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联结可以应用在很多活动中，并能表现出各种各样的益处，这在格兰诺维特看来并不令人惊讶。“我的主要兴趣在于，在将人们结合在一起、形成一个圈子这方面，弱联结能起到怎样的作用，本来这个圈子是人们没有机会进入或从中获得信息的。”另外他也承认：“即使是并没能在这方面发挥作用帮到我们的人，也可以是我们社交能力的源泉，他们能使我们的周边环境和日常生活更加有趣，还能帮助我们定义自己的身份，这也是事实。”从历史上看，人们总是会拥有某种形式的弱联结。根据人类学家的判断，早期社会多数由一小群一小群内部关系非常紧密的亲属组成，他们和其他人不居住在一起，但在社交上也很灵活。当资源匮乏或需要寻找配偶时，我们在远古时期的祖先就不得不在自己的基因族群之外建立联系，以保证生存。某个群体的成员可能要花一年中很大一部分时间去拜访归属于其他群体中的亲属，或者也可能加入另一个群体。但在当时，弱联结能够发展为某种更为亲近的关系，或者主要对强联结起到辅助作用。在农民定居的地区，自给农民也主要与家庭成员往来密切。只有在种植出的农产品多于生活所需时，与重要陌生人保持在弱联结水平、更为现代化的互动才可能开始得以发展。与远方的顾客进行交易的需要，要求彼此不是很熟悉的人之间有更为频繁的交流。在过去的200年间，这种趋势加快了发展。工业经济要求人们与家庭之外的人建立起联系。
因此，在过去，弱联结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数量众多、这样重要。
工作信息不再只有通过亲属才能获得。同一个项目可以由不同公司或不同国家的人来共同执行。往往与泛泛之交相比，全职工作的人，在所有员工中占大约82%，与关系最密切的人在一起度过的时间更长。从个人修饰到对各种设备进行维护，我们还要依靠次要的社会关系来服务于我们的需要。我们甚至会在自己的家庭聚会上遇到重要陌生人，比如配偶的舅舅、父亲的新合伙人、姐姐的婆婆，等等。还要感谢电子邮件、手机、黑莓以及其他能使我们找到别人的社交媒介科技产品，它们使我们更好地装备自己，以守候这一史无前例的弱联结大军。
不间断的联系文化（一）
在1997年，只有30%的美国人是网民。希奥多拉·斯泰特斯是马萨诸塞州西部诺斯菲尔德·莫恩特·赫曼高中的一名11年级的学生，她得到了一台笔记本电脑，这样就能接入学校新配置的内部服务器，登录“SWIS”（校园信息论坛）。当斯泰特斯和她的同学们开始第一次在数字空间施展拳脚时，麻省理工学院的一名学者迈克尔·施拉格正在为《关系革命》一文收尾，这篇文章是受美林证券公司的委托而写的，目的是为了向客户介绍互联网对人们的冲击。
大约在同一时间，在距此以北几百公里、离多伦多一个小时车程的郊区，基斯·汉普顿和装作是他未婚妻的本科生研究助理，正开车驶入一块新的房地产开发区的入口处，这块地区的广告是“提供试用期为5年的独一无二的互联网技术，而且不向居民收取任何额外费用”。在去往售楼处的路上，他们经过了一辆老式货车，车上挂着一块很大的帆布横幅，上面写着：加拿大第一家互动居住区——欢迎先驱者。汉普顿是一名24岁的博士研究生，他到那里去是受到他的导师、社会学家巴里·威尔曼的提示。汉普顿回忆说：“我去那块房地产开发区的目标是看一下销售人员怎么售楼，他们能提供什么，还有就是找找灵感，看看如果我想根据这些写我的博士论文，那么我该怎么入手。”一名中学生初次接触了互联网、一位学者对数字化未来的分析、一位社会学家见证了世界上第一个“联网”居住区的诞生，这三个开始于1997年的相互并无关联的小故事，凸显了推进重要陌生人崛起的绝无仅有的强大力量——不间断的联系文化。
施拉格看到了这一文化的来临。在《关系革命》中，他不顾后果地指出，尽管电脑已经开始改变我们存储、发送和管理数据的方式，但任何一个认为数字化革命不过是与信息有关的人都是目光短浅的。引起人们注意的是情感的成分——人与人之间的联系。“科技的高速发展一直在改变我们如何感知自己、如何感知我们的关系。”施拉格写道。毕竟贝尔公司并没有迫切地要求我们“广泛出击、广而告之”。施拉格警告说，如果公司高层希望做好准备，迎接科技对未来的影响，那么他们最好就来关注关系，而不仅仅是信息。
斯泰特斯和她那些高年级的同学证实了施拉格的理论。尽管老师建议学生们在学习或写小论文时关闭聊天软件，但学生们却将笔记本电脑首先作为联络工具来使用。 “我们给老师发电子邮件，在SWIS上互相联系。”斯泰特斯解释说，“我们还能看到状态显示，能看到谁在线谁不在线。”斯泰特斯仍然记得当她看着整个显示器挤满了聊天对话框时有多么开心，她第一次尝到了虚拟八卦和网络恋情的味道。偶尔，她还会在Match.com上和陌生人聊天。“我还记得，当时我觉得和这些人聊天真是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有一些人我根本不认识，我们只是通过笔记本电脑来聊天。这改变了我的生活。”老师们为此感到不安，和家长们就这个问题通电话，而很多家长还根本不知道互联网是什么。在成年人的眼中，这些孩子只是坐在了电脑前面，而不是出去社交。研究也加剧了他们的担忧。1998年一项广泛公开的互联网调查显示，早期网民表现出了更高的孤僻和抑郁水平，这些人似乎对电脑的感情比对他们所爱之人还要深。 “拍砖”、“灌水”这样的词具有了新的意义。关于虚拟身份的报告则使得争论更为激烈：一个像斯泰特斯这样的女孩可以假装自己是个男孩，或者还有更糟糕的情况。
但另一方是互联网的拥护者，他们宣传互联网不可估量的潜在益处。约翰·派利·巴罗是电子科技自由发展的提倡者，还是“GratefulDead”乐队中负责写歌的人，他把互联网比作“对火的捕获”。乌托邦主义者认为，我们会自愿分享想法、资源，以平等、尊重对待彼此，对待同一个快乐、统一的数字世界中的全体成员。
在互联网的发展历史上，这一争论出现得相对较早。不可避免的是，两大阵营的论断，都只是建立在一小部分见多识广的科技先行者的经验基础上。大多数人还没有加入进来。至少在“网居”社区出现之前还没有。
当汉普顿和威尔曼在多伦多研究新型互动社区时，网居社区还只是一名社会学家的理想，这是另外一个层面的机会，用来观察互联网对社区的日常影响——对普通人的影响，而不是早期网民和技术牛人。网居社区的居民年龄从25～68岁不等，基本上都是中产阶级，其中90%已婚，61%和孩子同住。当被询问为什么选择网居社区时，多数人都把前沿科技排在了第4位，跟在费用可支付、地点和内部设计之后；超过15%的人指出，科技一点也没有对他们的选择产生影响。32网居社区典型的房屋有3个卧室、一间书房，价值在22.8万加元左右（略低于该地区房屋的均价——在如今价值是35.5万加元左右）。在网居社区的业主中，大约一半对加入“智慧小屋”实验没有兴趣，这也就为实验提供了一个理想的控制组。剩下的业主都接入了实验用的宽带服务，宽带的上网速度比拨号上网快300倍。使用宽带的居民可以不间断地接入社区的邮件组NET-L。电脑上的可视电话让居民能连接上当地的健康护理从业人员网络，能在网上的唱盘点唱机输入1000多种CD名称，还能从教育和娱乐光盘图书馆“借”光盘。他们还能迅速连接天气预报、家庭购物、新闻和自助银行（如果你觉得这听起来不过是我们现在用电脑和iPod每天都会做的事情，那么请记住，这里说的是20世纪90年代）。
汉普顿从网居社区租了一间地下室，在两年的时间里，他就在那里居住和工作。居民中的88%有全职工作，很多人是教师、社工、警官以及大公司的中层管理人员。在为博士论文收集数据的过程中，汉普顿成了网居社区的一分子。他走在那里的街道上，认识那里的居民，被邀请参加烧烤，还参加邻居的聚会。正如他的导师巴里·威尔曼所预计的，这段体验是“看向未来的窗口”。
尽管网居社区的业主中只有8%是因为受到高科技的吸引才购买了房子，但那些选择参加“智慧小屋”实验的人很快就适应了他们的生活。
在一次全省范围的教师罢工中，家长们通过电子邮件来确定复课日期。
如果丢了宠物，主人不再发放传单，而是在网上留言。在遭遇了一系列入室盗窃后，人们到网上提醒邻居留心可疑的迹象。当居民在街上碰到时，他们不再像泛泛之交常做的那样讨论“天气如何”，使用宽带的居民之间有更有意思的共同话题——他们的高科技玩具。
不间断的联系文化（二）
时光飞逝，转眼就到了21世纪。互联网（在这里，互联网这个词包含了所有形式的数字与无线技术）也在以比人类历史上任何其他科技创新都更快的速度发展着。即使是泡沫迸裂、经济损失，互联网的使用也在突飞猛进，部分是因为几乎每一个体验过这种新媒介的人都看到了它将人们联系起来的潜能。施拉格是对的：科技已经改造了我们的关系。
（想一想你自己在这个时代的生活，与五年前对比一下，你认识的人中多少人有电子邮件·现在你会多频繁地打开电子邮箱或上网浏览·）
希奥多拉·斯泰特斯已经上了大学。
她的电脑不分白天黑夜地开着。Google和Napster主导了她读大一的日子，而Friendster占据了她大二的生活。与将志趣相投的陌生人聚到一起的早期网络“社区”不同，如今这些新网站能够让用户与他们认识的人联系在一起——还有他们朋友认识的人。斯泰特斯解释说：“多数情况下，我们是先在生活中认识对方的。我曾经在聚会上见过一些人一两次，然后我把电子邮件给了他们。我在飞机上遇到过一个人，后来的几年我们一直保持联系。通过电子邮件，你就能对别人生活中正在发生的事了解得越来越多。”
这种现象不只发生在大学校园里，同样的事情也发生在居住在网居社区、使用宽带的居民身上。在所能获得的各种高科技中，他们特别喜欢电子邮件，这能让他们超越居住地的限制，像和住在附近的新朋友联络一样，去和原来居住社区中的老朋友联络。用威尔曼和汉普顿的话说，他们过的是“不出门能晓天下事”的生活，能和不管是居住在街道拐角还是千里之外的人们“聊天”。几十年前的情况是，在人们的社会关系中，只有一小部分会明显涉及隔壁或旁边街区的人。网居社区是一个例外，是科技使得居民们能更方便地相互联系。电子邮件突破了坚冰——当邻居们在街上相遇时，他们已经对彼此有了一定的了解。反过来也是一样：随意的谈话之后，通常接下来双方会互留电子邮件，并继续交流。结果就是，使用宽带的居民认识的邻居数目是没使用宽带居民的3倍多。使用宽带的居民与邻居交流的次数往往是常人的2倍，拜访邻居的次数也比其他人多50%。另外还有一个有趣的结果，在当地类似的中产阶级居住区是看不到的：使用宽带的网居社区居民并没有将他们宽敞的院子保护得更隐秘，反而是摆放上塑料椅子和长凳，造出一个还不错的门廊。坐在房子前面，居民们可以看着孩子玩耍，并与过路的人交谈。这和科技使人们疏远的说法迥然不同。
互联网不仅促进了更和谐的邻里关系，还能让人们更便利地进行集体活动（我们将在即将到来的一个10年里看到这一优势在不同政治活动中的应用）。例如，网居社区居民也遇到了在所有的新居住区都会出现的问题——道路没有及时修好、草坪没有按时铺设、水管冻住、空调不运行。一般来说，部分“煽动性分子”会通过分发传单或挨门挨户动员邻居参与抗议来给开发商施加压力。网居社区的开发商告诉汉普顿，根据他的经验，通常大约会有20%的居民加入抗议活动，但是在网居社区，超过50%的居民都参与了进来。
汉普顿回忆说：“有些人一个人就给开发商发送了几百封电子邮件，每一封邮件都说的是他们房子的‘缺陷’——墙皮脱落、钉子露出来，等等。发送了电子邮件，居民又会在街上、街区聚会、会议、晚餐时进行沟通，并打电话或发传真给开发商。开发商告诉我，超出他想象的大量意见让他感到压力难以承受。”这就是科技推动的弱联结的力量。开发商发誓说，他以后不会再建“这么精明”的居住区了。
他也没必要这么做。短短几年之后，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就会居住在自己搭建的网居社区之中，并拥有我们的祖辈难以想象的弱联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