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我为缺油少盐的生活操心，食物、衣服、爱情、性，统统缺油少盐。我穿着一件嫩红色薄棉袄，高中时代妈妈去探望我时在小商品市场买的。在我读重点高中的三年里，妈妈立志一定让我吃得好好的，为了跟得上那一大堆像山一样高像海一样深的课程。
小个子、戴眼镜、留着八字胡的年轻物理老师说了整整两个小时，我一句话都没有听懂，就像多年后我在长岛听哈贝马斯的讲座。年轻老师的脸上露出了异常焦灼的表情。他穿了一件粉红色的夹克，可能几天没洗澡了，头发有点油光。他焦灼的表情像他夹克的颜色。
妈妈说：一定要吃好，穿嘛，现在不是讲究的时候。于是我大红大紫了三年。衣服全部是红的，妈妈做的红底黑点子夹克。她不大会做，做得不好，我也不讲究。她花了二十七块钱在小商品市场给我买了一件紫红色夹克，我穿到在D大学上学的第三年。我的头发是“叔叔阿姨头”，或者叫“青年头”，妈妈教的，到理发店就跟人家这么说。我到理发店一坐，大声地说：“给我剪个叔叔阿姨头。”人家也知道什么意思。
理发店也是看人下菜的，我成了学徒们试验的对象。半个小时后我顶着一头像狗啃过的齐耳短发回学校。高中时代我是没有性别的，因此我虽然在意，但也觉得命该如此，爱读书的女孩子就该顶着像狗啃过的短发，这样才能参加高考。
缺油少盐的1996年。我试图抛弃旧爱投奔新欢，转到外语系去。D大有一条规定，如果转系需交五千元。1996年五千元对我的威慑力，约等于让我现在掏五十万付首付，在均价每平米一万元的上海买房子。我悲伤地目送两位好朋友从动力系转到了外语系。他们来自宁波，一个听上去非常富足的地方。
宿舍帮派林立，有组织、间谍、A类生、B类生、C类生。A类生约等于上层精英人士，B类生约等于普通白领，C类生约等于苦大仇深的民工。
爸爸来看我了，还是那件仿制皮衣，土黄色的制服裤，灰不灰黄不黄的运动鞋，这次他拎了一个在火车站旁边小摊上买的旅行包，十块钱，包上印着一个大大的郭富城。
爸爸躲在宿舍门旁边，他是个矮胖子。长期酗酒熬夜纵欲的脸上灰黑一片，像个凶年。我惟一的希望是他放下东西就走，别被我寝室的人看到。
爸爸掏出了两个塑料袋，他在乡里分管生猪稽查，塑料袋里是人家孝敬他的一个猪屁股，妈妈把猪屁股卤了卤，全部给我带来。
我拿着猪屁股上去，九张大嘴在等着我，加上我自己的大嘴。大批母蝗虫过境后，卤猪屁股只剩下小半茶缸。
还有一瓶小得像指甲那么大的小虾。妈妈用香菜把小虾炒成红色，装了整整一个大玻璃瓶，我把它藏在书架后面。
我诉说凶猛的饥饿感，妈妈去买了两斤牛杂碎，加料煮好，给我寄了一个包裹。包裹四五天后到达，已经有点变味。我躲在帐子里拼命吃了一个中午，牙缝里塞满了碎末。我打开水龙头，用牙刷、手指撕扯着。
M家住在郊区，每周末从家里带一大堆小包装的紫菜调料。等她去自修后，我、N还有J偷她的调料泡方便面吃。
从长相和一切生活习性上看，O有点像一头小母猪。保送生，第一个预备党员（众多男生觊觎了很久未能得逞），成绩优等，这些好事儿全叫她摊上了。不上自修的时候，O像个相扑选手，摊开两条腿坐在床上，呼哧呼哧的，一边看书，一边往嘴里塞干煎饼皮子和油炸知了。只见她睡呀睡，吃呀吃，好事儿全飞来了。
饥馑的1996年，一个超大卧室，活着十头饿得眼放凶光的母兽，一头自私的小母猪独个吃呀吃，吃呀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