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政治与学者的关系。自上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意识形态高度政治化，从批判《武训传》开始，经批判胡适与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反胡风事件，反右派运动，直至为“文革”揭幕的批《海瑞罢官》与“三家村”，政治运动几乎从未在学术文化界消停过。批林批孔与评论《水浒》，不过是其前那些披着学术文化华衮的政治运动登峰造极而已。在这类运动不断“洗脑”与威慑下，学者为了避免整肃与边缘化，自觉不自觉地形成了唯政治马首是瞻的思维定势与生存本能。郭绍虞文章的主动表态，顾廷龙短文的蛇足套语，乃至其他学人文章中那些“政治性的陈词滥调”，都不妨作如此观。
以今视昔，殷鉴是深刻的。那些以整人为目的的运动政治，是驱人于绝境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应该从学者头顶永远撤除，真正让学者研究学术，让学术回归学者。只有终结政治的绑架与政治运动的裹胁，学术才不会扮演政治的廉价吹鼓手，学者才不至于出于恐惧而充当政治运动的蹩脚传声筒。
再次，学术自由与学者人格的关系。在当年“大海航行靠舵手”的政治生态下，八亿人民全凭一个头脑在思考，一切以最高领袖的是非为是非。唯有谭其骧的《碣石考》，才配得上刊发此文的当事人日后的赞扬：“一以贯之的就是在求真中求是，在那个特定的社会环境下，不屈从于任何权威，同时又能妥善地保全自己，在学术研究上要真正做到这一点也真不容易。”成为对照的是刘大杰，其晚年有诗自述知遇之情：“残生坚走红旗路，努力登攀答盛恩。”他的奉旨改书也自然出以旧士子仰答圣天子的报恩姿态，及至江青示意以儒法斗争为改书红线，在他看来懿旨一如圣旨，也就遵旨不违，照改不误。据其学生陈允吉说，对奉旨改书，他“在临终时感到十分痛苦和遗憾”。
回望前尘，启示是昭然的。就学者层面而言，一旦自我捐弃独立人格，自由精神也就无所附丽。即便在自由仍缺乏保障的大环境里，一个学人能否坚守价值观，在精神思想层面获得最大的自由度，自身的人格修为还是起相当权重的。只有这样，学者才能维护学术的价值与人格的尊严。就制度层面而言，应该进一步推动政治制度建设，确保每个学人都能享有“自由之思想”与“独立之精神”的最大空间，生产出独创性的精神思想，从而在中国形成迄今仍然短缺的思想市场。
最后，思想饥渴与文化禁锢的关系。十年浩劫，以“文化大革命”之名，行“文化大禁锢”之实。相信当时年当二十上下的过来人，都有同感，正处知识饥渴期却遭遇文化禁锢，最佳读书年龄却找不到书读。在这一背景下，先有批儒评法，后有评论《水浒》，在文化禁锢上开了一道窄缝，稍稍满足了求知欲。吊诡的是，这种打着学术幌子的全国性政治运动，却激发了一批年轻人的文史兴趣，无意中催生了现已成为中坚的第三代学人。但这代学人当年在思想上却呈现出“集体无意识”与“空洞现象”，自然易于接受当时宣传机器的政治鼓吹。也就是说，正当嗷嗷待哺多维新鲜的思想乳汁之际，喂给他们的却是一口狼奶。当时的政治运动以及包括《批判》在内为之摇旗呐喊的舆论书刊，输出的都是狼奶。笔者愿意坦承，当年读了《批判》上的《论曹操的尊法反儒》（1974年7期），对其论荀彧部分颇有自己的想法，便写了《试论荀彧的政治立场》试图参与讨论。后来考入大学选修魏晋南北朝史时加以改定，删去了昔日把荀彧说成是法家对立面的滥调，改题《略论荀彧》收入《学史帚稿》（黄山书社，2009年），并在自序里交待：“也算是立此存照，提醒自己：在学史起步之际，你也是喝过一口狼奶的。”
在无奶可喝时，被喂狼奶不是罪，苦于没比较，还会习惯上狼奶的口味。在《批判》上发文的第三代学人，推而广之，现今文史学界五六十岁的这代学者，很少不受那口狼奶喂养的，但声名藉藉后，却少有承认自己是喝过狼奶的，有人还标榜“在那十年，我磨炼出了承受苦难、抵拒诱惑、反对伤害的独立人格”（《忏悔还是不忏悔》92页）。在那个年代里，除了像顾准、张志新那样的凤毛麟角者，恐怕少有人有资格自称已具独立人格（正是这种集体性的无独立人格，才累积成“文革”劫难的社会土壤）。在这点上，类似第二代学人戴厚英、徐缉熙那样的反思（朱维铮尽管没在《批判》上发过文章，生前却从不讳言曾是“罗思鼎”成员），倒是值得第三代学人尊重的。
反观在《批判》上亮相的三代海上学人，第一代大多老成凋谢，第二代也已基本退出学术舞台，第三代还活跃依旧，其中不乏文化精英与学界领军。对狼奶的反思，对狼奶型刊物的反思，推而广之，对产出狼奶的那个特殊时代的反思，恐怕还是这些海上学人及其同代学者任重而道远的任务。唯有深刻地清算过去，反思历史，才能真正地启迪后人，不走老路。
（本文原载2013年12月22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高考1977：不应该仅仅是感恩
《高考1977》正在热映，全国首映式就是在我所供职的上海师大举行的。那天，放映礼堂外的红地毯与大屏幕，校园主干道两侧密匝匝竖立着的主演照片，让我这个参与高考1977的过来人，也不禁有点亢奋起来。其后，看了电影，也读了上海辞书出版社同步推出的同名小说。也许，比起观赏电影，文字阅读更有利于理性的思考。
去年至今，一直在鼓吹的主旋律，就是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而《高考1977》无疑是彰显这一主旋律的高音符。诚如电影出品人在小说文本序言里所说，“被记忆着的东西往往会对后人产生启迪与感悟。1977年，中国发生了许多载入史册的事件，这些事件一直影响到今天，与今天的社会状况有着不能割舍的因果关系。”从这个意义上说，1977年高考是激动人心的，《高考1977》也够激动人心的。正是这场高考，揭开了三十年改革开放的序幕，因而把这个成千上万人的集体记忆说成“共和国的历史记忆”，也是理所当然的。
电影主创人员都是高考1977的受益者，“内心有许多感恩，这种感恩之心不仅是整整一代人的集体记忆中的集体感情，而且涵盖了整整一个时代”（出品人语），也是人之常情。就个人而言，我也庆幸高考1977对本人命运的改变。但是，倘若整部电影，只是停留在“感恩”的主题上，无形之中就会削弱作品的深刻度。而“感恩”正是电影主创者定下的基调，甚至上升到“感恩是一种责任”。于是，整个高考1977就成为“对一个民族的伟人，一个中国人民的儿子邓小平的感恩”；而在电影里，也许那些知青们还要感恩分场长老迟菩萨心肠下的公章放行。还是电影里强子在宣布绝食前说得正确，高考“不是谁的恩赐，更不是谁可以用自己的权力另搞一套的”。在正常的社会里，高考是每一个人应有的权利，在那个荒诞的年代里，它却被人“用自己的权力另搞一套”，硬生生给剥夺了。高考1977，对我们这代人来说，不过是重新获得了原来就应该享有的权利。从根本上说，不存在什么感恩的问题，倒有必要进一步追究被剥夺高考十一年的损失到底该由谁来负责的问题。正如电影里陈甫德责问的那样：“人生能有几个十一年？”因而，电影力图把感恩情绪塑造成当下的一种时代精神，值得深长思之。
社会民众在政治生活中的感恩思想，实际上是由来已久的臣民意识的一种历史积淀，对民主精神来说则是一种消解与腐蚀。它只会让广大民众在历劫无奈中，企盼大救星（在日常社会生活中，可能是清官；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可能是领袖）来解民于倒悬，然后对大救星三呼万岁，感恩戴德。上世纪中叶以后，我们有过太多关于大救星的颂歌，以至不仅每个人迷失了自我，最后连整个国家制度（其中也包括高考制度）都可以由大救星说了算。我们的民族曾经因为感恩意识而付出过惨痛的代价，因而时至今日，政治上的感恩意识不应该再成为我们民族的时代精神，在文艺作品中也没必要主题先行地将将其放大为“是一种责任”。
高考1977，在充满苦难的文革知青史里堪称是终见亮色的尾章。在文革知青史研究中，有一种“苦难与风流”的流行说法：十年浩劫对知青所造成的苦难，也是一种财富，正是这些苦难才造就了类似高考1977那样的风流。持这种说法者，都是高考1977的受益者，现在大多是政府、商贸、学术、教育或传媒等各界精英，掌控着各种渠道的主流话语权。这种说法，若就他们个人而言，尽言不妨。倘若就被十年浩劫耽误的一整代人而言，未免把这段苦难的历程说得太轻飘飘，对铸就这段苦难的历史因缘未免太容易遗忘，则期期以为不可。对类似电影里小根宝那样“什么好事都轮不上”，只有苦难而没有风流，或者苦难过后仍没有风流的知青来说，倒不妨借用电影角色大声责问：“他们犯了什么罪，违了什么法，十七八岁就背井离乡，大好年华的没书读！”遗憾的是，电影对于酿成这一悲剧（也就是造成文化大革命，造成荒诞知青史）的历史原因，欲说还休，刻意回避，只是一味渲染感恩，致使这部电影在让全民族对这段历史的深刻反思上，远未达到《芙蓉镇》那样的深度。
电影主创人员通过角色之口强调，“恢复高考比高考本身伟大得多，因为恢复高考，使我们的民族重新恢复对知识的崇敬”。此话当然不差，但似乎还应补上一句，反思中断高考的深层动因也许比歌颂恢复高考的感恩心情更重要。只有这样，我们的民族才有可能永远杜绝灾难。好在艺术形象总是大于先行的主题，电影通过小根宝这一角色，代表那些没有可能考上大学的知青喊出了内心的抗议：“像我们这样的人，还能有机会上大学吗？到底是谁，把我们逼到了这样的绝境呢？该谁为此负责呢？”
电影小说文本的序言指出：“历史经常会记忆一些东西，但更多的是遗忘。”而从心理学角度分析，无论个体还是集体，记忆的选择与遗忘，都与这一个体或群体的价值取向有关。比如说：就个人而言，也许，刚愎的关羽活下来，只愿意奢谈过五关斩六将的辉煌，而不愿回顾走麦城的流血教训；就集体而言，德国人尽管痛苦与艰难，却还在不断回首自己那段扭曲的历史（最近获得奥斯卡大奖的《生死朗读》就是这种反思在电影艺术上的表现），而日本人则基本拒绝对侵华战争做“剥洋葱”式的回忆。
回到正题，记忆高考1977，固然应该，但有意遗忘或刻意回避那场中断高考的文化劫难，就是绝不应该的。电影只把高考1977转折性的结局呈现出来，就艺术创作而言无可非议。但从历史角度而言，人们就有必要进一步思考与追问，高考为什么会中断，而且为什么竟然会中断11年之久？
最后，不妨重温这部电影《导演手记》的话：“记忆是残酷的，记忆是温暖的，关键是你必须记忆。失去记忆的人是悲凉的，失去记忆的民族是悲怆的。”确实，我们的民族不应该失忆。而高考1977，让整个民族记忆的，不应该只是温暖的历史性转折，而应该是残酷的全民族悲剧；不应该只是温情的感恩，而应该是沉重的反思！
（本文原载2009年6月7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盛世修典
正应了有人爱引用的那句大俗话，“光阴似箭，日月如梭”，掐指一算，已进入本世纪末倒数第三个年头了。强调精神文明的建设，重视传统文化的弘扬，是中国思想文化领域的主旋律。于是，值此世纪末的当口，文化事业也颇有些大举措。报载，《续修四库全书》经部将在岁末年初出齐，史、子、集部的面世自然也为期不远。此外，一部传世的藏书今年即将全部隆重推出，另一部以中华命名的大典也在指日程工地修纂中。在这些跨世纪的文化大工程妆点出中国文化事业靓丽的同时，盛世修典说在文化要员和学界俊彦的讲话文章中也频频登场。
盛世修典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远点的，有宋初修《太平御览》等四大书，书名“太平”，固然是修典恰当太平兴国年间，但年号之取本来就是旨在表明时世升平。《永乐大典》是在靖难之役后官修的，但明成祖时代也当得上是有明盛世。至于清代，一部《康熙字典》令后代大字不识几个的小民都知道这部御纂辞书的盛名，乾隆敕修的《四库全书》直至今日还是影印古籍而不事标校的生财之源，比起嘉、道来，康、乾之际也算得上盛世。历史上这些文化大工程，借乾隆上谕的话，是“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所有古今载籍，宜及时搜罗大备，以光册府，而裨艺林”。即便光册府而裨艺林也视为目的之一吧，最根本的用意还是为了证明“国家当文治休明之会”，也就是以修典而颂盛世。
前文所举的那些世纪末的文化大工程，从立项到上马到出版的一些重要环节，往往不仅有文化官员的把关指导，而且还有非文化部门那些政界要人的支持关怀。那部大典的立项批示，据说其规格之高与三峡工程批示在相同级别上。在《续修四库全书》首批图书印行后不久的出版座谈会上，有影响的人士评价说：“《续修》的编纂出版，不仅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不仅具有重大的文化意义，而且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不仅具有国内意义而且具有国际意义。”这六大意义中较难索解的是现实意义和政治意义，还是另一位名望更高的人士在讲话中点明了答案：“在这个时候续修这部书，反映了我国在政治上的安定团结”，这应是重大的政治意义；“这不是为了别的，而是为了把我们的基本路线更好地推向前进”，此或是重大的现实意义。收入《续修四库全书》的都是古籍，将此与政治意义、现实意义牵强附会起来，总让人觉得是在蹈袭以修典证盛世的老调子和旧思路，似乎大可不必如此。
领衔这些文化大工程的主编、编委多是学界泰斗、士林耆宿，他们学问之好是有口皆碑的，声名之高是令人起敬的。不过，或年事既高，或世务丛脞，已不可能像当年四库馆臣那样，“鲸钟方警，启蓬馆以晨登，鹤钥严关，焚兰膏以夜继”，大都止于领衔，至多略备顾问而已。然而，正如某一部大书主编自承的那样，他们无不把奉召修典视为“一种学术上的荣耀”。对这种拉名人作虎皮的领衔现象，也称得上名人的钟叔河在1996年6月26日《深圳特区报》的《古籍整理四人谈》中，转述了来访的无名友人的抨击：“纪晓岚可不是充壳子的皮，他是皮里的楦头，扎扎实实做事的。如今的纪晓岚在哪里？就是有纪晓岚，拿钱受礼不做事，也早成和珅了！”把领衔文化大工程的学界鸿儒比成《四库全书》正总裁之一的和珅，牢骚也够激烈的，但用意还在棒喝之后，使领衔的名人们清夜扪心自问：是否把虎皮也当成了“学术上的荣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