宗祠的建设有一定的格局。清政府就对品官的家庙作了规定：三品以上的高官，其宗祠大堂五开间，台阶五级，东西两庑各三间，有两重南门，院墙围起，并开东西侧门。四品至七品的中级官员的家庙，堂屋三开间，台阶三级，东西庑各一间。八九品小官的家庙，堂屋一开间，台阶一级，院子只有一个正门。我曾见过一张宗祠图，图中所绘的这个宗祠建造在一个大院内，有供奉祖先神主木牌的堂屋，有一座正门，还有一些其他建筑。可知是当时的小官或是地方乡绅的宗祠，而非大官大户人家的家庙。图中宗祠所祭祀的神主牌位，最上端的是始祖，其下是两房，再下是高、曾、祖、考四代神主的牌位。宗祠门边挂有对联曰："一念不忘祖宗德，寸心常感子孙贤。"横批为"祭如在"。森严肃穆，井井有条。有些大家族虽不一定是官宦人家，但其家庙亦是十分堂皇富丽。前些年参观过山东汶上张姓祠堂，其正门三间，进去有一牌坊，再行则为大堂。正门之东有偏门，东院墙又有侧门。墙套院，院有房，层层落落，堂皇已极。
祠堂通常不住人，主要供宗族祭祀和议事用，所以是神圣之地。其用材用料都很讲究，建筑务求宏阔，雄伟壮观。祠堂作为祭祖的场所，也是族人团拜的地方。新年拜祭和四时祭都是在祠堂中举行。通过祭祀和族食以唤起对祖先的追思与敬慕之情，用这种方式维系血缘关系使之不致松散，从而增强彼此间的亲切感。在祖先灵前举行合族宴饮，是为了表达与祖先在精神上的相往来。祖先用过的祭品，意味着附有祖先的余泽，吃了会得到祖先的保佑。所以，分胙被视为族中的大事，成为族人的一种权利。而"革胙"或"停胙"则是对族人的一种惩处。祭祀和团拜的作用是可以明人伦、叙昭穆、辨尊卑，让族人皆知其本源，以加强彼此间的关切，使日益疏远的血缘关系不致于淡薄。因此，祠堂也就成了维系宗族关系的重要纽带。
宗祠不仅是祭祖的圣坛，而且是族人商议编纂谱牒、保存祖先遗物的场所。宗祠还有一个颇为重要的功能，就是族人执法的公庭。由于祠堂被视为关乎宗族命脉之所在，所以具有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宗族规定的许多家法和族规通常都是要在宗祠中实施。族人的纠纷要在祠堂中解决，族人的生活也受到祠堂的控制。对违抗族规者，祠堂有各种惩罚方式，如打板子、罚跪、罚银钱、捆绑、出宗、送官，甚至极为残酷的活埋和沉潭等。作家沈从文的小说《巧秀和冬生》对沉潭作了生动的记录：年轻的寡妇巧秀有了情人，被夫族发现。族长是前清小有功名之人，带领族人把情夫的双脚砸断，又在宗祠中宣判：将"这个不知羞耻的贱妇，照老规矩沉潭"。于是那个追求爱情的年轻寡妇与缚在身上的石磨一起沉于潭底。如此残酷的手段，如此伤天害理之事，但在那个所谓读过圣贤书的前清秀才看来，却是自己维护道德风化的责任。
进入20世纪，传统的宗法制度受到批判，宗祠也被废弃。民间社会被行政架构肢解后，祠堂作为一种公产，先是改为了学堂，后来更直接变成了村寨或生产队的公所。由圣地变为公所的祠堂，直到今天却仍然执行着管理和统驭一方民众的使命。
过继与归宗
过继与归宗是中国古代宗法社会中的大事。过继又称过房，是指自己无子而以兄弟或他人之子为子，叫做"过房"。《三国演义》第五回："操父曹嵩原是夏侯氏，过房于曹家，因此是同族。"归宗，一般指人子出嗣异姓别支或流落在外，复归还本宗。同时又指古代已嫁妇女，归省父母，即使父母双亡，也得归家省问，以示不绝于宗族。也即《礼仪·丧服传》所说："妇人虽在外，必有归宗。"
立继是从继承财产和烟户（户籍）的角度考虑，分为两种：一种是"应继"，是由宗族按照当时的继承程序来选择继子。其程序为由亲及疏，即首先应选择亲兄弟之子。要是没有亲侄儿，再从同一祖父或曾祖父的堂兄弟中去选择。另一种是"爱继"，就是立继者撇开应继程序，来挑选特别钟爱的子侄为继子。在过去有些宗族中，立继者可以自主地决定实行应继还是爱继，但相当一部分宗族则不允许爱继，或对爱继做出一定的限制。
立做继子的，必须是下一辈人。如果辈分不当，如将孙辈的族人立为继子，或同辈的族人为得到遗产而厚着脸皮去当下一辈，都是混淆了昭过继与归宗穆，不能被族众承认。同时，有的宗族还规定某些族人不应出继，如独子不继、长子不继等；某些族人不得立继，如凡50以上未娶者不得立继，早殇者不得立继等。在一些子侄较少的宗族里，有些子弟可以同时作为其父和另一位长辈的继承人，这叫作"兼祧"或"双祧"。祧，在古代指远祖的庙宇。这里用做指承担了两个长辈的家业。但是，按过去的宗法规定，任何人在做了兼祧之后，都不能再充当第三个家庭的继承人，即不可能成为"三祧"。
在继承问题上最重要的是防止异姓乱宗。因为立异姓人为继子，不仅会使族众的财产流入他人手中，使觊觎无嗣叔伯遗产的子侄们希望落空，而且会扰乱宗派。因此，有些宗族虽然允许爱继，但也禁止择立外姓人为继子。在异姓中，最亲近的要数女婿及内侄，但他们仍非祖宗的血胤。有时，没有儿子的家庭还会让女儿招女婿入赘。赘婿须改用妻子姓氏，子女也都使用母亲姓氏。这样，在不少的宗族中，赘婿特别是他们使用母亲姓氏的子孙，往往会混入母亲的宗族。为此，不少宗族都强调，在谱牒中须注明外来螟蛉及赘婿的真实情况，并不许他们及其后裔充当宗族首领，干预宗族事务。
被立为富裕家庭的继子不啻是天上掉下了馅饼。因而有些宗族认为，好处不应让继子独得，其他的族众也应有所分沾。所以，一些宗族规定，富家立继要拿出部分家产，诸如家产的十分之一，来作为宗族的公产。甚至有的宗族规定，实行爱继时，要对应继者有所照顾，让他们也多少分得一些产业，以免他们愤愤不平，致生事端。
有趣的是，尽管各宗族都严禁他人来乱自己的宗族，但几乎所有的宗族都不禁止自己的子弟去乱他人的宗族。由于娶同族的寡妇为众多宗族所严禁，所以寡妇改嫁大多只能嫁往他族，而宗族又不可能帮助他们抚养年幼的子女，因而这些所谓"拖油瓶"只能随母亲进入继父的家庭和宗族，有时甚至用了继父的姓氏。有些聪明伶俐的孩子还可能被富裕家庭立为继子。对于这样的好机会，各宗族也都不加干预，并对出继异姓的子弟，直至他们的后裔，各宗族始终为他们留有在任何时候都可以归宗的权利。甚至在他们出继时，有些宗族还在宗谱上注明他们出继何处，为他们日后归宗预留地步。我见到的嘉庆元年（1796年）陈黄氏所签的过继契约，就是一份典型的归宗性质的过继书：立字据人陈黄氏。今所生长子定荣、三子定金、次子定华。今刘门不幸，并无祈生，将次子定华转回刘姓，以传百代。刘姓所异（遗）存屋宇田地，具系定华承管。长、三子不得争论，生端异说。
恐口无凭，立此批据存照。嘉庆元年十月初四日立。批据人陈黄氏；族长陈振鼎；亲房陈新贵、陈定仁；执笔陈定义。
这里所谓"今刘门不幸，并无祈生，将次子定华转回刘姓，以传百代"，是说明陈黄氏乃携三个刘氏之子改嫁陈家，因刘家无嗣，又要求其子归宗为继子。
有过继就有归宗，当然归宗的情况就更复杂一些了。做了继子的，如果不想继承家产而愿意归宗的，仍可回来。一份高金贵的契约说的就是这种情况：立写字据人高金贵，因为次子荣娃给三婶母继孙，已经日久，至今自觉两不相宜，同人说合，准次子荣娃回归原宗，所欠外债着三婶母承认高氏祖祠大洋五拾元，其余之债金贵负担。此是各出意愿，日后或三婶另为择嗣，父子毫不甘（干）涉。恐后无凭，立字为据。……民国二十二年十月初一日立。村长：朱瑞五；调解人：高蔚林、高仓仁、滑起奎、滑文德。
如果说继子出继时，作为宗族考虑的还有继嗣的问题，到撤继归宗时，双方首先考虑的就只是财产问题了。
归宗还不完全是出继后的归宗，也有一些人是由于多年在外，与本宗族失去联系，后来找回，也称作归宗。一份《认族书》说的就是这样一种情况：立认族书人王子长，缘身廿六世祖有材公系赵玄公之孙，由绩邑鹤川前班迁居严州，后因派衍台州。身以务农为业，居浙属横畈溪，年今五拾余岁。闻该地与徽相隔不远，于民国十年返徽认祖。身感族中诸先生建造祠宇，未曾诣严捐资，而又念诸先生德厚功高，情愿助大洋二百元，作为历来丁口银，以资修理祠宇之费。惟念有材公迄身已历有十二世之远，异乡做工，年久归来，承蒙族中诸长暨各房人等认可，不以身为异类，感激无既，为此立认族书，永远为证。民国十年六月，立认族书人王子长，亲房王灶发、王以正、王以福、王以林画押。
这里，王子长因其祖久已流落在外，后来回里归宗，所以必须首先获得"族中诸长暨各房人等认可，不以身为异类"，方可补交多年未交之丁口粮，然后才能立此《认族书》，正式归宗认祖。
今天海外诸多游子正陆续返乡认祖归宗，这正是中国传统宗法制度的遗留。了解什么是过继与归宗，对于今天的独生子女来说，似乎已是十分遥远的事情了，但它仍然时时发生在我们的身边，使我们不能不对它有所关注。
家法族规
常言道：国有国法，家有家规。在中国，家法族规是伴随着宗法制度的建立而逐渐成熟的。它产生于商周时期的宗法社会。这种宗法的核心是宗子法，是由嫡长子继承财产和地位的一种规范。最早的宗主是未能继承天子或诸侯地位的王公，他们可以创建自己的宗族，他们便是这新宗族的始祖，而继承他们爵位的长子又称宗子。宗主有权处置那些有过失的家人或族人。如春秋时期，晋国的赵婴与侄媳庄姬通奸，有了乱伦行为，其兄长也就是赵氏的宗主赵同就将他放逐到齐国，以示惩罚。
中国进入南北朝后，在极度动乱的社会中，家法族规也加快了发展的步伐。那些遭逢乱世的大姓贵族，为了能使子孙在险恶的环境中生存下去，纷纷将自己的人生经验书写下来，作为指导子孙立身处世的教材。所以，这一时期出现了撰写家训的热潮。著名的有颜之推的《颜氏家训》。这些家训只是教导子孙如何做人，并没有规定对违反这些教诲的子孙应予以处罚。到唐代，家法开始出现。这时的家法还是礼法的一种。随着社会的发展，家法日益森严，变成了家规，如后世盛传的《柳氏家规》。可惜这些家法族规家规今天已难能见到了。我们今天所能看到的最早的家规是江州陈氏的《义门家法》。
义门陈氏的祖先是南朝陈代的君主陈后主之弟，唐文宗时陈家迁至江州（今江西九江），世代居住。《义门家法》定立于唐昭宗大顺元年（年），共35条。其中确立了大家庭的结构，设定了处理家庭事务的管理人员，宣告了合家男女老幼的权利，并规定了对不遵守家法行为的处罚办法。当时的处罚办法有：笞、杖和归役（即罚做苦役）。家规的制定者、江州长史陈崇认为："治家不可不立纲纪。夫纲纪不举，则条目不张；纲纪一振，则条理秩然矣。"所谓纲纪，也同时包括了惩罚等强制性的规范，使这种家规具备了如同国家法律的一些特征。
如果说唐代是中国家规发展的第一个时期，那么到了明代，家规已经发展成为极完备的体系，并且进入千家万户。明代中叶以后，许多寻常百姓之家也纷纷制定家规，建造宗祠，纂修宗谱。这时的家规，对违反者的处罚已日趋加重。如曹端的《家规辑要》等，已经把死刑列为家规的处罚办法，明确规定对于所谓的淫乱妇女，要逼令自尽。清代以后，家规的惩罚方法变得多元化，诸如罚钱、罚祭、罚香烛，特别是涉及财产的处罚方式逐渐增多。另外，处死的办法也变得更加残酷，如活埋、沉潭等。进入民国以后，有些家规受西方思想的影响，增加了一些民主的成分，如族长要经过族众民主选举产生，修订族规也要通过宗族多数人同意等民主程序。同时，家规中的处罚方式大大减少，一些残酷的惩罚方式被舍弃，处死族人的规定被废止。
笔者见过一张宗族通告，它表明民国时期宗族的族规仍然在起着作用。通告曰：为斥革支丁事。查本族支丁恩荣、步熊，前因得贿卖族，纠众哄祠。当经全族集议，开列条件，从宽办理。该支丁自愿遵照条件，具书悔过。一面并函请省县示禁在案。现查步熊尚能安守本份，姑从免议。惟恩荣仍复怙恶不悛，结党横行，实属难再姑容，应将恩荣即树荣照规立即斥革，以儆效尤。除呈县备案外，特此通告。民国十年八月。大阜潘敦本祠白。
因纠众哄祠，族长执行族规，令违规者具书悔过。而后又根据检讨和表现的不同分别对待，表现好的"姑从免议"，表现不好的"照规立即斥革，以儆效尤"，并且"呈县备案"。
当时宗族裁断多在祠堂，如同衙门，族长或族正坐于祠堂正中，房长、支长等尊长分坐左右，族众站于两侧，就像县官升堂审案一般。与今日不同者在于，被裁断者没有辩护人，也无法申述理由，即便有冤屈，也只能在裁断以后再论，通常亦难以变更。在裁决一些重大的处罚时，如出族、驱逐和处死等，族长通常要招集族众集议，并征得被处罚者直系血亲的同意，才能做出决定。如果他们不肯允诺，族众就要对其晓以大义，施加压力，迫使其同意。甚至有的还要其父兄伯叔联名具结，对不肯画押者，均议出族。
传统的家法族规虽然在约束族人、稳定社会方面起着一定的作用，但它毕竟是封建时代的产物，与今日的法治社会格格不入，摒弃它已是历史必然。然而我们要指出的是，就在当今，这些传统的家法族规销声匿迹数十年后，又有重新抬头的迹象，在一些偏僻地区的农村中时有出现。看来这种家法族规的最终完结，可能要一直等到在中国延续了数千年的宗族聚居状况得到彻底的改变，人们对宗族的依赖大大降低的时候才能谈得上。
传统中国社会是靠一种行政架构来统治的，这一统治的最基层单位是县，在县以下已经没有政府的派出机构了。在县以下这个广大的民间社会中，千百年来，实际上实行着一种乡里制度。这是一种与中国传统的宗族制、家长制相联系的由政府控制的民间组织形式。这种组织形式在秦汉以前叫什伍之法，从汉到隋唐称乡里之制，宋以后改为保甲制度。
十家牌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