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阳刚刚升起的五月,世界成了最美丽的监狱,所有的身体交头接耳,蠢蠢欲动。五月清晨,我从门底下拿起了一份报纸,看到一条消息:《俄发现经典作家阿斯塔菲耶夫遗嘱》。
一百零一年前他出生在西伯利亚一个偏僻的小村庄,他说欲壑难填的人应弯腰面向土地,从泥土里找寻简单的生存,这是人类惟一解救自身之道。
他说不要把他埋葬在村里的墓地中,因为好奇的人们将会破坏古老的墓地,“践踏我亲爱的同乡和亲属们的遗骸,我们在活着的时候已经互相践踏得够多了。”也不要把他葬入城市里的公墓,“我一向与现代化城市格格不入。”
我模模糊糊地想起,如果政府或者河流是温柔的,选择在乡村生活,做终日劳作的农民将是最健全的职业。我们一起看过一部名叫《裸岛》的日本电影,描写一对夫妻在濑户内海中小岛上开荒的故事。妻子在木桶里洗澡时,镜头停留在她的脸上,她露出了幸福、满足的笑容,每个劳苦女人在洗一个热水澡时都会流露出同样的笑容。节假日时,父亲穿着白衬衫和西裤,母亲穿着和服,孩子们是洗得干干净净的白汗衫和短裤,搭乘机动轮船到市场上,在卖衣服小摊前,她拿起一件男童穿的汗衫,在儿子身上比划一下后,朝丈夫征询地看了一眼,露出了洗澡时出现过的笑容。在小吃小摊前,他们香甜地吃着四盘面条,不时端起茶杯喝一口热茶。他们的举止和神情流露出了玛格丽特·杜拉斯描述过的乡下庄户人家深层次的疲倦,一家人吃饱穿暖的幸福感。
我应该回到老家种菜吗?不。我应该买块地种粮食,在冬天几个月闲暇时光里读书,或者到远方旅行吗?不。猫在柜顶上翻了个身,上午十点钟的五月有点焦虑地催我,混饭的时间快到了。我收起阿斯塔菲耶夫的真理,出门混饭去了。离开之前我敲打出这段文字,作为谁都不要的、我也很快遗忘的小纪念物。五月将抹去这半个上午的敲打,就像我用粗糙的日常用纸,慢慢地抹去一只猫走出来的梅花脚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