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代的保甲制度产生于王安石变法。王安石在熙宁三年（1070年）时推行其法：每十家为一保，选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一人为都保正，一人为副保正；户两丁以上，出一人为保丁。这种保甲法在熙宁六年开始在全国实施。次年，又令州县坊郭择相邻户三二十家排比成甲，选出甲头，督输税赋苗役。如果说保长之制是为了维护地方治安，而甲头之制则是为了替政府督输赋税和劳役。这种保甲制度的特色是兵民合一，忙时务农，闲时习武。在当时，二丁抽一，对农民而言，负担是很重的。这种保甲制度表明了封建专制的国家机器对乡里社会的直接渗透，正是通过这种人人结合，家家相联的方式，把中国广大的民间社会牢牢地控制在统治者手中。
宋代以后，保甲制度在中国逐渐实行，陆续取代了传统的乡里制度，但直到明代中期以前，保甲制度还是一种很不严格的组织形式。各地情况不同，实行的保甲制也各不相同，存在着较大的差异。明代中期以后，王阳明创造了"十家牌法"，规定十分细密，使保甲制度逐渐走向成熟和完善。
王阳明"十家牌法"规定：百姓每户置一"门面小牌"，上写该户籍贯、成员、职业等项，并备有"浮票写帖"，如有暂住之人，写帖在牌上，客去则揭。小牌挂于门首，以备官府检验。每十户再置一牌，称"十家牌"。"十家牌"的正面写明十户的户主姓名，背面抄写王阳明建立"十家牌"的《告谕》，并"照式造册一本"，送各县官备查，遇有征兵，派差、收税等事即"按册处分"。此外，十家要轮流持牌值勤，如发现"面目生疏之人，行踪可疑之事"，立即报官，隐匿者要十家连罪。清承明制，自顺治到嘉庆，清代的帝王皆十分重视保甲的作用。雍正四年（1726年）吏部遵旨议行保甲法。其法："十户立一牌头，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保正。"按规定，即便村庄不合标准，也可不限于具体规则，"村庄虽小，即数家亦可编为一甲"。为稽查方便和十保甲之法得以更好实施，规定每户"发给印信纸牌一张"。到乾隆二十二年又更定保甲法十五条，使清代保甲制度更为具体严密。
从王阳明发明"十家牌法"到清代的保甲法十五条，保甲制度越来越趋于成熟，政府通过保甲制度对社会的控制也越来越严密。我们可以通过清光绪十年（1884年）安徽歙县知县发布的告示中看到当时实行保甲法的情况：歙县正堂吴为发总牌事照得现办保甲长：十户立一牌长，十牌立一甲长，十甲立一经董。责成挨户编填，连环结保，互相稽查，以杜奸宄溷迹。为此给发十家总门牌，注明丁口、籍贯、职业，轮流巡查。倘一家为匪不法及窝藏盗贼，九家公同出首，毋得容隐干咎。须至牌者。……一严禁三五成群拜盟结党；一严禁行踪诡秘煽惑乡愚；一严禁窝盗藏娼祸害良民；一严禁讼师讼棍搭抬撞调；一严禁私铸私宰相习为非；一严禁赌局烟馆容隐匪祸；一严禁持械打降依众逞强；一严禁拐抢妇女和诱略卖；一严禁外来流丐强计恶索；一严禁游手好闲懒惰失业。光绪十年月日给。
裱糊木板，于各家门首轮流张挂。
这种裱糊木板，张挂各家门首的做法，俨然就是当年王阳明"十家牌法"的翻版。
当时悬挂的木牌分为两种：一种是写明十家姓名者，由牌长执挂，用以轮流稽查；一种只写明一家户主及子女情况者，是各家悬挂于门首的牌。我见到的清代安徽绩溪县路子里村牌长志福的十家牌属于前者，上面盖有官印，十家人名清清楚楚。同治年间躁坑保湖唐甲的牌则属于后者，其具体地址已不可考，牌上写有：躁坑保湖唐甲第九牌。本户家长李高其，年六十九岁，系章州人。妻周氏，子明通，妾刁氏、官氏，女兴、发；嫂陈氏，侄九道；弟明昌，五十一岁，弟媳刁氏。保长廖清和。同治八年十一月给。
遵用木牌悬挂。
这里李高其及其一妻两妾、子女以及嫂嫂侄子、弟弟弟媳的姓名皆写得十分详尽。这种登记方式又称"烟户门牌"。烟户，意指人烟户口，用今天的话来说就是户籍的意思。《清会典》在"户部尚书侍郎职掌五"中对此有详细解释："正天下之户籍，凡各省诸色人户，有司查其数而岁报于部，曰烟户。"也就是说，报于官府备案的户籍，谓之烟户。至于那些没有向官府申报的人家，不论在过去还是现在都只能称为"黑户"了。
保甲之制是由官府制定并大力推行的制度，所以各地在印制门牌时，多加有知县的告示，盖有官印，以视郑重。光绪二年（1876年）广东清远县正堂刊于牌上的告示清楚明白地到出了挂牌的作用：署清远县正堂何，为清查保甲给发门牌事：今将城乡墟市责成各绅耆父老及乡正、街正查明户口，填给印牌悬挂，以便稽查。
如有为奸窝匪之人许，即报官拿究。各宜秉遵毋违。……光绪二年月日给。
传统社会中的保甲制度不存在了，政府不再需要依靠保甲制度来督征赋税和徭役。1949年后，政府的行政机构已经建立到了乡镇一级，行政机构完全取代了过去的保甲制度，承担着国家对民间社会的管理和乡里赋税的征收。但是从保甲制度那里继承来的户籍制，仍然是一种对城乡居民的控制手段。当年的烟户门牌，在今天它已经一分为二，变为街巷居家的门牌号和户口本。前者用以辨识和寻找，仍然挂在各家门首和各街巷的路口；而后者则用以证明你的存在和身份，是你的户籍证明。这种户籍制度限制着人们的自由迁徙和人口流动，是人们还没有根本摆脱封建人身依附关系的一种表现。
在中国几千年的传统社会中，能够把权力、财富和名望这三种最重要的价值资源联为一体的便是做官，而科举则是通往官僚阶层的重要通道。
像今天我们突出经济一样，在过去漫长的历史中，突出政治具有很浓的色彩。这一"政治"的集中体现便是读书做官。走科举之途，是全社会所有穷人、富人梦寐以求的愿望和理想。《儒林外史》中的马二先生说：""举业"二字是从古及今人人必要做的。""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
科举取士
"人生世上，除了这事，就没有第二件可以出头。不要说算命、拆字是下等，就是教官、作幕，都不是个了局。只是有本事进了学，中了举人、进士，即刻就荣宗耀祖。"在那时，只要科举"一路通，路路通"。所以整个社会从上到下鼓励读书应考，如宋真宗《劝学文》言："富家不用买良田，书中自有千钟粟；安居不用架高堂，书中自有黄金屋；出门莫恨无人随，书中车马多如簇；娶妻莫恨无良媒，书中有女颜如玉；男儿欲遂平生志，六经勤向窗前读。"科举制度使中国传统社会成了一个弥漫着书香的世界，使中华民族成为世界历史上最具有书卷气的民族。它甚至使目不识丁者也知道"敬惜科举取士字纸"，产生一种对文字和文献的崇拜。但毕竟科举制度在一百多年前已被废除，那时科举考试的氛围，今人已难以想象。有幸的是笔者得见一批与古代科举有关的历史资料，仿佛感受到了那时的气息。
中国的科举制度产生于隋唐，完善于宋，是中国传统社会结构中一块极为重要的基石。科举考试共分四级：童试、乡试、会试和殿试。在蒙学、社学和私塾中读书的人，无论年龄长幼，一概称为童生。童生参加每年一次的县府院考试，录取到县学就学，便取得了生员资格，是为秀才。那时的县学在地方具有很高的地位，不同于今天的普通学校。我见到的那份宣统三年七月的"歙县学票"，可以为证。其因祭孔之事通知四乡，诸事分派完毕还要特意申明"毋得迟误"，口气非同小可，其权势绝非今日之学校可以同日而语。乡试是以省为单位举办的考试，每三年举行一次，由皇帝派主考官命题，只有取得了生员资格的人，也即秀才才能参考。考试录取，称为举人。会试是政府举行的全国性考试，由礼部负责，参考者仅限于各省举人，考试录取后，称为贡士。殿试是由皇帝主持的考试，参加者为新科贡士，考试地点在太和殿，由皇帝出题策问，录取后，统称进士。各级考试的试题，在当时考试前是最高机密，泄露者将处以腰斩。那批资料中有一份道光二十九年的江南乡试试题，盖有"主试关防"，可见试题保密之严。
清代生员在参加乡试的前一年七月，还必须参加科试，科试列入一二等的才有资格参加乡试。各省乡试统一在农历八月举行，初九、十三、十五连考三场。入场须经严格检查，甚至搜身，严禁夹带作弊。收卷官每收一卷发一签，签卷相符。考卷还要糊名，使阅卷人不知考生何人。为防止阅卷官认得考生笔迹，在评卷前先有抄工将考卷用朱笔抄录，称为朱卷。评卷官就朱卷评阅，用兰笔批改。取定的考卷还要核对墨卷，方能圈定。我见过的那份光绪十六年的江南乡试的试卷，是一张考生亲笔所写的墨卷，可谓文章、书法俱可圈可点。乡试的发榜日期一般定在九月的五至十五日，多选在寅日或辰日，又称为虎榜或龙榜。各省的举人中试均排出名次，头名举人称为解元。资料中有一份一位名叫洪大诰的秀才参加光绪乙酉科江南乡试，中第五十六名举人的捷报。乙酉年即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
参加会试的举人须自己提出申请，经审查合格，由各省布政司将名单送达礼部，礼部发给咨文，限期报到。这咨文相当于今天的准考证。参试举人可凭咨文向本省布政司领取路费和牌证。路费视路程远近而定，少则白银一两，多则三十两。牌证是乘坐驿站车马船只的凭照，以写着"礼部会试"字样的小黄旗为标志，可以一路畅通无阻。会试多在农历三月的初九、十二、十五连考三场。清代康熙以后，会试录取比例大约是每20名应试举人录取1名。放榜日多选在四月十五日，时值杏花开放，又称杏榜。取中的称为贡士，第一名叫作"会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