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有贡士都要参加由皇帝出题策问的殿试。殿试后排出名次，分为三甲：一甲三名，按顺序称为状元、榜眼、探花，赐进士及第；二甲若干名，赐进士出身；三甲若干名，赐同进士出身，三甲统称进士。进士录取后，一甲进士立即受职翰林院，其余进士还要参加朝考，以最后确定任职级别。朝考的第一名，曰朝元。资料中一份"提塘官报"，即是朝考复试后分发之捷报。记载了进士叶新滋经朝考二等第三名，参加了保和殿复试，为一等第十一名，以知县分发湖北补用。捷报送喜，特意逢迎，"指日高升"，喜庆之情跃然纸上过去，每逢考试，四乡皆有跑报之人。到出榜日，有应考者之家必彻夜等候，待报喜人到，则本家及街坊均来庆贺，并分派人到亲戚家报喜。每到一家前先放三声炮，以便阖村皆知。在那个时代，获取了生员、举人和进士之衔，便为功名之士，可以挤身社会上流，占据较高的社会地位。即便作为士大夫阶层最低级的秀才，也可享有许多特权。秀才遇有诉讼，知县只能传讯不可拘提，过堂时平民皆要下跪，而秀才可以站立回话。这样，与之打官司的平民自然气馁许多。另外，秀才犯有大罪，先要革去功名才可动刑；有小过受责，也只许打手板，所以浙江俗语唤秀才叫作"屁股盖儿"。穷人家的孩子能够跟随先生进城过一次考场，胡乱涂写几字，即便榜上无名，回家也算出人头地，众人便会另眼相看。故而民间常传："去到考场放个屁，也替祖宗挣口气。"
废除科举
在晚清向西方学习的大潮中，科举制度首先受到冲击。西方的学校教育可以使更多的人接受良好教育，于是改科举为学堂一时成为风气。年清政府宣布废除科举，大力兴办学堂。县有小学堂，省办中学堂，国家建京师大学堂。学校教育与科举有个根本的区别，就是教育内容的更改。科举时代的私塾和社学为应付科举考试，所学内容主要是《四书》《五经》。到学堂教育时，为适应时代之需要，多改为数学、物理、化学等西学知识。如果说《四书》《五经》的教育目的是"做人"，那么学堂中的西学知识传授的则只是一种技能了。学生疏离了两千年的传统道统，道统的后继乏人，使政统失去了依持。同时学堂毕业出来的学生因无科举取仕的分配渠道，只能走向社会，成为一个新的知识分子阶层。这些人在晚清纷纷加入到袁世凯的新军，成为辛亥革命推翻帝制的主力。有文化的人群，不能为当道所用，必然弃当道而去，人心一去，江山社稷便难保不变。这是晚清科举制度改革提供给我们的一个重要启示。
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在慈禧决心要锐意改革之时，由袁世凯、张之洞等联名上奏请求废除科举制度，改由西方的学校取而代之。奏准之后，慈禧太后下诏书，宣布自光绪三十二年开始废除科举。全国各地县里设小学，省上设中学，北京设京师大学堂。中国自隋唐以来，延续千年的科举制度终于被废除了。足见即便千年僵习，只要肯改，没有改不了的事情。
所以，问题的关键不在于能否改得动，而是想不想改。
废除科举改变了中国的教育制度，遂使20世纪以来，中国人的识字比例大幅提高，伴随解放后的扫盲运动和九年义务制教育的推行，中国的教育水平正在一天天地走出中世纪，进入现代化。但是，科举制度并非只涉教育制度一事，它还是中国延续千年的用人制度。
早在三代时，行的是禅让制，谁有能耐谁上。自大禹传其子后，中国开始了世袭制。那是个"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的岁月，一直发展到魏晋的九品中正制，皆是世袭，谁的门第高谁接班，谁当官。自隋唐以降，科举制取代了世袭制，这是一种进步。科举用人凭的是知识水平，取官废除科举以知识的水平高低为衡，不分贫富，只要进士及第，国家皆包分配，保你终生荣华富贵。所以"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诱惑了读书人一千年。以知识水平取人，做文人是要有操守的，这就是宋人张载所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天下开太平。"知识水平的高低，其中蕴含着文化人的价值观念，这也保证了封建朝廷用人取仕有了一个基本的条件。正是这个基本的条件，使得延续千年的科举制源源不断地为统治者输送着一流的人才。可知，科举制不仅仅只是一种教育制度，它更是一种用人制度，而后者则正是封建统治者要实行这一制度的根本用意。
然而，一个制度一成不变地沿用了千年之久，不由得不滋生出诸多弊端，科举制度终于在清朝末年被废除了。
废除科举以后，由学校毕业出来的人，政府不再包分配了。这些读书人开始走上社会，以知识为谋生手段，当教师、律师、医生等等，中国传统的四民---士、农、工、商，少了一个士大夫阶层，多了一个知识分子阶层。
读书人不去做官，而以知识谋生，一改千年的传统。士大夫向知识分子的转变，是知识分子由社会中心走向社会底层的过程，这个过程标志着往昔极受恩宠的知识分子（士）被彻底地边缘化。伴随着读书人从权力核心的日渐流失，中国权力核心所空缺的位置亟需填补，于是又产生了一个农、工、商阶层向权力核心急速移动的潮流。那些数千年来被压抑着、从来没有接触过权力的人们，急不可耐地填补了士大夫留下的空缺。中国的统治权力于是有了一个巨大的改变，即由读书人向农民和商人等的交接班，中国的官僚制度开始变得职业化。过去读书人当官要有基本理念和做人操守的那些条件，便被急促而来的农民们彻底地废除了。做官不再有条件，谁有关系谁上，谁有钱谁上，谁有手段谁上。在拥挤中，被挤下来的多半是些温良恭俭让的君子，爬上去的只能是那些手脚并用，能拳打脚踢的角儿。于是，官场再也没有了读书声，也没有了基本的操守和理念。20世纪上半叶中国的昏暗，与这一巨大变迁是分不开来。用人制度在没有进入一个更昌明的新时代前，社会是不可能出现光明的。
在科举盛行的千年中，中国官员不论升至极品，都有告老还乡的一天。这些回家乡养老的高官，大多以其清操和声望影响着周围乡里，成为农民的榜样，起着净化乡里的作用。而废除科举后的读书人以知识谋生，皆群聚在城市里，再也不回农村去了。城市越来越大，农村越来越贫。于是，20世纪的中国农村，伴随着优秀人才的大量流失，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土豪劣绅。读书人的日渐流失正是农村状况日益恶化的根本原因。一项小小的科举改革，牵动了中国多少变化。变化在迅速的蔓延中，又有谁能自觉地体味到这些变化的因果之链呢？
新式学堂
自晚清废除科举，改为新式学堂教育之后，学堂取代私塾，成为人们受教育的重要场所。学堂由西方传入中国，最早建立的是翻译学堂。清同治二年（1863年）李鸿章在上海建立了广方言馆，开风气之先，1905年改为兵工中学堂。清政府为统一办理学堂事宜，早在废除科举之前的1年，就颁布了《钦定学堂章程》，确立了新学制的基本模式。此后，新式教育蓬勃发展，据统计，1902～1911年，新式学堂由700余所发展至52500所，在校学生最高时达到163万人，其中以四川、直隶、河南、山东和湖北等省发展最为迅速。日前，我见到一些有关新式学堂的实物，可以说印证了我国新式学堂的发展。
有一份这样的修业证书，证书封套上书：凤山正谊两等小学堂修业凭照，右给查辅楠收执。
证书中云：凤山正谊两等小学堂第一次第二年修业生证书第十二号，新式学堂高等生查辅楠照本学堂所定之课程修业一学期已完备，特受此证书。光绪三十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
光绪三十四年，是光绪在位的最后一年，也即1908年，乃新式学堂始建初期，因社会变动和经济等种种因素的影响，许多人不可能按照学堂的设计从头学到底，所以学堂是按学期颁发修业证书的，全部学完者发给毕业证书。证书上盖有"凤山正谊两等小学堂"的印。凤山原为广西凤山土州，属庆远府所辖，民国后改归田南道凤山县，是中国较偏远的边区。可见清末的新式学堂虽为初建，但已遍布全国大部分地区，连偏远的广西边区也没有例外。
随着时间的推移，到民国之时，大部分学生已经能够修完全部学业，获取毕业证书，所以现在能见到的多为毕业证书。我所见的两张民国时期的毕业证书，一张附有照片，其记载：学生祝彩章系湖北省孝感县人，现年十六岁，于三十年七月在本校初中第四班修业期满，经本校毕业考试成绩及格，准予毕业。此证。私立武昌安徽旅鄂中学校长徐昌颐。中华民国三十一年七月。
16岁初中毕业，已与今日的学制大体一致。另一张没有照片的毕业证书记载：毕业证书，左教字第七号。学生孙海黄现年二十岁，山西省左权县人。在本校肄业期满，经考试成绩及格，准予毕业，特发给此证。县长黄明、副县长巩敬庭。左权县第四高级小学校长连子伦。中华民国三十六年一月十日。
这张毕业证书的奇特之处在于，小学校的毕业证书居然还要县长、副县长签字盖章；而且还有"左教字第七号"的文头，就像一份公文，或是委任状。更为引人注目的是：两张毕业证书的上端皆印有伟人像，湖北的证书印的是孙中山的画像，画像的右边是民国的国旗，左边是国民党的党旗；而山西的证书印的是毛泽东的画像，画像的右边亦是民国的国旗，左边则是共产党的党旗。山西毕业证书颁发的时间是1947年1月，其时的山西是共产党控制的解放区，虽然这时正是国民党对共产党解放区发动重点进攻的前夕，但那时解放区的学生毕业证书上依然印着中华民国的国旗，表明当时的国共两党关系处于微妙之中。
民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今日有许多不同之处，最重要的是老师不是由国家包下的，而是每年发聘书，工作做得好就续聘，不好则不聘，人才也是可以流动的。关群雁的聘书即是一份少见的珍贵资料。所谓的聘书就是校长的一封信，聘书的内容写得很实在：二十九年度第一学期聘先生任本校专任教员，兼一年级主任，全期工薪额国币伍拾元，并由学校津贴膳食。所教学科及每周授课时数，俟编定后再行送发。为此先行至达，即希查照是荷。
此致关群雁先生。开平县第三区私立培英小学校校长周兆安。中华民国二十九年八月三十一日。
民国二十九年为1940年，正是抗战最艰苦的时期，教师一个学期的工薪仅有国币50元，为弥补工薪的不足，学校只好补贴膳食。
民国时候的学生与我们今天所学的内容也不尽相同，在智育方面今天与昨天相去不远，所学不过数理化与国学，相差较大的是德育。今天要找到一份民国时期小学生的学习成绩单已是极不容易的事了，但我还是见到了。这是一张民国三十七年七月十四日，一个名叫郭桂香的八岁小女孩的考试成绩单。郭桂香，湖北黄安人，1948年在武昌市武胜区中心国民小学入学，学习成绩一般：学业的平均成绩是67分；操行的平均成绩是71分，被评为丙等，在班级排行第27名。郭桂香如果今天还健在，应是已过花甲之年，看到自己孩童时代的考试成绩单不知该作何想？从这份考试成绩单，我们还可以看到当时小学生的学习内容。当时学生的学习科目分为两大类：学业和操行。学业类的科目共16门，分别为：说话、读书、作文、写字、笔算、珠算、公民、历史、地理、自然、常识、美术、劳作、音乐、体育、童训等；操行类的科目共10门，分别为：忠孝、仁爱、信义、和平、礼节、服从、勤俭、整洁、助人、有恒等。那时在德育方面将操行分解为十个方面，可以用于比较和观察，不似今日只要一个笼统的思想政治路线，没有具体的观察角度和分析视点。就这一点来说，不能不承认民国时期的教育亦确有许多可取之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