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东林党人
在中国近代化运动的过程中，有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文化传统，因为有文化就会有传统，文化的积累就是传统。……正如每个人都会有些无意识的行动一样，整个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行动就是传统。它构成一个民族文化的核心力量，会始终贯彻在民族的观念和行为之中而成为一种习惯。
汉武帝时，由于董仲舒的建议，儒学定于一尊，自此承孔孟之学的士人渐渐成为教化天下的人师。他们以思想的高贵与皇权的尊贵相辅相成，却又时常龃龉，由此演出了一幕幕生动的活剧，在历史的碑记上留下了深深的刻痕。
明代是一个士气屡经摧锄而起落跌扑的时代，明代士大夫因廷争之罪而由庙堂入诏狱，残身绝命者前后相接，累累成群。这些人多半是那个时代的社会精英。万历二十二年，即公元1594年，无锡人顾宪成革职还乡，与高攀龙、钱一本等在东林书院讲学，讽议朝政，评论人物，褒贬得失，令朝野士大夫敬仰瞩目。他们与在朝的李三方、赵南星等人深相交往，反对矿监、税监的掠夺，主张放开言路，明言改良，整顿吏制，与以魏忠贤为代表的阉党作斗争。唱清流之调，行改革之事，开风气之先，但招来的却是祸患。先是以杨连、左光斗为首的六人被杀，史称"六君子"，接着又有高攀龙、周顺昌为首的七人被杀，又称"七君子"。今日人们常言的"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这副对联，就出自东林党人之手，其精神境界之高，即便放至今日又当何为!这些被残害的社会精英，当他们面对附生于君权的阉祸，用自己的生命表达了儒学精神中慷慨激昂的一面，并在身后留下了长久的光彩。左光斗被捕之日自度必死，勉其弟曰："率诸儿读，勿以我为诫而谓善不可为。"全无丝毫彷徨气沮之意。在他待死牢中的最后日子里，史可法曾潜入探视：至左公处，则席地倚墙而坐，面额焦烂不可辨，左膝以下筋骨尽脱矣。史公跪抱公膝而呜咽。左公辨其声，而目不可开，乃奋臂指拔眦，目光如炬，怒曰："庸奴，此何地，而汝前来。国家之事糜烂至此，汝复轻身而昧大义，天下事，谁可支持者？不速去，无俟奸人构陷，吾即先扑杀汝！"因摸地上刑械，作投击势。史噤不敢发声，趋而出。后常流涕述其事以语人曰："吾师肝肺，皆铁石所铸造也。"
左光斗以担当世运之气，"务为危言骇论"，在皇帝面前为天下争善恶是非而得祸，但当他备受摧残、体无完肤之时，托付给心中传人的，仍然是一片担当世运之气。史可法后来以一介书生督师抗清，苦守危城，力竭被俘，从容受命，其间亦未尝没有老师留给学生的精神感召。
几千年来，读书的知识分子之所以能够批评君王，是因为君主之位与圣人之教是分开来的两种东西。但对于君权来说，任何批评所代表的都是一种限制，因而伴随着知识分子的士气鼓荡，只能是士大夫与君权关系的紧张。随着君权的日趋至尊，天子的敬惮之心也越来越少，读书人便常常要为议论而付出自己的鲜血。然而，读书人所持的圣道并非由帝王那里得来，故即使是廷杖和诏狱也不能把圣道从士大夫的手里剥夺殆尽。于是在廷杖和诏狱之后，圣人之教还会继续酿发出士人的讽议和批评。
随着社会的日渐进化，执掌权柄的君主发现，掌握思想与掌握权柄同样重要，于是越圣人之权而代之，政教渐渐合流。由君权产生的"圣教"借国家之力得以远播，遂使读书人没有了源头之水，成了枯涸的草木，像明代士人那般讽议的尖锐和峭刻再也难以见到。及至今日，为稻粮谋的读书人骨头之软，嘴巴之谗已是史无前例。诸如这种人，即使当头一记闷棍打下去，歪倒在地后还会说："报告首长，我看见了满天的星星。"
儒学原以修己治人为宗旨，修己则不能不正自己的心，治人又不能不正别人的心。因此，人心始终是儒学关怀的大题目。从"天理"到"良知"，曾经为儒学提供了能够延续气脉的东西。当明代的宗庙社稷在天下振荡中分崩离析之后，由白山黑水之间走出来的少数人统驭了整个中华，严满汉之分，箝士人之口，是他们的治御之道。澎湃一时的思想消歇之后，余下的便是以细密见长的实证精神。学术的求实与细分，以其深度和广度显示了它的自身价值，但却使人们在精神上日益萎顿和偏狭了。
精刻的清儒
宋明之儒关注的是心性与理念，"其穷也不忧，其乐也不淫"，他们的人品自有卓卓不可轻议之处。这些人是在与天理人欲的一番剧战后悟彻源头的。而清儒则不然，他们以学问为第一，终生消磨在冷板凳上，他们不慕荣利的淡泊里又包含着一种对于世事的淡漠。这种淡漠使他们撰著了许多与古人争是非的著作，却见不到用喜怒哀乐写出自己心底波澜的文字。在他们的心头上，学问和荣利的重量各不相同，当学问不能淡化荣利的时候，道德的低落就会露出他们耐不得寂寞和清贫的一面。写过《十七史商榷》的王鸣鹤，"自束发至垂白，未尝一日辍书"。而在时人笔下，他的利欲之心却显得异常可怕：王西庄未弟时，尝馆富室家，每入室时必双手作搂物状。人问之，曰：欲将其财旺气搂入己怀也。及仕官后，秦诿楚，多所干没。人问之曰：先生学问富有，而乃吝不已，不畏后世之名节乎！公曰：贪鄙不过一时之嘲，学问乃千古之业。余自信文名可以传世，至百年后，口碑已没而著作常存，吾之道德文章犹在也。故所著书多康慨激昂语，盖自掩贪陋也。
他的可怕不仅在于贪欲，而且在于思考周密，理路清晰，能够把贪欲的可行与可取讲得一片透彻，井井有条。
宋明六百年间，能够以经义立说，被奉为一代宗师的人多半有鲜明的君子意识，其规行矩步，凝重肃穆未必尽合人情，而由此表现出来的人格和风裁实有足多者。与他们比，乾嘉人物里的宗师显然没有那么多的君子意识。以训诂考辨得大名的戴震，岸岸然为学界领袖，然而死后不久，挂在他名下的两部撰述便因著作权的疑问而先后变作别人考证的对象了。作为一位"经学为当世冠"的大儒，其实无须借剿窃为自己再添声光。但以科名论，他又是一个三经会试不能登第的举人。不能登第谓之运蹇，而三经会试则说明心热。戴震一生轻诋宋儒性理之学空疏迂阔，但身后为人所讥者，恰恰是心性的功夫太少。
清代的宿儒在这些地方表现出来的都是一己之名和一己之利的精刻，对名权利算计得如此精刻的人物，总是君子意识非常浅薄的。因而他们只能做经师，不能为人师。
名士张仪
张仪，原本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为效忠秦国，以故土为进见之礼，"阴令秦伐魏"，遂成秦之名士。其威名远播四海，处乱世而有威名，诚不易也。
战国名曰七雄，实际真正有实力可以称雄的，只有秦、楚、齐三国。于是齐国这颗砝码，无论加到秦、楚哪边，均可形成压倒对方的绝对优势。屈原当时主张楚国要联齐抗秦，而张仪作为秦之相国，赴楚的使命便是破坏这种联合。
公元前313年，张仪出使楚国，楚怀王迎为上宾。张仪说：大王如听臣之建议，断绝与齐国交往，秦王将以商于一带六百里土地相让，并嫁秦王女为大王妾，从此秦楚两国可结为兄弟之国。对于这种空口说白话的许诺，智商低下的楚怀王高兴地接受了，授张仪为楚相，宣布与齐国绝交。之后，秦之赔地却只有六里。一个堂堂大国之君，被小儿戏弄，楚王一怒之下，决定发兵攻秦。大臣陈轸反对曰：与其攻秦，不如回赠秦一座城池，与秦合力攻齐。这样，我们失地于秦，却可以由齐国得以补偿。否则秦、齐两国攻我，势必损失。但楚怀王不听。丹阳一战，丧师八万，楚国失去汉中大片国土；再战，又输两城。被失败激怒的楚王向秦提出：愿以大片土地换张仪。张仪使楚被囚。上大夫靳尚出面说情：张仪不可杀，此人乃秦之重臣，秦王要救他，必以秦之美女相贿。楚王妾郑袖以妒忌出名，坚拒秦美女来楚，不断给楚王吹枕边风，楚王允之，释放了张仪，并依张仪所请，以大片土地送秦以结好。此时屈原出面说：大王原被张仪所骗，此次张仪前来，臣以为大王定会将其烹而死之，如今不杀也就罢了，怎能又相信他的邪说，这万万不可。不可救药的楚王听不进意见，反将屈原流放。
"欺诈"从来都是贬义词。张仪就是凭了一欺一诈，取得了对楚国和其他列国外交上的胜利。"兵不厌诈"原是兵法致胜法宝，其实却源自政治，不说假话办不成大事，千古一理。
审视春秋战国时期活跃于政治舞台的那些文人们，可以发现，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点：朝秦暮楚，反复无常，出尔反尔，有奶就是娘。他们没有固定的思想、信念和主张，也没有一个固定的国家、君主。如齐国的管仲，原辅佐公子纠，为帮其登上君位，甚至对公子纠的弟弟小白实行暗杀，而当小白捷足先登之后，公子纠的旧臣召忽等殉节而死，但管仲却活了下来，他对自己苟且偷生的解释是："公子纠败，召忽死之，吾幽囚受辱，鲍叔不以我为无耻，知我不羞小节而耻功名不显于天下也。"管仲为了"功名显于天下"，背叛了原来的主人，投身夙敌小白即齐桓公，促其成就一代霸主伟业。管仲由此功名显就，但后人对管仲之背主事敌的德行实在不敢恭维，不能不抱有一些遗憾；而对齐桓公不念旧恶，大度用人的胸怀，则表示由衷地敬佩。
理财专家桑弘羊
战国的士，是由原统治阶层中分离出来的一些有学问之人，他们在失去了原有的统治地位之后，只能以士为业，自谋出路。战国时士人不断改换门庭的政治生存方式，人称"士无定主"。为捞个一官半职，常常采用一些见不得人的卑劣手段，人称之为利欲熏心之辈，蝇营狗苟之徒，岂不知，这竟是中国文人进入仕途的最早途径。"仕途坎坷"，是他们在饱尝艰辛之后的慨叹。余英时说："士在先秦时是"游士"。"若不游，谁知道你是谁呀！
这种跑官既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也是一种不得已的立命方式。处乱世而不惊，能从容取得功名的文人，多半是这种有着政治特异功能的"游士"。
桑弘羊（公元前153~前80年），出生于洛阳一个商人家庭。洛阳这个地方的民风是"巧伪趋利，贵财贱义，高富下贫，喜为商贾，不好仕宦"。大概是这种生活环境造就了桑弘羊的经济头脑和理财天赋。13岁那年，赀选入宫为侍中。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买官"。桑弘羊入仕的这年，正是汉武帝登基的建元元年（公元前140年），所以，他的命运就与这位幸运的皇帝紧紧地联系在了一起。
汉武帝是个幸运儿，他由先人手中不仅获得了政权，还同时继承了一个丰厚的家底。史书记载："武帝之初，国家无事，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而不可食。"钱多得用不了，粮多得吃不完，像这样的好年景，不是每个皇帝都能遇上的。汉武帝是个好大喜功的人，一生对匈奴作战，通过战争，基本上确立了国家的疆域，并对后世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战争在表面上看是武力的较量，实际上是经济实力的比拼。几十年的战争，将汉朝丰裕的家底耗费一空，国用顿绌，于是"兴利之臣，自此始也"。是时势将桑弘羊推到了历史的前台。
桑弘羊在经济上的举措，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一是颁布告缗令。实际上是国家向工商业者征收财产税，税率约为6%，如果隐瞒不交，财产罚没充公。政府仅凭一纸法令，就得到了数以亿计的金钱。二是颁布铸钱令。将西汉初年允许的私人铸钱统统收归官办专营。这算得上是最早实行的金融政策。三是宣布盐铁官营。这是两项关乎百姓生产生活的重要物品，收归国有，无疑政府又控制了一批巨大的财源。四是颁布均输法。即商业活动由政府出面调节，以丰补歉，取此就彼，贱买贵卖。桑弘羊的这四项改革，从税收、金融、工业和商业四个方面，实行了国家垄断专营。这是中国在两千年前就已经完成的国有化改革，它是对汉武帝政治专制、思想独尊、经济垄断三位一体封建专制制度的完善。
"成就君王天下事，赢得生前身后名"，桑弘羊由于杰出的理财成就，仕途平步青云，由一个小小的侍中，升任大官丞、大司农（相当于今日之财政部长），成为位高权重的九卿之一。后来又出任御史大夫，成为汉代地位仅次于丞相的最高权力中心的核心成员。汉武帝临终时，他又以顾命大臣辅佐年仅8岁的汉昭帝。为了争夺辅政之权，桑弘羊参与了倒首辅大臣霍光的权力争夺战。后来事情败露，桑弘羊被处以灭族重刑。在这场权力争夺的斗争中，桑弘羊究竟卷入多深，历史记载语焉不详。
关于桑弘羊的理财观念，可看《盐铁论》一书。汉昭帝六年（公元前81年），朝廷召开了著名的盐铁会议，就民间疾苦问题，展开了一场大辩论，以贤良等民间代表为一方，以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官方代表为另一方，双方检讨的重点其实是汉武帝在位期间的经济政策。桑弘羊站在朝廷的立场上，为这些经济政策极力辩解维护。这场辩论的记录，全部保留在桓宽所著《盐铁论》之中。
桑弘羊一生求利可谓高手，先求国家之利，位登人臣之极；再求个人之利，身遭斧钺之戮。一个"利"字，最终还是让这位理财高手利令智昏。
"机关算尽太聪明，反算了卿卿性命。"
疾风知劲草
政治总有商人永远参不破的去处。
人们常用"疾风知劲草"来形容政治人物的忠贞不屈，其实此话是大可玩味的。唐太宗李世民有《赐萧禹》这样一首诗，原文是："疾风知劲草，坂荡知诚臣。勇夫安知义，智者必怀仁。"所谓"坂荡"指的是政局变动或社会动荡不安。诗中的"劲草"指的是萧禹。李世民为何要赐萧禹这样一首诗呢？是因为在玄武门事变之前，李世民与他哥哥太子李建成已成水火不容之势，当时唐高祖李渊为立嗣之事正举棋不定，萧禹则坚定地站在了李世民一边，所以才得到了李世民如此高的评价，并将他列入了开国二十四功臣之一，画图于凌烟阁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