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有罪，因为我丢了工作。我没出息，居然让一份工作在我眼皮子底下越狱逃跑了。我不用心揣摩领导心意，看见人不会打招呼，不写不想写的稿子，不采访不想采访的会议。我冥顽不化地认为会开得越多，人类越没救。
玛格丽特·杜拉斯教会我怎样做记者。玛格丽特·杜拉斯，她酗酒、抽烟，怀抱谦卑之心。当她写作时，她关起门来一连写上八个小时。她缺钱花时就给报纸和杂志写应时文章，应时之作最来钱。她给《法兰西观察家》写文章，给《时尚》杂志写人物评论。
她写《阿尔及利亚人的鲜花》，二十岁的黑眼睛阿尔及利亚人偷偷摸摸地推着车子来到了市场上，他们一脚踢翻了车子，“街口顿时被初春刚刚盛开的阿尔及利亚鲜花遮覆了”。一位夫人嚷道：“太好了！先生们，如果每次都这么干，用不了多久我们就能把这些渣滓给清除了！干得好！”十五位，一共十五位夫人，谁也没说一句话，弯下腰，捡起花儿，付了钱。“两位先生狂怒了，然而他们又能怎么样呢？”
她采访五十二岁的文盲日尔曼妮·鲁塞尔，后者告诉她，“当需要在单据上签字的时候，我总说我忘了戴眼镜”。采访七岁半的小学生皮埃尔，她问皮埃尔：“为什么孩子就没有乖的时候？”皮埃尔告诉她：“因为我们总以为没有时间。我们太匆忙了。老是想着要快，这样就可以不浪费时间。于是我们总是打坏东西。”
南德烈·贝尔铎死在警察局，用一柄小刀插入了自己的心脏。警察不让他睡觉，把他逼在墙角，狂叫着，你会说的，是吧？说吧？？说你碰过她？？混蛋？？安德烈·贝尔铎为自己没有犯过的强奸幼女罪自杀身亡。玛格丽特·杜拉斯写道：“十八年过去了，事情竟然还是这样，真叫人无法忍受。”
她采访了一些伟大的演员。让娜·莫罗，碧姬·芭铎，英格丽·褒曼，卡拉斯。作为作家的玛格丽特·杜拉斯消失了，她仰望着她们，小心翼翼地接近她们，让她们说出来。玛格丽特·杜拉斯这个女人真是神奇，她从来不以自己的伟大干涉另外一个人的伟大。你再也找不到那样的谦卑，过度的忧伤和谦卑甚至腐蚀了她的美貌，令她早早地容颜枯槁。如果全世界一半的财宝和才华给玛格丽特·杜拉斯，她将写出更优美的小说；如果全世界另一半的财宝和才华都归玛格丽特·杜拉斯所有，她就能到全世界旅行，到她想去的任何地方去，她将变成无与伦比的哲学家，你可以这样解释她的谦卑。她的谦卑是女王和星辰的谦卑。
她这样写让娜·莫罗：“一年所有的季节，她的肤色都是金黄色的，无与伦比的细腻。嘴唇像一瓣橘子。眼睛是金褐色的，如同丝绸一般温和。目光中含着一种不知疲倦的智慧，荣誉之前的智慧，她一直如此。她，什么话都敢说，没有一点点虚伪。”“有一天，她因为悲伤在睡觉。”你能感觉她的温柔吗？
她从来不利用自己的伟大看不起、打击、掐死另一种伟大，这种温柔我只在聂鲁达身上看到过。一旦遇到令人惊奇的人，他成了大方的孩子，变出源源不绝的美丽诗句送给他们。他们采取了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态度。
受我失业的刺激，唐捐不稳定的情绪成了岌岌可危的危房，崩溃随时可能来到，想像中的大爆炸敲击着我的头皮。一天中绝大部分时间，我在外面走。剩下的时间，我在地洞贴着墙根走，练习做一只惊弓之鸟。我用一切机会向他保证，一个月之内一定找到工作，否则立刻带着我的箱子和怀了孕的猫走人，绝不连累他。
猫咪不再吃猫粮，用猫沙，我端着猫屎盆到外面给她刨土。她长得越来越大了，肚子里有了小猫。她一天吃四顿，拉两泡屎，表现出一个穷人家孩子应有的优点，给她一根带肉骨头都知道是改善生活，啃得干干净净，连骨头一块下肚。我不再到学校浴室洗澡，在那里洗一次需人民币三元。我在地洞烧水洗，只需花电费约一元。插头与插座接触不良，我把唐捐的两只运动鞋系在一起挂在电线上，压着电线保证接触良好。我不再借口某某东西不好吃而扔进垃圾堆，再难吃的东西都坚持吃完，一个米粒都不剩。
我早就把买衣服的念头勒死了。每天晚上九点半去超市，离关门还有半个小时，所有的面包、水果、蔬菜半价，买二送一。
我的月经好久不来了，我得买一个早早孕测试纸，三分钟后如果出现两条杠，我得去医院挨一刀。如果下一次唐捐的大枪不戴套子在本人身体周围一米内活动，我将考虑拿把刀自卫。我不会为我的失业作任何辩护。靠工资吃饭的人本就没有本事，失业更是犯了反人类罪。我发誓把下一份工作打一个洞，时刻拴在腰带上。如果它是圆的，我塞在胸罩里，如果它是正方体，就煮煮吃了算了。在梦中我难得地回了一次长岛，看到了微，他无微不至地看护着我，对我像小狗对待主人那样温柔。
我突然拔出刀对准他的心口刺去，他倒在地上，小鹿一样的眼睛痛苦地看着我。我扔下了刀，向远方走去。他在后面爬，抱着我的腿试图跟上我，不让我走。他的血拖了一路。有好几回他快赶上我了，我推开他就走了。
醒来后外面阳光灿烂，听到鸟在叫。来到上海后，只见过麻雀。麻雀在垃圾堆旁边吃边拉，个个吃得很肥。那些轻盈美丽的鸟儿，比如喜鹊、黄莺什么的，都发明了隐身术吗？我怎么都看不到了。一片春光乍泄，我在床上漂浮了几分钟，抹去了眼泪，没心没肺地到一家报社应聘去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