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梦博士是唐捐新来的同事，和弟弟一起住在另一间地洞。我敲门，不知是程梦还是程梦的弟弟来开门，我总是分不清楚，因为他们是双胞胎，长相酷肖彼此。我在灯下细看了几回，终于分清楚了。程梦和弟弟都有点像诗人顾城，容易被别人误解为走火入魔。
我们坐下后程梦说：“我跟T大签了三年的合同，已经去掉一年了。”程梦博士作第二个博士后时，他的导师与一个领导斗得厉害，程梦博士稀里糊涂就成了斗争的牺牲品。在程梦博士的出站推荐信上，有一处致命的空白。
程梦深为生计和前面的路焦虑。T大这份教职，是程梦碰了无数钉子后得到的，他很珍惜。合同签了三年，程梦不知三年后何去何从。
程梦博士很少出门，精通世事，但有点失败。我们聊着时程梦的父亲推门进来了，说写文章的事。朋友约程梦写文章，千字250。程先生赤着脚站在地上，他有脚气。他坐了10分钟后走了。程梦说：“每次他来只有两件事，拿走他要的书，看看我有没有饿死。”窗台上站着两碗方便面，弟弟那碗吃完了，程梦的那碗上压着一本厚书，他的晚饭正在变冷。
由程梦我想起了这几天正在重读的顾城。顾城远远地被低估了。他的汉语那么纯净。他的悲剧正在于他的方向与人类飞速堕落的方向相反。他反对工业、技术、资本、机器、城市，回到土地、乡村、手工、体力活、自然、动物。
他反对人类。他必然被抛弃，被碾碎。顾城节约了一辈子，穷了一辈子。从小他就是敏感的读者，一个先知先觉的语言天才。
杂志社裁人的通知下午两点钟抵达，唐捐把我骂哭三次，骂的内容总结为：笨，不会讨领导欢心，不会跟人打招呼，不会拼命写稿赚钱。总而言之，绝对地不成功。
我边哭边结结巴巴地还击，我骂他的内容可总结为：老，丑，穷，到上海来都是我自己闯荡，什么都帮不了我。总而言之，我骂得他好像比我更不成功，更灰头土脸。
气头上我第二次搬出了地洞，找了一个“一门关”。上海很多两户人家公用厨房和洗手间，“一门关”的洗手间和厨房在屋子里，安全系数显然高于前者，价格当然也上去了。我的“一门关”每个月一千三。“二秃疤”评论我的“一门关”：像民工住的。
唐捐拼老命揽了些活，我坐在电脑前翻译《艺术周刊》上的文章，写书评，写影评。写完了发给唐捐，他修改一下后投给编辑，就这样我们弄到了一千多块钱。唐捐说周报的编辑给他打了电话，四十多岁的女人，声音很好听。他准备把我推荐给她，哪怕牺牲色相，大枪出场。“你要向那些写专栏的女孩们学习，你比她们差多了！？？不是说你写得不好，你已经写得很细腻了，但写作必须考虑他人的口味。你每个月挣到一万块钱就好了，买些化妆品和衣服，变成小花猪，对外谎称自己只有十八岁。”
“从今天开始你每天看一部电影，写一个影评，写到一百篇，以后我们想办法出书。你要用心地写三到四篇，每一篇都要不同，让编辑对你放心。要逮住什么写什么。”
我背着一个大包走了，声称把包里的碟片都变成影评来见他。我在天涯上开了一个专栏，名叫“二十四小时和一百部电影”，声称要日日更新。我每天坚持写，读者慢慢多了起来。我上网搜索我的网名，看到我写的一篇影评发表在广州一家报纸上。我给编辑打了电话，编辑愣了一下，很痛快地承认：“你知道现在的编辑都很忙，有时忘了给你留个言？？你的地址告诉我。打个招呼先，我们的稿费流程特别长。”
如果有一天我能捞到个书评编辑当当多好啊！我将和唐捐两个人，每天换一个笔名开专栏。我立刻意识到小圈子操作是不行的，编辑不能把陌生人统统挡在门外，只顾让自己和死党写文章挣钱。在杂志社的一年半，我目睹编辑们变换着笔名，让自己和关系户轮番登场，活活把版面写死。
唐捐列数了全国有名的专栏作家，有个女专栏作家每月稿费已到一万，最近又出了一本书。我表达了不屑，唐捐立刻指出，这是人家的本事。
我回想自己在杂志社混了一年半，没有巴结好编辑拼命写文章挣钱，在人家眼里我是可有可无的小记者，最后被开除，这的确是失败到家了。如何让那些有决定权的人喜欢我，这个问题必须解决，立刻。
唐捐让我读安·兰德的《源泉》，一本了不起的书。“我发誓，我将永远不会为了另外一个人而活，也永远不会要求另一个人为了我的缘故而活。”安·兰德，写了那么多书，被拒绝了那么多年。
我读安·兰德时感到了切肤之痛。她在所有的文章里呼喊：“我不承认任何人有权支配我生命中的一分钟，我能力的任何一部分，我的任何一项成果。无论是谁提出要求，无论有多少人，无论他们多么需要。”
她一辈子都在说这几句再简明不过的真理。为此她被各大出版社拒绝了几十年，在毫无名气在贫穷受骗中度过青春。今天我们同样必须不关痛痒，胡说八道，成功专栏作家的腔调成了我们必须遵循的惟一范例。要想在报纸上发表一篇文章，我得先向这些毫无灵气与诚意的文章低头，把毫无想像力的句子、没有乐感的段落、虚伪的请求与呼吁全部噎下，就像考研时痛苦不堪地背政治。就这样我毁坏了我的写作，却仍然得不到任何发表的机会。因为我降低自己根本不够，我还得“有关系”。没有关系，不是“圈子里”的人，我就仍然不存在，哪怕我已经写下一百万个很精彩的句子。
亨利·米勒早就看透了这个问题。他说假如哪个人敢把他对这个世界的看法都谈出来，他就连一平方英尺的立足之地也得不到。一个人一露面，这个世界便重压在他身上，把他的腰压断。如果我们读到探究真理的书、刺伤人使人冷酷无情的书、令人叫苦落泪诅咒谩骂的书，我们就知道这些文字是那个被压趴下的人写的，他惟一的抵抗就是诉诸文字了。如果哪个人敢于直抒胸臆、秉笔直书他的真实经历，那么世界将毁灭，将被吹成碎片，没有神、变故和意志能重新弥合起这些失去的碎片。
编辑告诉我，她在陕西南路地铁站季风书店看到唐捐翻译和校对的书了，她接着说的一句话让我差点跳起来。她说：“没想到你找了一个‘社会名流’。”“社会名流”在地洞里，工资平均千元，房租六百元，每翻译千字八十元，穷得不敢进理发店，为了挣钱找一切机会讨好编辑，什么稿子都写。上海生活最迷人的魔幻之处就是，你不能从人们在哪幢写字楼工作、在哪家餐馆遇到他、他和哪些人在一起判断他的生活。你必须跟他回到他住的地方，看看这个人独自一人过着什么日子。
我给唐捐送饭，他一边吃一边说，李敖的演讲真是掏心掏肝，可笑那些浪得虚名的学者还在报纸上骂他。他说人生金钱第一，金钱最重要，年轻人没有钱想做大事是危险的。没有钱的青年得学会一样本事：安贫乐道。
我得抛开我受到的全部教育，它让我变得更傻、更笨，傻得笨得让有权有势的人更不喜欢我。我必须从头开始学习，如何讨得别人的欢心，用爪子牢牢按住一切挣钱的机会。
这本书写到十二万字时，我每天只想着出版。每当我在唐捐面前流露出半点想法，他就用最恶毒的话把我大骂一顿。他的意思很简单，没有人愿意出这本书；书商不会给我一分钱；这件事毫无意义。
“书籍早已失去了任何古典的意义，出版早已不再是我们观念中的出版。出书丝毫改变不了任何东西，改变不了任何你的生活。”他反复强调。
读图时代，做一个靠文字吃饭的作家，我永远失去了这样的机会。今后我只能抓住一点机会写点新闻稿，运气好时为报纸写书评或者影评，就这样了。
一位陌生的主编喜欢我在杂志社写的一些稿子，他收留了我。我带着巨大的决心，和不知道从何做起的困惑，开始了一份新的工作。
我怀着对朝九晚五的巨大敬畏按时上班，准时刷卡。有好多次我不得不从“一门关”里跑出来，穿着高跟鞋冲到街上，好不容易拦下一辆出租车，坐一次出租车的费用几乎等于半天的工资。过几天我发现人人都不按时上班，爱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来，很多人好几天不露面，他们的卡放在每天都来的同事那里，这样在家里睡大觉的时候，人事处的纪录显示他们每天都按时上班。发现这些事情后，我重新开始了想什么时候睡觉就什么时候睡觉的生活，每天中午到达班上，并对唐捐死死隐瞒这一点。虽然我满心指望隐瞒这件事，我的舌头总是泄露我的秘密。唐捐知道后，把我大骂一顿，又苦口婆心地告诉我，“朝九晚五的生活对你是好的，你可以体验生活。”我不同意。
没有什么比朝九晚五更不幸的事情了，朝九晚五是对人最彻底的摧毁，把人变成听话的、懦弱的、对每一个命令高度灵敏的小零件。一个出租车司机形容这件事情：“长期处于巨大的紧张中，突然放松下来，你离死就不远了。”朝九晚五的人对死亡毫无免疫力。兰斯·阿姆斯壮说：“没有什么比朝九晚五更不幸的事情了。”
技术复制时代，资本家制定了朝九晚五，把人变成非人。一个过惯了朝九晚五的人，哪一天不朝九晚五了，坟墓就在前面等着他了。我想起韩东和朱文这样一些作家毅然拒绝朝九晚五，需要多么大的决心和自信。我觉得在中国不朝九晚五并不意味着写作有望得到提升。继承大笔遗产终生不用为生计发愁，得到某位贵妇保护专心从事写作，中国作家从来没有等来这样的好运气。在朝九晚五与不朝九晚五的巨大恐惧中，我们战战兢兢地写下一点文字，这就是全部。加缪这头漂亮的豹子早就说过：进退两难，出路是没有的。
只表明一点：生存的恐惧已把唐捐完全打垮了。他怕我被夺走饭碗，他没有说出但我深刻理解的是，他根本养不活我。他就像《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的那个少年，觉得每一个女孩都比男孩坚强，比他们有资格活在人世上。他即便捅进她的心脏，仍觉得这样的女孩永远不会死去。
唐捐觉得我应该通过挣钱过上好日子，世界大都市白领女性的日子，我不领他的情。当我抱怨电子枪扫射眼睛天天红肿几乎不能睁开时，他说，别人不是这样，偏偏只有你这样？他长期生活在幻觉中：哪怕我被生活榨干，只要有一杯水，我仍可精神抖擞地活下去。
要精确计算时间，要把避孕放在压倒一切的地位。和唐捐相处，我得学会自我保护。我热爱把最好的一面呈现给他人，天生热爱厨房，对烹饪直觉地迷恋不已。我这样的女人，从某种程度上像月亮般脆弱和易受影响，亲近之人会把我拉入歧途。我喜欢吃好吃的东西，更喜欢做出美味的食物分送他人。如果我不学会讨价还价，我将输得血本无归。要学会谈判、揭穿、拒绝、婉谢和坚拒，甚至骂人、暴力。爱情是一场血腥的搏斗，千万别指望他会同情我，替我考虑。他会将我榨干，一口吞下，再吐到厨房里，我将心甘情愿地在那里度过余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