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到上海的第二天，我和唐捐带着收据，坐公交车来到火车站。我们坐着普通车，一块钱一张票，没有空调。车来时，站上等候的人你推我挤，没命地跑入车中。如果能挤到一片永久的阴影，我相信我会护住胸部，挤得比谁都凶。可是等车拐弯后，现在的阴影将变为被太阳烧烤的部分，被太阳烧烤的部分将变成阴影，我无法预测车将朝哪个方向拐弯，除非我熟知路线。可是这一条公交路线实在太长了，太长了，一会向左拐，一会向右拐。无论挤到哪个角落，都得暴晒一会儿，清凉一会儿。你无处躲避，那火焰无处不在。
太阳灼得双眼无法睁开，犹如一个特大号灯泡紧贴头皮。我想到了在南美，太阳长时间地直射使人精神错乱，最终铤而走险。我还想起了耶胡达·阿米亥的诗，“在炎热的国度，话语必须清凉。”想到这些并不能使我凉快一点，汗水从毛孔渗出，在额头聚集，逐渐变成汗珠。当汗珠的重力大于摩擦力，它开始往下走。皮肤感觉许多条小蛇缓缓地爬，爬过额头，爬进眼睛，带来难以忍受的咸。我抬起手，一块脏抹布在脸上胡乱地抹过，留下几条黑印。
背上，汗水秘密地沁出，一万条软软的足在那里蠕动。大腿内侧，内裤与皮肤接触的地方饱受汗水摧残，已经形成一道伤口，或者说一道文身。而被紧紧捂在内裤里面的部分，在高温热湿、密不透风的环境下，恐怕早已变质。死咸鱼的气味，又鲜又腥，在车厢里流淌。
夏天穿得整整齐齐是一种罪过。内裤和胸罩不适合没有空调的夏天。在夏天，人人有权成为暴露狂。
每只胳臂都旺盛地分泌出油脂、黏液和胶质。男人的短袖衬衫又湿又干。我无事可做，在胳肢窝下挖了一下，放到鼻子下面：最逼真的体味。手指甲缝里渗出了汗水，气味与胳肢窝下的分泌物一模一样。脚底和脚趾之间也渗出汗水，凉鞋湿漉漉的。
女人徒劳地打着阳伞，把阳伞抵着窗户，缩在一块极浅极浅的阴影下。上海女人夏天打的阳伞，就是下雨天打的雨伞。从脸上的表情可以判断，她们的负隅顽抗是没用的。可是她们过于仇恨太阳，宁愿给自己找麻烦，也不愿丢开这没用的累赘。她们被乳罩、短裤紧紧地勒着，手指上缠着小钱包和塑料袋，屁股汪在一畦水泊里。
灰尘入侵眼睛、鼻子和毛孔。太阳烤得灰尘全部从地上爬了起来，在空气中胡乱飘舞，粘在衣服上，裸露的肌肤上，眼睫毛上。灰尘与臭汗胶着在一起。
每个人都是一个火球，往外发射热呀，汗呀，灰尘呀，怨气呀。车厢内外没有一丝风，鼻子遭遇了最严重的交通堵塞。
我拿着两瓶生茶，怕天热失水过多，上车前在便利店里仓促买的。两瓶生茶真贵，一瓶三块五，两瓶七块整。上车后我拿给唐捐喝，唐捐露出了不满意的表情，不接。我突然想起他不爱喝茶。唐捐不喝任何茶饮料，他平时喝凉开水，喝可乐是他最奢侈的愿望。可乐中他最喜爱百事可乐，而我喜欢可口可乐。我们比较过，百事更甜，可乐更强烈。
我一直很怕看到唐捐生气。唐捐生气的面容与另一个人的面容叠在了一起，那是我小时候经常目睹的一个大人的大发雷霆。妈妈不让爸爸出去喝酒和打麻将，他在屋里乱扔碗碟，这是我最怕的时刻。看到唐捐生气了，我局促不安。如果临走前灌点水带出来，一分钱不花。哪怕买水，也不应该买茶，可乐一瓶两块五，两瓶才五块。
两瓶一千毫升将由我一个人灌下。唐捐绝对不会碰这两瓶茶，哪怕路上渴到休克，他都不会碰它。他是属牛的。
把东西领回来后，我得开始找工作了，找工作就得出去奔走。我决心把空瓶保存着，每次出门半个小时前凉好开水，灌满带上，两次就把这七块钱挣回来了。
公交车在火车站北广场到达终点，两粒灰尘落在了人来人往的北广场上。人不断从我们眼前晃过，他们拎着红格子与蓝格子相间的麻皮袋、大大小小的塑料袋、装过油漆的空塑料桶。中年妇女提着落地电风扇，作为平衡，另一只手拿着鸡毛掸子。几乎一个手掌的距离之外胡乱搭着些低矮脏乱的小房子，它们站不直、歪脖子，浑身乌黑。我羡慕住在里面的人，也算在上海有房产了。
我觉得北广场是一个欢乐的地方，到处热闹非凡，欢歌笑语，许多人在北广场上等着半夜或者明天的火车。人们把草席和报纸铺在地上，枕着塑料袋和麻皮袋，落地电风扇放在地上。他们用被单裹住整个身体，酣然入睡或者打扑克。到深夜纷纷起身，被绿色的慢车带走。
我们不知道去哪里提取唐捐的二十四只纸箱，见人就问？？直到一个人往远方空中的大红鹰一指，“那下面就是”。
看山跑死马，在城市中也是。那个香烟广告看起来近在眼前，走过去花了一个多小时。那天我穿着红色吊带衫和牛仔裤，我的脚裸露在尘土中，又黑又瘦又脏。我的手摸过了油腻的座椅背部和吊杆，又出了很多汗。感觉这双手很多余，没地方放。我的脸脏，黑，分泌了很多汗和油脂，一摸满手油光。
唐捐沮丧地走在一边，拒绝跟我拉手。这个夏天让我糟透了，他的心情也糟透了。我突然闪过一个念头，我不应该陪着唐捐在烈日下跋涉，我应该在带空调的店里买衣服，等唐捐满身臭汗把二十四只纸箱运回地洞，我干净、光洁地朝他微笑，他的心情也许就不会不好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