看护门院，服侍皇帝和后妃。这些阉奴原本算不得什么政治势力，但却握有一般官僚所不具有的权力。比起一般的奴仆来，这些太监们原本有着更多一重的痛苦与不幸。然而，正是由于他们拥有了这份痛苦与不幸，才有了在帝王之家，在前朝后宫之间游走穿梭的权利，也因此才拥有了不同于寻常奴仆的特殊地位。
宦官仇士良
唐代大可算是历朝太监中做得相当出色的一个。他年轻时做东宫太子李纯的侍从时，就百般投和李纯，极得赏识。后来，李纯继位做了宪宗皇帝，仇士良也顺理成章随迁入宫，当上了皇宫内给事。仇士良做事，由于对宪宗心思揣摩得极为仔细，处处往李纯心眼里做。宪宗对仇士良的宠爱也就与日俱增。
一日，仇士良外出抵达陕西华阳的敷水驿，正巧监察御史元稹也在这里。先期到达的元稹已经住进了最好的客房。仇士良来后，坚持要元稹让出来。元稹作为朝廷命官，拜监察御史，就官阶而言，仅次于当朝宰相，而且又是先到，住进最好的房间自然是理所当然。但仇士良一定要把元稹赶走，说话间两不相让，仇士良仗着皇帝的威风竟然对监察御史大打出手。
官司闹到宪宗皇帝那里，宪宗不但没有处置仇士良，反倒找借口将元稹贬为江陵士曹。此事在朝野引起轩然大波，由于宪宗的偏袒，朝臣的抗议自然没有什么结果。
宪宗死后，穆宗继位，四年后穆宗又去世了，接下来便是唐敬宗执政。敬宗登基时年方十六，正是贪玩任性的时候，仇士良明白此理，于是千方百计引诱敬宗游宴玩乐。敬宗喜打马球，而且球瘾十足，仇士良就天天安排打球。敬宗打到高兴，忘乎所以，随口赏赐，到底赏赐了仇士良多少财宝，连史书都称"不可悉记"。除了打球，仇士良还准备了多种玩乐，如打完球看舞蹈，舞蹈看累了，看斗鸡，还有射猎。各种游戏穿插进行，不断花样翻新，使敬宗几乎所有的时间都沉浸于游玩的欢乐之中，根本无心考虑朝政大事。而仇士良却在游戏之中向敬宗禀奏政事，敬宗耽于玩乐，对政事心不在焉，对于宦官们出于己意的上奏，多糊涂应允。结果坏人大行其道，许多奸人登上要职，引起朝政混乱，朝野上下一片责怨之声。
仇士良晚年向其弟子传授秘诀时说：侍候皇上的办法就是不能让他闲着，皇上一闲下来就要读书、问政，接待使臣，把心思放在政事上，就不再追求吃喝玩乐。皇上不喜声色犬马，我们就派不上用场，就会失去宠信。
你们要想法弄钱财，供皇上使用。只要你整天把皇上拴在声色犬马上，叫他只想吃喝玩乐，不让他有空闲，他对朝中政事也就懒得过问了。皇上不管事，凡事就全靠我们，这样，宠信和权柄就飞不走了。
仇士良的能耐不仅在于能始终保持住自己在皇帝面前的地位，而且还抓住了皇帝的弱点，并且总结出一整套投其所好、献媚讨好、揽权私政的经验。正是靠着这些谋略和权术，宦官们不仅操纵皇帝，干预朝政，由卑微下作的被侮辱与被残害者，一跃而成为中国古代政治舞台上一股不可忽视的政治势力，并对历史的发展产生了巨大而广泛的影响。可见只要用心，裤脚管下的虱子也是会爬上头顶的。
在中国历史上，既承袭帝王权位又具有文人资质的，有两个著名的人物：一个是南唐后主李煜（937~978年），一个是北宋徽宗赵佶（1082~1年）。
南唐立国在唐朝灭亡30年后，有人说南唐皇室的李氏，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后裔，但已难找到确切的证据来证实了。李煜是南唐第二代皇帝李的小儿子，原无缘于皇位的继承，终日以诗酒自娱。不承想他的几个哥哥因争皇位先后死去，皇冠最终还是落到了他的头上。赵佶与李煜不同，是纯粹的皇家血统，哲宗去世，太后命端王赵佶为帝，是为宋徽宗。
李煜与赵佶，作为帝王，他们在身世、经历、性格、气质和才华方面有太多的相似之处，在中国的帝王群体中，是少见的一对难兄难弟。他们不仅具有高雅的文人气质，且极具文学艺术才华，在这些领域中，堪称大师级人物。李煜，天资聪颖，好读书，"精究六艺，旁综百氏"，对音乐、书法、绘画均有较高的造诣，但他最大的成就还是词。有人说他的词"终当以神品目之"。赵佶的诗词也有很高的水平，但他的成就则主要在书法和绘画上。
绝代才子薄命君王
他别开生面，自成一家，创出了一种瘦金体，在书法史上占有不可替代的地位。
李、赵二人，夸张些说，可称为词中之帝，书画之王。但作为政治舞台上的帝王，他们却扮演了毫不入流的角色。二人均是在大敌当前之时荣登宝殿的，李煜的大敌，就是赵佶的老祖宗赵匡胤；而赵佶的大敌，则是北方的辽金政权。"卧榻之侧，岂容他人鼾睡乎"，这是赵匡胤讨伐李煜时说的话。而李煜面对强敌，不思反抗抵御，自登基之时便打定主意当儿皇帝，不时给宋太祖进贡，还说："割地以通好，玉帛以事人，亦古今之事也。"对内李煜则不理政事，虽好声色，却不荒淫，对小姨子感情真挚，写出了不少男欢女爱之词，流为千古名篇。对比李煜，赵佶虽亦为风流才子，却是个昏庸荒淫的皇帝。他宠信蔡京、童贯，在外敌当前国家将亡之际，还大兴土木建万寿山，并以帝王之尊宿妓嫖娼。把历史给予他的收复故土，统一河山的大好机会一再延误，最终断送了北宋王朝。在国家面临生死存亡关头，是对帝王能否有作为的一个考验，可惜历史选错了人，没找治国能君，却选了风流才子。这种人生定位的舛错，不仅是李、赵二人的不幸，亦是国家和民族的不幸。
公元978年的七夕，是李煜42岁生日，在软禁之所，众妾侍女为这个已被囚禁两年的俘虏皇帝举行了小小的家宴，想到自己心爱的皇后被宋太宗赵光义无耻霸占，国破家亡。这对既有过皇帝之尊，又具有诗人气质的李煜来说，刺激之大，可想而知。想到自己大起大落的人生境遇，他悲从中来，写下了《虞美人》：春花秋月何时了，往事知多少？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雕阑玉彻应犹在，只是朱颜改。问君能有几多愁？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
正是这首感慨之词，刺激了气量狭小的赵光义，派人送来一壶毒酒，强令饮下，当夜，李煜手足痉挛而死。这首流传千古的词，真真成了他生命的绝唱。
时间过了150年后，歹毒的赵光义没有想到，他的残忍最后在他的子孙身上得到了报应。靖康二年，宋徽宗赵佶与儿子同时被俘，被押送至大漠深处和白山黑水之间长达八年之久，后宫妃嫔全被掳掠，赵佶的妃子和女儿均被金王室赛里一人占去。
中国文人在政治上多缺钙，对强权的屈服、迎合、谄媚是骨子里的毛病，既便做到了皇帝，也是想当儿皇帝。李、赵二人前后相继，两个亡国之君，都是超一流的文人，他们的命运足以说明一切。所以古人说，一为文人，便无足观。正所谓，百无一用是书生。
吕坤，号新吾，河南宁陵人，生于明嘉靖十五年，卒于万历四十六年。
有人称他是明代的政治家、理学家，却终生不显。当官比不上张居正，学问做不过王阳明，以致今日已没有多少人知道吕新吾为何人了。
新吾入仕时，正值今日躺在定陵的那位神宗皇帝朱翊钧即位不久。这位执政长达48年之久的大明天子竟然有20多年不上朝，为天下之奇。新吾进士及第后，授为襄垣知县，旋调大同令，征授户部主事，历郎中，迁山东参政、山西按察史，陕西布政使，后巡抚山西，乃召为左佥都御史，历刑部左、右侍郎。蹉跎一生，老于仕途，终未得重用，不能一展才华。有人说他难得升迁的真正原因在于其办事过于认真，得罪了权贵，小人纷纷进谗中伤，最后导致其夙愿难酬，有志不申。
吕坤的呻吟
其实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守护者，文人士大夫心中常有种以天下为己任的胸怀抱负。吕新吾正是受这一文化熏陶之人，为了忠君，他敢犯颜上书。明万历二十五年，吕坤上疏指陈天子过失，说万历皇帝拒谏饰非，言路闭塞，"一人孤立万乘之上，举朝无犯颜逆耳之人，快在一时，忧贻他日"。皇帝尚且"快在一时"，他一介小官却"忧贻他日"，怎能不讨人嫌！文人活于理想国中，以为君王是圣王，故而不食人间烟火。幸好万历玩心过重，无暇顾及，不予追究。
待阅历已久，新吾渐渐明白官场的规则，方知一己之力，既难纠天子，更难改世道。他明白官员处理事务的准则是看对自己是否有利，"事多有便于官吏之私者，百世常行，天下通行"；"若不便于己私，虽天下国家以为极便，屡加申斥，每不能行，即暂行也不能久"。一国一朝，承平日久，官场之风习相延以传，"百世常行，天下通行"。吕新吾参与其中，想独立寒秋，可知有多难。既不能逢场作戏，又不肯结党营私，结局便可想而知了。新吾在官场数十载，不得重用亦是好运。总结官场命运，他得出一种体认：命本在天，君子谓命在我，得天命之本然，小人谓命在我，幸气数之或然。是以君子之心常泰，小人之心常劳。
意思是：命运在天，但可以不听从命运的摆布，在人们自己掌握命运的过程中，就分出了君子和小人来了。君子心中有个标准，合于标准的才会去占有，故心理不会不平衡。小人就不同了，不论什么事，都要去占有那最好的运气，虽可不择手段达到目的，但却没有德性和才能来占据它，故而心中疲惫而生命劳碌。这看去似是对自己一生坎坷命运的坦然面对，却无意中流露出了对形成这一体制的无尽感慨。
新吾晚年将数十年官场之感慨著为一书，其中既有对人生不遇的无限感叹，又有对无力改变官场积习的沉重呻吟。他说：精明也要十分，只须藏在浑厚里作用。古今得祸者，精明人十居其九，未有浑厚而得祸者。今之人惟恐精明不至，乃所以为愚也。
这一经验被百年之后的郑板桥总结成四个字：难得糊涂。
一个巨大的国家机器几千年运行下来，已经形成巨大惯性，被这巨大惯性裹携其中的任何一颗螺丝钉都被改造了，不和谐者早已一颗颗地掉了出来。吕新吾和郑板桥便是这样的人物。被这庞大机器摔疼了的人，难免要哼哼几声，总不能连呻吟之声也不让发出吧！三百多年前的吕坤和二百年前的郑燮便是这些不和谐者。他们将呻吟发为语言，于是就有了一部书，叫《呻吟语》。
改革家张居正
张居正是明代著名的改革家，无论是功业上的成就还是历史上的名声地位，能与他并驾齐名的人，在历史上可以数得过来。张居正的功业，主要建树在两个方面，即行政上的考成法和经济上的清田及一条鞭法。清田和一条鞭法相当于经济上的清丈土地和赋税改革，而张居正的考成法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独树一帜。
所谓的"考成法"，用当今的话来说，就是提高行政机构办事效率的一种办法。古时官僚政治时代，政府的一切职能运作，均依赖于一纸政令，以"旨"、"诏"、"谕"、"敕"、"令"等名目由中央下发各地州、县，然后由各地官员按照自己的理解，各取所需地执行，最后迎合上面的口味，编造出一套回复的材料，层层上报。写过《张居正大传》的朱东润先生谈及此事时，曾有段精彩描述："政治是民族精神的表现。十六世纪的中国民族血液里，已经渗入因循的成分，"置邮而传之四方"，成为一切政令的归宿。法令、章程，一切的一切，只是纸张的浪费。几个脑满肠肥的人督率一群面黄肌瘦的人成日办公，其实只是办纸！纸从北京南纸店里出来，送进衙门，办过之后，再出衙门，经过长短不等的公文旅行之后，另送进一个衙门归档，便从此销声匿迹，不见天日。三百七十年了，想到以往的民族精神，真是不胜警惕。"这种"因循"是沉积于中国政治体制肌体中一个难以改变的基因。令无数上层掌权者痛心疾首的有令不行，有禁不止的形式主义、文牍主义，便是这样产生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