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所做的每一个决定，在哪里居住、在哪里工作、买什么东西、业余时间做什么、如何与上级或长辈交流（或者不与他们交流），都可以将我们推到全新的一些重要陌生人之中。比如，当你第一次养狗时，你会突然注意到也在养狗的邻居。而根据你所居住的地点，你会开始不时地出入于海边、遛狗的公园或北安普敦很有名的那条“小径”。在大多数早上，8点15分左右，你会遇到那位穿着利落的长腿晨跑者，他那条黄黑相间的拉布拉多犬跟在他身边穿过树林；还有3个女人，各自带着一条血统纯正的狗（分别是一条拉布拉多犬、一条金毛猎犬、一条英格兰长毛猎犬）；你还会遇到一位带着平顶帽的上了年纪的妇人。你知道狗的名字，但不知道狗主人的名字。在连续几个星期或几个月几乎每天都要彼此擦肩而过之后，你可能会最终看着狗跑去的方向说：“我知道这条狗名叫麦克斯，但让我感到很尴尬的是，我不想承认我还不知道你的名字。”
也许你会主动介绍自己，并和对方一起走一小段路，但通常你没有理由和对方交换电子邮件。这种关系就是“在路上”的关系。你们的谈话内容多数与狗有关（“伯格长大了吗·”“我喜欢它的新造型。”），但偶尔，你们也会讨论一些困扰着你却又还没和其他人谈起的事情。出人意料的是，对方会提出一些你从来没有考虑过的建议。尽管多数这些“狗主人”和你的关系永远也不会超过重要陌生人，但他们也是提供安慰的来源。
他们往往能令你惊讶，特别是当你的狗生病或去世的时候。不了解养狗（很可能根本不养宠物）的你的密友可能会说：“别担心，你可以再养一只。”但和你一起遛狗的同道中人却能真正理解你的感受。
有些重要陌生人的出现具有高度的规律性，比如同事，还有每星期和你打网球的搭档，但如果你换了工作，或者搬了家，那么很可能他们也将不再出现在你的生活之中。还有一些人，从一开始，他们在你的社交网络中就只不过是沧海一粟：你接孩子时遇到的其他学生家长，以及在每年的某个特定时候都可能遇到的人，比如商业会议上的竞争对手、年度庆祝会上的手艺人，还有度假村里的各类人员。每一次当你遇到他们时，你都会和他们短暂交谈，聊聊各自的生活，也会了解一些彼此的过去。你会得知，黛莉拉在一家唱片公司工作，热爱滑雪；里纳尔多离婚了，已经游遍了整个印度。当他们淡出你的视线之后，你就很可能不会再想起这些人了，但他们也都是你“社交护航队”中的一部分，是你在一生中与他人建立起的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他们是你的资源，当你的需要凸显的时候，你就会想到他们。在你想买音乐会门票的时候，你可能会想起黛莉拉；如果你突然意识到自己正在和位于孟买的一家公司进行业务往来，你就可能想起里纳尔多。
你可能会用熟人、认识的人、哥们儿、同伴等词汇来描述你社交圈中的这些人。也许你会用他们的身份来定义他们，比如“大楼看门人”、“我的针灸医生”；也许你会用“朋友”来指代所有你认识的人，比如“我在教堂认识的朋友”。社会学家克劳德·费斯彻指出，在美国，“朋友”是一个标签。他调查了北加利福尼亚州的1050名成人，请他们列出和自己有关系的人，并按照关系的类型进行分类。在这些人列出的19000多个人中，59%的人被描述为“朋友”。当只考虑非亲属的关系时，这一数字上升到83%。“朋友”往往指的是缺少具体身份（比如邻居、同事）的个体，和受访者年龄相仿，两人之间具有社会交往，并且已经认识了较长时间。费斯彻得出结论认为，“朋友”是我们用来宽泛地描述一系列社会关系的词，不一定指的是最亲密的那些朋友。我们的一些所谓的“朋友”，实际上只不过是重要陌生人。
最后，你给人贴什么样的标签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你们在关系中有什么进展，以及你们两人之间交换了什么。正如当美国最高法院法官波特·斯图尔特在被问到如何定义色情作品时所说的名言：“我看到的时候就知道了。”尽管你用来衡量你的社会关系的尺度也许与其他人不同，但在多数情况下，你能知道属于你的核心社交圈的人与属于你的泛泛之交的人之间的区别。在其他方面，后者是可以被替换的；而我们的核心社交圈里的人通常是不可取代的。事实上，在一年之中，研究者要求234名寡妇对她们的社交网络进行了7次定义，结果是，每次她们列出的约会对象的数目几乎都是相同的，但列出的其他人的数目却不同。她们的亲密伴侣没有太大的变化，但社交圈中的人却在每次访谈时都有所区别。
将一个人称为“重要陌生人”绝不是一种侮辱，这些都是非常重要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帮助你度过每一天，使你的生活更加有趣。
他们可能不像你核心社交圈里的人那样了解你，但他们似乎有许多类似的特质。事实上，和我们关系泛泛的人经常能提供一些与我们对至亲好友的期待相同的事物，比如有趣的时光、历史感及持续感、情感支持、精神教诲，很可能还有愤怒。例如，当尼尔森·费尔曼编写影响他的人物名单时，他列出了在中学时欺负他、殴打他的人——在他生活中令人不快却又意义深刻的一个人。在居住区域、工作场所和参加的组织中，有时我们会遇到一些“糟糕的”重要陌生人。不过，多数外围社会关系还是有益的、让人满意的，原因之一是，如果这些人让我们感到不爽，我们通常可以径自离开，不再和他们交往。
弱联结的力量
已故作家、历史学家斯塔兹·特克尔非常重视重要陌生人。他的母亲住在芝加哥西区的寄宿公寓。作为当代最值得尊敬的编年史学家，在那所公寓里，他对人类的洞察力和好奇心得到了深入发展。各种各样的人在公寓大厅里高谈阔论，争辩、揭示各自的过往。13特克尔听到了所有这些内容，从这些普通人的生活中提取出灵感，用他自己的话说就是，“通过做倾听者来谋生”。在他的第一部口述史作品、描述芝加哥生活概况的《断街——美国都市采风录》的序言中，他解释了自己是如何找到受访者的：
熟人给了一条消息；朋友的朋友告诉了我关于一个朋友或别的什么人的情况；在酒馆饮酒，一个酒馆男侍者滔滔不绝地说这说那；一个偶然的机会，遇到了在我天真烂漫的童年时代的一个朋友；一位广播听众打来愤怒的电话；早上在公共汽车上见到的一个我好像认识的人；一个洪亮的声音在市政厅外大声地喊我的名字。也许，为了对城市生活如何影响人们进行深入研究，特克尔显然不得不走出他的核心社交圈。但我们所有人也都是这样做的。现代生活对我们提出挑战，应对挑战所需要的东西可不是我们的所爱之人都能给得了的。能否在信息的迷宫中找到关于某种特殊疾病的有用信息，能否想出如何将我们在401（k）账户中的金额进行最划算的投资，或者能否决定买组装车行不行，我们都需要重要陌生人能给我们提供的东西：崭新的视角、不同的观点，以及扩展到家庭之外的社会关系和专门知识。
受到“皮格马利翁”启发而制作的、已经播放了很多季的纪实性电视节目如《粉雄救兵》和《减肥达人》，之所以一直成功，其中一条原因就是这些节目以这条违背直觉的原理为基础——我们的至亲好友爱着我们，但是他们和我们的关系太近了，以至于无法看到我们的真实潜能。
也许你看过新一期的电视节目《别这么穿衣服》，内容是关于穿衣风格的，在这期节目中，老道的城市时尚专家斯泰茜·伦敦和克林顿·凯利，对一位来自佛罗里达州罗德岱堡、有两个孩子的45岁女性格兰达进行了造型重塑。格兰达是法庭书记员，她工作经验丰富，但是并不知道在职场上应该如何搭配衣服。她不愿意听从母亲的建议把头发剪短，但是却愿意让“专业人员”对自己进行全新打造。她不愿意模仿建议她来上节目的那个时髦朋友的装扮，但是却仔细地倾听时尚大师指导她如何穿出自己这个年龄的韵味。两位时尚专家对格兰达没有太多了解，但是他们有专业知识，并在情感上和她有距离，这样正好能给她指明另外一条路。
在节目中，当格兰达提出反对意见，说那条项链“不是我的风格”时，凯利回应说：“没关系。我们喜欢推动人们突破他们的舒适领域。”他们能够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来自于与格兰达不同的世界。
想一想和你最亲近的人。如果他们年龄相仿，那么很可能他们读的是类似的书籍和杂志，在iPod里存着类似的歌曲，而且容易认同你的政治观点和伦理道德观念。不同的是，尽管你必然会与你的重要陌生人具有一些共同点，也许你们两人都拥有摩托车或都受到失眠的困扰，但你们之间却只有次要的联系，两人可能具有不同的阶级、宗教、民族或性取向。他们可能在另一个领域工作，居住在这个国家的其他地区，甚至住在别的国家。因此，他们能够接触到不同类型的信息。这条原理叫做“弱联结的力量”，是由社会学家马克·格兰诺维特在30多年前首先提出的。格兰诺维特询问了最近才换过工作的就业者，问他们是不是通过朋友才找到了现在的工作，之后他注意到一种陌生的模式：“一个又一个的人纠正我，他们一再地说，‘不是，介绍我找到工作的只不过是一个我认识的人’。然后我开始把这些人说的内容整合在一起。”
受访者的回答让格兰诺维特想起了关于初中的一项研究。“研究者发现，你通过和你关系第7密切或第8密切的朋友建立起联系的人，比通过和你关系最密切的两个朋友建立起联系的人更多。”格兰诺维特最近回忆说：“这一发现被淹没在了一篇没有得出总体结论的科普文章中，但对我来说，这一点听起来非常有趣。让我想起了在大学化学课上学到的氢键的知识：弱化学键可以将大量分子聚合到一起，从而使分子之间形成比较紧密的联系。”
也许找工作也是同样的形式。尽管多数人都认为，由于与自己私交最近的人更愿意为自己提供帮助，因此最好依靠这些人来找工作，但格兰诺维特却觉得，通过较远的关系获得的信息，可能与我们通常从家人和朋友那里获得的信息是不一样的。他是对的。后来在马萨诸塞州的牛顿展开的一项研究，支持了这一不被看好的假设：在对我们找工作有帮助的人之中，绝大多数都更接近于关系连续体中陌生人那一端，比如曾经的大学校友、过去的同事，或者还有着零星联系的以前的老板。换句话说就是，消息来源于重要陌生人。“通常，那样的关系在刚建立时一点也不密切。”格兰诺维特报告说。他还发现，有时，偶然的会面或共同的朋友能够重新激活旧有的联系。“从那些自己几乎已经忘了他们存在的人那里获得重要信息，真是太不寻常了。”那些是看起来似乎和我们没有什么关系的人。
在我们当中，谁没有听说过，有人听取了一个萍水相逢的人的建议之后就完全改行了·弗兰克·哈灵顿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在加利福尼亚州的一家半导体制造厂工作的13年间，一直在努力地升职，但对公司的政策以及领导时不时对他的指责也越来越不满。不愉快的体验使他回忆起了6年前与“家里人认识的一个人”之间的对话，那个人曾指出，他的喜好或许是在护理方面。这条来自于一个偶然遇到的人的建议“迅速回响”在哈灵顿的耳边，让他想到了另外一条职业发展之路。弱联结带给我们的好处并不仅限于工作信息。一位研究者发现，生活在芝加哥贫困地区的非裔美国女性，总是努力地突破周边环境的限制，为她们的孩子寻找机会。这些机智的母亲不仅尽责、严格，拥有来自姐妹、姑姑、姨妈以及其他大家庭成员的强有力的家庭支持，而且她们同样擅长社区交往，通过教堂成员以及不住在这一地区的人提供的帮助，使自己的孩子能去图书馆看书，被教会学校或英才学校录取，参与课后活动、童子军或最终能使生活得到改善的其他组织。这样的经验也被传递到孩子的身上。被认识的人描述为长得像电影明星一样英俊、“了不起的联结者”的加利福尼亚州电影制片人阿莱克斯·穆诺兹，让他的父母相信发展社交能力的作用。在他童年时居住的那个位于圣乔斯的蓝领社区，他的一些朋友是黑帮成员，一些表兄弟也是黑帮成员，但穆诺兹没有时间给自己找麻烦。“我的时间都快不够用了，但我很喜欢这样的生活。”在穆诺兹年轻的时候，他身边有老师、教练、游泳队的队友，还有剧社的朋友们。游泳教练教给了他摄影技术，管理合唱队的老师向他传授了爵士音乐家和爵士乐发展史的知识，剧社的指导老师和英文老师赋予了他文学鉴赏的能力。“几乎在一开始，我就认识到这种社交网络的益处。”穆诺兹回忆说。目前他仍然依靠着弱联结的作用。指导他写作的人是和他在同一家室内游泳池游泳的一位上了年纪的剧作家；他的经理是居住在他当教练的社区里的一名女性；他在监狱教少年犯如何制作电影，这在电影行业为他赢得了赞誉和认可，而这并非是他有意为之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