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缉熙的文章中，点评当年沪上新诗的《读诗漫评》（1975年12期），只是应景之文，可以存而不论。毛泽东晚年再次号召读《红楼梦》，强调它是政治小说。徐缉熙的《论〈红楼梦〉》（1973年2期）、《鲁迅是怎样读〈红楼梦〉的》（1974年6期），应是配合这一号召而作。后文开篇就说“《红楼梦》是一部政治小说”，奉旨行文的痕迹一目了然。他的《漫谈看一点文学史》（1975年8期）说：“毛主席一再号召我们要关心上层建筑，要能文能武，提倡读一点历史，读一点小说”，兼之上年岁末毛泽东“已印两部文学史”，读一点文学史已成时髦。徐缉熙的文章自然是这一背景下的遵命之作，其论《水浒》说：这“是一部反映农民起义的长篇小说。尽管由于作者的阶级立场的限制，小说的思想倾向是只反贪官，不反皇帝，以至颂扬宋江的投降主义路线，但这部小说仍有助于我们认识封建时代农民起义的长处、弱点及其失败的历史教训”。文章写作与刊登时尚未获悉毛泽东有关于《水浒》评论的谈话，批判的调门还没高八度，总评与但书那几句话还不致太离谱。但毛泽东的谈话当月就以中央文件下发，次月4日《人民日报》刊发社论《开展对〈水浒〉的评论》。于是，《批判》9月号登出《青年工人谈〈水浒〉》的座谈会发言时，特加一段《编者附言》，引用徐文上述论断后指出：“最近我们学习了毛主席的指示和鲁迅论《水浒》后，认识到这个观点是错误的。文章的作者在提高认识以后，对自己原来的观点进行了自我批评，并积极投入了战斗。”徐缉熙如何“自我批评”的，已不得其详，但时隔一月，《批判》就发表他的《歌颂什么，反对什么？》（1975年10期），副题是“评《水浒》的投降主义本质”，似乎旨在表明他的“自我批评”与“积极投入了战斗”。但这篇急就章颇有敷衍成文之感，远不及其评《红楼梦》之文畅达淋漓，也许他原就以红学见长，而急转弯的文章又不那么容易写。“文革”以后，《红楼梦》始终是徐缉熙学术重点所在。去年，他将历年“红学”成果，结集为《读红手记》，作品简介说他“文字不媚俗”。之所以能从奉旨评《红楼梦》到“不媚俗”，《后记》里有一句别有深意的话，道出了他对那段往事的深层思考：“当然，用现代的政治概念对这部小说作牵强附会的政治解读，更是伪科学！”
现以《金瓶梅》研究驰名的黄霖，在《批判》上刊出过《眼前二万里风雷》（1975年12期），是评新出《儒法斗争史话》的，“《史话》本身就是批林批孔的产物”，书评自然也是遵命之作。“编写这部近二十五万字《史话》的是十六名青年工人”，其中就有第三代海上学人，且留待下文再说。
戴厚英后以作家成名，“文革”前与“文革”中，也写评论文章。她的《“特种学者”的“考证癖”》（1974年6期），是批判胡适红学考证的。她后来反思说：那些都是脑袋还没有长在自己脖子上，作为别人的写作工具时所写的东西。包括这篇文章在内，她的那些东西都未收入其惨遭横死后行世的《戴厚英文集》。有学者指出，这些文章尽管对一般读者已无阅读价值，“对研究者来说，自然具有历史资料的意义”，“以后如有人编辑出版《戴厚英研究资料》，倒是应该收入她的理论文章的，因为这些文章毕竟反映出她青年时代的思想轨迹”（《海上学人漫记》258页）。善哉此言，推而广之，岂独戴厚英研究为然，对其他学者的个案研究也应如此处理。唯有这样，才能真实地还原学人的全貌，拼缀出有意无意被遮蔽的现代学术史真相。
1973年8月7日，《人民日报》奉命发表杨荣国的《孔子——顽固地维护奴隶制度的思想家》，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序幕。《批判》不甘落后，为配合战略部署，也刊发了刘修明的《孔子传》（1973年2期）。笔者与作者曾有交往，可惜未便探询这篇文章的组稿秘辛（企盼他与这份杂志的所有亲历者，都能为这段历史留下足资采信的实录）。“文革”以后，他以治两汉史知名，相比代表作《从崩溃到中兴：两汉的历史转折》，由其主编的十六册《话说中国》图文本更享盛誉。
余子道的《从东北解放战争看林彪的右倾军事路线》（1974年6期）与《从抗战初期的战略转变看林彪的右倾军事路线》（1974年8期），都是批判林彪军事路线的。其时，批林是打死老虎，所谓“右倾军事路线”也是中央文件定下的调门，这样的文章在“文革”结束后也未必会受牵累。作为中国现代史专家，“文革”后，他出任过复旦大学历史系，其《民国军事史》课程颇有好评，他在《批判》上的文章倒都与这一方向有关的。
作为上海社科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国近现代史学者，吴乾兑的《抗战时期的一本革命三字经》（1975年6期）虽有批判孔孟之道的套话，但介绍的是“红色文物”，想来其后也不致惹上麻烦。杨立强的《辛亥革命后的袁世凯》（1976年8期）发表之际，正值“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甚嚣尘上之时，尽管内容似无失实，但借袁世凯“疯狂复辟”牵扯到“翻案、复辟不得人心”（行文中这句话颇觉突兀，不知是否编辑部定稿时横插一杠），所指为何，明眼人一目了然，不知后来是否有“说清楚”的遭遇。上世纪80年代，他在复旦大学历史系开设“北洋军阀研究”课程，文章的史实还能派上用场。
批林批孔方兴未艾之际，《批判》发表了金冲及的《〈天演论〉和中国近代反孔思潮》（1973年3期）。文章以毛泽东对严译《天演论》的评价“前半是唯物的，后半是唯心的”为立论依据，勾画了一个“以反孔开始，以尊孔告终”的严复形象，而近代“新学与旧学、反孔与尊孔这两种思潮的斗争”则是全文大背景，配合批孔自不待言。改革开放后，金冲及曾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还出任过中国史学会，他不仅是中央文献出版社版《毛泽东传》的两主编之一，同时还主编了被毛泽东打倒的对手《刘少奇传》。由他主编的《毛泽东传（1949-1976）》认为，1973年下半年毛泽东“没有主张要发动一场大规模的‘批林批孔’的政治运动”（1680页），那么，他在《批判》上的“反孔与尊孔”之说，听从的究竟是哪家号令呢？二十世纪中国史，尤其后半期，也真让人云里雾里。
三
在《批判》上现身的第三代学人，除前文提及的沈津，还有杜恂诚、陈大康、仲富兰、胡申生、石源华与余秋雨等。除了沈津与余秋雨，大都数人当年还没跻身学界，只是以大学工农兵学员或“工人理论学习班”成员而初露头角。
杜恂诚当初还是上海味精厂工人，他的首发之文是《由“结合部”想到的》（1975年3期），歌颂在新的生产关系下，“哪里有结合部，哪里就有‘龙江精神’”。他还以工人身份发表了《“斗争并没有停止”》（1976年2期），评论“以第十次路线斗争（即毛泽东与林彪的较量）为背景”的剧本《樟树泉》（作者就是后来以《苍天在上》等官场小说三部曲而广受好评的小说家陆天明）。杜恂诚评《水浒》的文章都未署厂名。其《论晁盖》（1975年9期）以毛泽东“屏晁盖于一百零八人之外”为论旨，歌颂“晁盖毕竟不愧为农民起义的英雄”。他与“洪延青”联名发表了《宋江与武训》（1975年11期），也是配合领袖“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号召的，不得而知的是列名于前的“洪延青”究竟化名，还是确有其人。“文革”以后，杜恂诚转入经济史学界，似乎远离了当年涉足的文史领域，近年《东方早报·上海经济评论》上经常有他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的大作。
陈大康先后刊有《论阮氏三兄弟》（1975年9期）与《并非小事》（1975年12期），后文说报刊文章难字注音的，与政治运动无关。前文首先论述阮氏三兄弟是“紧跟晁盖革命路线的革命将领”，而后指证他们在宋江那里“受到了越来越严重的排击和打击”。文章虽也配合运动，但在六名水军头领排名次序上，以石碣上的天罡排序与数日后四寨水军头领排序相对比，考实宋江将三阮位置“在往后挪移”，却颇有说服力。他在“文革”后考进入复旦大学数学系，后改投华东师范大学郭豫适的门下，专治中国小说史，以专着《明代小说史》而声名鹊起，抑不知《论阮氏三兄弟》在敦促其折回明代小说研究中占多大权重。
复旦大学历史系首届工农兵学员，1972年赴七一公社开门办学，参加了公社史的调查和编写。这册公社史出版当月，《批判》刊发了该校历史系学员王金保与石源华合署的书评《战斗的史篇》（1974年7期），副题就是“喜读《上海七一人民公社史》”。石源华其后留校，从事过民国外交史研究，现为复旦大学韩国研究中心主任，这篇书评不知是否其史学处女作。民俗学家仲富兰当年也是复旦大学工农兵学员，在评《水浒》时发表过《宋江的“反诗”》（1975年9期），现为上海市民俗文化学会会长。
在批林批孔运动中，为培养所谓自己的“理论队伍”，上海市委写作组举办了历史学习班。据《青年工人讲儒法斗争史》（1974年7、8期连载）说：“这个学习班共有十六名学员，都是来自工厂和农场的二十岁左右的青年工人，主要是学习儒法斗争史。”该文就是“经过集体讨论，分头执笔写成的宣讲稿”，而上文提及的《儒法斗争史话》也是他们“几个月来的学习成果”。历史学习班成员在《批判》上列名可考的共九人，似乎唯有胡申生后来进入了学界。他当时是上海工具厂工人，除了参与编写上述宣讲稿，《批判》还选载过他与另两学员合署的《儒法斗争史话》之一《女皇帝武则天》（1975年1期）。江青曾一再把吕后、武则天捧为法家政治家，《批判》相中此文自有深意在焉，尽管作者也许未必了然。胡申生现为上海大学教授，作为知名的社会学者，在今年沪上“中国梦”主题群众性基层宣讲活动中还有他的身影。
在第三代学人中，余秋雨是最具话题性的。关于他与“文革”，与上海市委写作组，与《批判》、《朝霞》等刊物，与石一歌化名等关系，早在本世纪初，就因“二余争论”而掀起过轩然大波（重要争论文章收入余开伟编《忏悔还是不忏悔》，中国工人出版社，2004年），有人甚至揭秘他“写了一系列颇有影响的文章而深得头头们的欣赏”，乃至享受当时“中央首长”接见的殊荣（上引书108页）。笔者不想评断其他的是非，仅仅讨论《批判》上署其真名的大作。
据《余秋雨的一封公开信》（2000年1127期《文学报》），他说发表过《胡适传——五四前后》（1974年1期）与《读一篇新发现的鲁迅佚文》（1975年8期，下称《读鲁》），而后特别声明：“在‘文革’期间，除了这两篇，我还写过两篇农村题材的散文。”两篇散文也许刊在《朝霞》上，此不具论。至于说只写过上述两篇大批判文章，却显然有误。仅在《批判》上，他的署名文章就有四篇，除以上两篇，还有《尊孔与卖国之间——从鲁迅对胡适的一场斗争谈起》（1973年3期，署名秋雨）与《评胡适的〈水浒〉考证》（1975年10期，下称《评胡》）。
那封公开信提及《胡适传》说：“这样的文章对胡适先生当然是不公正的，但说当时产生多大影响，我不大相信。”前一句不失为反思；后一句却意在开脱，《批判》创刊号首印数高达三十万册，其后印数更有超过，说影响不大，过来人谁都“不大相信”的。对于《读鲁》，余秋雨承认是他“主动写的”，“但编辑部觉得太学术，在前前后后加了很多政治性的陈词滥调，这是当时惯例，但我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或许那些“政治性的陈词滥调”并非他的手笔，但说“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却有悖于史实。
《读鲁》发表不久，《批判》就刊发他的《评胡》。该文劈头就说：“胡适是中国现代史上一个臭名昭着的投降派。他叛离五四新文化运动，投降过北洋军阀，投降过国民党反动派和美帝国主义。”相信作者仍会重复公开信里所说：“这对胡适先生当然是不公正的。”但有必要指出，《评胡》已以黑体字引用了毛泽东1975年8月14日关于《水浒》评论的谈话，而这份谈话作为中央文件下发到上海市委写作组，最早也在8月20日前后（详见《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十三册459-460页注释）。而刊登其《读鲁》的那期《批判》，据版权页，出版于8月18日，也就是说，其《评胡》只能写在《读鲁》发表之后。这样，他表白“由此决定不再在那里写文章”，自然陷入了罗生门。也许，公开信里那个说法，只是一时失忆而已。
四
“文革”结束，在《批判》定性为帮刊后，深陷其中者受到了清查，由于当事者大多讳莫如深，其内情至今不甚清楚。本文涉及的海上学人中，第一代以刘大杰最为众矢之的，“他的罪名也不再是资产阶级学术观点，而是向政治上上纲上线了”（《海上学人漫记》）。陈旭麓回到华东师大，也遭遇了“风风雨雨，深文周纳”，“甚至连一个教授职称也历久不能解决”（唐振常《川上集·热泪祭旭麓》），多年位居“文革”后全国最资深副教授之一。另据2004年8月13日《新京报》的《余秋雨调查》，第二代学人中，徐缉熙也受到清查，“当时心里非常害怕，恨不得竹筒倒水，总希望早点解脱”。他还说及第三代学人余秋雨：“在文艺组肯定解脱得比较晚，我解脱时他还没有解脱。”据当今沪上一位资深的文史编辑（他实际上也应归入第三代学人）说，他当时还是工人，因在《批判》上发过三篇文章，原系统就长期将其打入另册。足见受《批判》之累者，远不止以上几位学人。
四十年后，之所以重新梳理海上学人与这份杂志的诸般关系，绝非曝光旧闻，摊晒老账，而是旨在理性反思：在那个特殊年代里，权力与学术、政治与学者、学术自由与学者人格、思想饥渴与文化禁锢之间有过怎样的异化，留下了哪些足资后人汲取的教训与启示。
首先，权力与学术的关系。现在知道，包括《批判》在内的那几份杂志，都隶属于当时上海市委写作组，而上海市委及其写作组又有着通天的关系，事后说有当政者直接操控这些刊物，也不为过。但当年批林批孔，评论《水浒》，乃至“批邓与反击右倾翻案风”，都以红头文件下达，这些当政者指示市委写作组（或工人学习班）的学人撰写批判文章，至少程序上都在行使最高指示与中央文件所赋予的权力。身处其中的一般学人有几个能够洞烛高层权斗的复杂内情，大都认定自己在为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当呐喊者，做马前卒。及至权斗定局、内幕揭晓，才知道站错了队，上错了船。就此而言，那些后来遭清查的海上学人，不啻是这种权力异化学术的牺牲品与受害者。即以徐缉熙两论《水浒》而言，前文已“左”，后文更“左”，但同样都是权力操纵学术的奉命之作。可以断言，海上学人在《批判》上的多数文章，都是权力支配下的产物。
痛定思痛，教训是沉痛的。学术之外的任何权力，不论以何种名义，走何种形式，都不应该役使学术。只有这样，学术才不会沦为权力的婢女，而权力执掌者的成败荣辱也不至于拖累学者的政治生命与学术生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