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撇下微从美国仓皇出逃，回到母校投奔读博士的隔壁室友，住在她的博士生宿舍里。这幢宿舍正是我们读研究生时H住过的宿舍楼。我们读研究生时，这幢楼住男研究生，现在它成了女博士的宿舍楼。主人公变了，每天上演的还是那些故事。
我曾经在熄灯后打电话骚扰H，要求他开门放我进去，与现在那伙人如出一辙。我开始过起地下生活。我的生活像第六代地下导演的电影，只能小圈子流行，始终见不得人民大众。我赖着住在集体宿舍里，每天逃避着楼下把门的大妈，早晨开门前窜出去，熄灯后在校园里打IC卡电话请室友开门放我进去。每天早上我五点半不到出门，晚上十一点以后进门，一天睡眠不足六个小时，却精神得像一粒放在水中的泡腾片。
从小我就喜欢像演戏一样生活。潜意识里，我喜欢把自己塑造成一个重大人物，遗世独立，落落寡合，悲欢离合，一生遭际带着淡淡的忧伤和哀愁（而且必须是美丽的！有钱的！）。
我没敢抖自己老底，我一边做白日梦，一边清醒地知道自己是安全的。
不安全的时候，我比谁都循规蹈矩，比谁都像鸵鸟，一头扎到安全的套里。我喜欢被看作一个必须流浪的人，一个走遍很多地方的人。我喜欢别人把我看作投在墙上的影子，那比真实的自己来得大，而且有疏离感。我喜欢别人看我时，瞳仁里出现的是小说里的人物，忽而是《伤逝》里的子君，忽而是《1984》里的裘莉亚，总之越离奇越好，而不是每天必须吃喝和大便，一听到即将被裁员就慌张得像只巷子里的猫，一紧张就放屁，一愤怒就打嗝。我投靠的同学和她的男友在校外租房同居，我睡在她的铺位上。一位能源系的女博士生和我做伴，她和导师有一腿，对方已经办好移民加拿大的手续，老婆和孩子在遥远而富裕的国家生活，他留在这里再骗点钱。
我对她的感情表示不看好，她对我咬牙切齿地说，如果他对不起我，我就捅了他。她夜里一边偷偷地哭泣一边掐自己，早上起来身上青一段紫一段的。她对我说了一个小时候的故事——发生在阴惨凄冷的冬夜，她的母亲牵着一匹马出了门？？她说那个故事发生后，她再也不信世人，听完故事我没有任何感觉，我觉得故事本身和得出的结论相差万里。
我看出来了，她也喜欢被严重和夸张地看待。如果说她不再相信任何人，为什么偏偏一头扎进一个秃头中年人的怀里呢，何况他办好了加拿大移民。
她知道我在等待和H的最后一面。她很不屑地说，你折腾什么，乖乖地回到美国去吧，人家有老婆你有老公，美国又是那么好的地方，你脑子坏掉了。
我们看对方的感情都清楚简单，看自己的感情却成了一千二百度的近视眼，而且没戴眼镜。我说，我知道我老公很好，他禁不住我的闹，给我买了一张双程票。我就是想和H见一面，不知为什么。我之前和微说好，我是一定要回美国的。
我们都知道，我们不可能在一起，但当初说过的那些话怎么办呢？必须把这个责任推到对方头上。
他以为我去了美国肯定不回来了，他可以对自己说，看她呆在美国不回来了吧，女人就是这样，然后心安理得地结婚。
我就偏不让他得逞。我一定要回国走一趟，我料定他没有那个胆子抛弃旧爱，投奔新欢，这样我把全部责任推到了他头上。看我不是回来了吗，是你说话不算数。这样我才能继续心安理得地生活。
我们都是自私到极点的人，一定要不留活口，不留任何把柄在人家手里，我必须被设计成一个多情多义的人，对方才是个胆小鬼，向世俗投降的人。对方是李甲，自己才是杜十娘，但绝对不投怒海，带着一箱道德优势登上飞机，在世界大都市重做白领丽人。
从美国回来之前，我收到了H的Email，说已经和陈曳买房，近期将完婚。我越发有了把握，回信说自己已经订了机票。
这出戏得演到底。H必须回一趟母校，配合我演一出生离死别的大戏。每天晚上熄灯后，看门大妈把门反锁，把钥匙放在门后桌子上。大妈躺在被窝里，朦朦胧胧中听着一阵又一阵的脚步声，梦中她又一次回到了乡下，下雨天，小雨沙沙地打在猪圈上，村里的配种公猪与自己家母猪正在亲热地玩耍。大妈在梦中，想起有一段时间没有看见儿子和儿子他爸了。如果他们来就让他们住在值班室里。值班室里拉着一条蓝色的帘子，有微波炉，甩干机，两排满满的热水瓶。微波炉每热一盘食物收费一毛，甩干机每甩一桶衣服收费两毛。有人没来得及打开水，一毛钱一瓶热水；有张办公桌，办公桌上压着块玻璃，玻璃下面压着一条又一条规定、制度，大妈才是它们的主人。帘子后面是大妈的卧室，卧室里面有张床，床上是以前毕业生们留下的被子、床单、枕头和枕巾。如果儿子他爸和儿子来了，晚上自己拿钥匙打开大门，放他们进来？？或者不要钥匙也行，值班室在一楼，他们可以从窗户跳进来。大妈满足地翻了一个身。
所有学生必须在熄灯之前归宿，这是一条规定，它惟一的用处是被破坏。由这条规定引申出来的含义，钥匙必须掌握在大妈的手里，不能随便乱放。大妈在梦中幸福地叹了口气，自己的决定多么正确，如果钥匙不放在外面，整夜休想睡安稳觉。从熄灯到次日早晨开门，她将一千次地从热得快一样的被窝里爬起来，给过完性生活的人们开门。
有很多黑户口住在博士宿舍楼里。探亲的、访友的、考研的、过夫妻生活的。熄灯的时间介于十一点到十一点半之间，取决于值班室的挂钟精确度和大妈睡觉前的一套固定程序。如果挂钟指向十一点时她正在洗脚，或卖一包方便面给学生，熄灯时间将延长到十一点零五分；如果正要关电闸时发现某个寝室电表飞转，她得去抓有没有人用热得快烧水或用电饭煲煮酒酿圆子；如果电表转得飞快的寝室在一楼，熄灯时间将延长到十一点十分；如果在六楼，熄灯时间将延长到十一点二十或者十一点半。
总而言之，我不能与大妈碰个对面，这意味着每天出门后不能走回头路。我背着一个大包，里面带上了所有家当，同学给我的饭卡、牙刷、洗脸毛巾、面霜、卫生纸、口香糖、钱夹子、护照。
我漫步在校园里，感觉好极了，我看到热爱四处游荡、擅长把熟悉之物陌生化的堂·吉诃德正在朝我微笑。我在某教学楼的自修教室里吃早饭，早饭我想吃什么就吃什么。我用教学楼的公共厕所洗脸刷牙。背着大包蹲在某个坑位上，反锁着厕所门，看着一张报纸。参照厕所的采光条件、清洁和安静程度，我命名了最喜欢的洗手间。不管在哪里看书，我不辞路远到我指定的洗手间洗手，直到发现另一个更好的洗手间。我发现行政大楼三楼那个洗手间是全校洗手间之魁，有镜子，有烘手器。
中午我在食堂吃，用外套包住自己趴在暖和的小教室最后一排睡觉。我溜达到另外一个自修教室看书。我装模作样地推开教师休息室的门，占据一个晒到阳光的大沙发，从包里拿出热水杯倒满开水，眯着眼睛有滋有味地咂一口，并抓紧时间睡一觉。
我假设自己是一把正在海王星上流浪的扫帚，或者是一块不为人所知的饼干悄悄空降地球。我像一只自得其乐的板凳，模仿收音机咿咿呀呀地唱歌。我甚至希望H不要来了，我可以像一部被拔掉了线的电话，无人骚扰地一直混到上飞机。
H本来想在电话里说几句把帐交代清楚，哪能便宜了这小子。我生气地正告他，我出了两张机票，请你也出两张火车票，不要太不够朋友。
他如果不来，我准备了几个月的精彩大戏岂不告吹，几百美元岂不让航空公司白白赚去。要的就是那种道德全盘得胜的优越感，表面委屈其实占尽优势的隐秘自喜。H似乎识破了我的诡计，不肯来。我们俩在电话里沉默半晌，他才委委屈屈地说，好吧，那我抽一个周末来一趟吧。
H和我共做过6次，第一次和第二次在我的寝室，第三次在他的寝室，剩下三次是在小旅馆的单人房里。我住了三天，每天一次，完事之后，H戴上铅桶，穿上制服说，身为法官，他不能住在这里，必须回到法院代租的宿舍去。我像段秋天的木头一样停泊在宾馆里，在下一个春天到来之前不知道该怎么办。
在美国的时候我几乎每天都给H写信，H给我的回信像是戳破了气门芯的轮胎，逐渐干瘪。我还在无数个深夜给他打电话，这些电话多数像无人认领的孤儿，没有到达H的身边。
跑了一年的罗拉终于见到了曼尼，曼尼还是那副总也睡不醒的样子，看到H的时候我并不似想像中那样激动。罗拉看到曼尼，一瞬间竟愣住了，天哪，自己出生入死地跑了一年，就是为了对面这个人吗？一年未见，我发现H胖了，他穿着一身便衣，神态不太自然。背着一个大公文包，好像在上班途中顺便到我这儿拐了一下。罗拉懵里懵懂地把钱递给曼尼，明白自己拼命地跑呀跑并不是为了曼尼而活着，而是为了无处发泄的力比多。尽管曼尼卖力地干她，她仍觉自己母豹般的精力游走全身，无法放空。
漫步在被比喻成著名美女的西湖边，我故作礼貌，像送瘟神一样送走H，迫不及待地意识到了自己的问题，不该把与H的偷情打扮成恶心兮兮的爱情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