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到这些大工程的文化价值，因尚未竣工，还难以作出全面评估。但据知，那部投资一亿，意欲传世的大丛书，选目十之八九都已有了标校整理本的出版。于是，不少选书便只消过录句逗，就可以领报酬，报成果，评职称。而那部冠名中华的大典，是剪裁现成古籍而成的庞大类书。非专业研究者不可能去使用，专业研究者则不屑于去使用，因为原来的古书尚在，二手货的准确率和可信度总及不上原装货。也许，这部大典也要像《永乐大典》那样，只有在所剪辑的古书亡佚以后才能显现其连城的价值来。然而，对这种可能性，恐怕谁都不会说“但愿如此”的。这样的大制作推出的巨书大典，气魄宏大是毫无疑问的，但究竟是不是社会和民众的迫切需要，还值得三思而论证的。
因为这些文化大工程有工程外的种种意义，盛世修典说对主政者和领衔者都相当具有诱惑力。不过，去年听一位与古籍整理有关的专业官员说起，他在个别场合表达过这样的意见：“现在还只是走向盛世……”言外之意，还不是盛世修典的时候。眼下究竟是否盛世，还是走向盛世，是不必横议深论的，但在他委婉话语的后面还保留着一份专业上的清醒。
日前阅报，一权威人士称：“九五”期间国家考虑不申办2004年奥运会一类世界性的大型盛会，我国还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云云。在文化大工程上，中国何尝不应该量力而行呢？在文化普及、积累、提高上，许多更为基本、重要、迫切的事情亟待着手而尚未措意，却赶着一个又一个大而无当、劳而寡益的文化大工程上马，在一些人是为了印证盛世，在一些人是为了享受荣耀，窃期期以为不可——尽管因专业和兴趣所在，笔者倒可能会经常去翻翻已经收入清修《四库全书》和将要收入《续修四库全书》中那些古书的。至于盛世和那份“学术上的荣耀”，修典与否并非关键所在，因为有事实在，历史和将来的学术史自会有正确评价的。
（本文原载1997年第1期《中国研究》）
史书畅销既非幸事，亦是幸事——答《社会观察》记者问
1.在出版界，易中天说史的文字版《品三国》引起热销。请谈谈对《品三国》一书的看法。
很抱歉，我没有完整读过易中天的《品三国》，只是在央视《百家讲坛》偶尔看过片断讲演，应该说还是能吸引一般观众的。但讲课式与着书还是有所区别的，文字版应该更有阅读的快感与回味的余地。
《品三国》的热销，充分显示了央视作为国家第一传媒的巨大威力。有人从这个角度把易中天说成是传媒打造的“学界超男”，虽有点刻薄，却也不无道理。谁上《百家讲坛》，谁的书就会身价百万。这不是书本身的价值，而是央视的品牌效应与广告效应。否则，你在大学里，讲课再生动，学问再出色，文章再漂亮，你的大着也不会飙升到那个发行量。这点，谁做当事人，都不会忘乎所以的。
2.黎东方先生的细说体系列，据说也是在早年各地讲史的基础上完成，您也参与了《细说宋朝》的写作，细说体系列的特点是怎样的，与《品三国》能否作一个比较？
细说体的发端可以追溯到抗战时期，当时黎东方在大后方售票开讲三国史事。那时，电视还没有成为大众传媒，他的细说也没有电台转播，纯粹是现场开讲，他以售票演讲所得支付了往返香港的包机费，其风头或许盖过如今的易中天。而后不久，他的演讲以《新三国》的讲义形式面世，也是一炮打红。此外，他还讲过《中国战史研究》，后来也出了书。《新三国》虽然已有细说体之实，但细说体其名之立则迟至十余年后《细说清朝》的问世。由此看来，细说体的成立，也是口头讲说在先，笔之于书在后。
胡适读了《细说清朝》，看出了这一史书新体裁的独特价值，劝黎东方将历朝历代都细说一遍。而黎东方后来也确实把细说中国历史作为自己的名山事业，直到他去世，已完成《细说元朝》、《细说明朝》、《细说清朝》、《细说民国建立》和《细说三国》，《细说三国》是根据《新三国》改写的。
上海人民出版社在四年前出齐了《细说中国历史丛书》，除以上五种，还有根据黎东方遗稿整理的《细说秦汉》，另外约我与沈起炜、赵剑敏先生分别续写了《细说宋朝》与《细说两晋南北朝》、《细说隋唐》。
说到细说体系列的特点，最大的特点就是以其历史感和可读性的高度统一而赢得读者的。这也是我在写《细说宋朝》时追求的境界。所谓历史感，不仅所叙述的每一句话都是言之有据、考订翔实的，而且所评说的每一句话都有历史眼光的，即既有全局观，又有大见识，即一般所说的史识。所谓可读性，也就是行文引人入胜，深入浅出，使非专业读者也能够饶有兴趣地读下去，而不是只有狭窄同行圈子的学术论着。
如果要把细说体系列与《品三国》作一个比较，我想，相似的大概有两点。一是面对的对象，无论听众还是读者，都是对历史有兴趣的普通民众，因而都属于普及型通俗性的读物。二是表达的方式，都必须考虑到接受者的专业水平与阅读兴趣，能够做到让读者一开卷就能够兴味盎然地读下去。要说有什么不同，因为没有读过《品三国》全书，在史实与史识上，不便信口雌黄。唯一能说的就是，从门道上说，细说体系列严格遵循史家路数。倘若以壁垒分明的现代学科眼光看来，《品三国》则属于越界飞行，也许更近于文学家派。但我是历来主张文史一家的传统说法的，在可读性、趣味性上，这种越界飞行，也许会给史学通俗化吹来新风，即便出现类似文人修史文胜于质的倾向，只要史实经得起推敲，只要不是夸饰过度而近于诬，作为一种风格，也不妨与史家路数并行共存，让读者按自己的口味去作选择。
3.史书畅销背后反映了民众怎样一种社会心态和文化动向？
近来，以《品三国》热卖为标志，史书畅销成为一种令人关注的社会现象。这一现象，对于整个社会人文素质修养而言，可以说既非幸事，又是幸事。
说不是幸事，绝不是危言耸听，因为这一现象至少暴露出两个问题。
第一，反映出我们以往的人文教育，尤其是历史教育，实际上是被忽视与不到位的。以至于有那么多读者，还不仅仅是年轻学生，都在如痴如狂希望通过历史畅销书来补一补历史常识的浅薄与匮乏。毋庸讳言，我们的教育，乃至整个社会，就评价体系与指导思想而言，对于包括历史教育在内的人文教育，存在着诸多问题。中学教育，只抓语、数、外，历史教育往往处于可有可无，甚至被主课挤占的状态，中学生在进入高校或踏上社会以前，往往连起码的历史知识都出现了空白。再看高等教育，上一世纪三、四十年代，不论哪个专业，都必须修读大学历史，但五十年代以后，不要说理工农医，就连文科，除了历史专业，连中文专业也不修历史。绝大多数人只有初中所学的那些可怜巴巴的知识。出现购读历史畅销书来补上一课的社会现象，也是见怪不怪的。
第二，正因为人文教育的缺失，社会整体人文水准下降，一旦脱离机械式教学的课堂与教本，走上社会，在人文学习，包括历史阅读上，该读什么书，怎样读书，完全找不到方向，寻不到感觉，连合理选书与读书都谈不上，更不要说个性化阅读。于是，知识消费就向物质消费的方式看齐，跟风盲从成为一种时髦，只认媒体追捧的那本读物，唯独缺少了个人的知性与趣味，满世界就一个品牌，就好像饮料只知道喝可口可乐，不知道还有上好的碧螺春一样。就说有关三国的通俗读物罢，据我所知，选择的余地就很大，书市也都有货，黎东方的《细说三国》，吕思勉的《三国史话》，林汉达的《三国故事》，方诗铭的《三国人物散论》，有大家的，有名家的，有专家的，哪一本都不比那一本差。史书畅销与其他消费品畅销，相同点就在于畅销即流行，不同点在于阅读更具有个人化的特点，流行的未必就是你投缘的。既然个性化阅读正是衡量一个人人文素质修养的参数，那么个性化阅读的严重缺位，难道不正是折射出社会群体的人文素质还没有达到高位吗？
当然，问题总是一分为二的，史书畅销也确实蕴涵着社会人文意识的新趋向。这一现象毕竟表明人们对历史的重视，而对历史的尊重与理解，正是人文素质的题中应有之义。西方历史学家克罗齐说过：“只有现在生活中的兴趣，方能使人去研究过去的事实”，史书畅销显示出人们对过去事实的兴趣，实际上也是他们希望对现实能有更深刻理解的一种追求。古罗马西塞罗说：不知道你出生之前的历史的人永远是个孩子。准此而论，史书畅销，也许表明我们的民众正在努力地脱离童稚、走向成熟。
在认识社会、完善自身、脱离童稚、走向成熟的人类实践中，历史学是可以发挥作用的。从宏观方面说，历史学能够对社会前结构提供一种科学解释，从而使人们创造历史的活动有一种自觉的理性认识，司马迁说“通古今之变”，与此也有想通之处。从具体方面说，历史能够为我们提供经验教训，完善知识结构，提高认识水平，俗语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培根认为“读史使人明智”，就是这一意思。从个人修养说，学史可以明辨善、恶、美、丑，认识到什么是公正、进步、正义，从中陶冶人格情操，增强人的社会责任心与历史使命感。
当然，读史学史对于人的素质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史学不是应用型、工具性的学科，不能指望读一本畅销史书就能一蹴而就。对历史缺少一种敬畏与兴趣，抱着那种立竿见影、活学活用的期望值去读畅销史书，十有八九会失望的，到头来也就只读一本畅销书而已。
4.有一种倾向认为史学普及化是“小儿科”，许多专家也不屑于做这项工作。您的观点是怎样的？
试问，如果不设“小儿科”，只用脑外科的绝技能医好小孩的病吗？孩子夭折了，或者从小落下病，健全成熟的栋梁之才从哪里来？对这个问题，还有必要从史学功能的角度进行剖析。
史学功能可以分为学术功能和社会功能两个层面。学术功能主要通过前沿性的研究成果对史学自身的发展、进步和完善起着重要作用。例如，三国研究中的走马楼吴简研究，非专业的人根本不会了解，但代表了史学研究的前沿，体现了史学成果的积累。社会功能主要是对人类社会所起的进步作用和积极影响。学术功能是社会功能的前提与基础，社会功能是学术功能的延伸与补充。学术功能蕴含着间接长远的社会功能，它的社会价值体现周期长，表现也不直接。史学的两种功能是统一的，不能偏废。
在优秀史家那里，这两种功能是可以协调兼顾的。一方面，史家可以在史学成果的表达上尝试多种体裁，既可以是学术专着，也可以是通俗读物。例如，顾颉刚《秦汉的方士与儒生》，从形式说是通俗的，从性质说，却是学术专着。另一方面，史家不妨既写体现研究前沿的学术专着，也写面向大众的通俗读物。例如，吕思勉既有代表其学术高度的《两晋南北朝史》，又有通俗读物《三国史话》，各擅胜场，令人叹绝。
当然，史学工作者根据各人擅长而有所分工，有些人只写学术专着，有些人兼顾普及读物。但倘若有人以所谓学术性来鄙薄这种工作，嗤之为小儿科，那就大谬不然。首先，学术性与否并不取决于着述的形式，通俗读物也可以富有学术含量，成为学术经典，张荫麟《中国史纲》原是历史教科书，其学术价值早就为学界所推崇，你能说它不具学术性？其次，当前那些个专着论文就都一定有学术性？对任何一个跨入治史门槛的人来说，为自己的论着整上几十条引文，借此披上学术化华衮，谁都知道不是难事，而这些论着其实并无学术性可言。
有些学院派认为，直接阅读或利用他们的高文典册，就是体现了史学的社会功能。史学实现其社会功能的途径有两条。一是某些领域里的相关人士直接阅读或利用相关的史学前沿成果，但能够或有必要这样做的人真是凤毛麟角、少而又少的。二是历史学者通过通俗化的形式向社会大众普及包括前沿成果在内的历史知识，这是实现史学社会功能的最基本途径。对广大民众而言，他们既不可能直接掌握纯学术化的史学成果，甚至也很难要求他们去阅读枯燥乏味的历史教科书。他们需要以一种喜闻乐见的形式来亲近历史，而不是那种令人生厌的高头讲章。
实际上，历史知识如何普及，始终是史学的大课题。自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普及的努力也从未停止过。其中，章节体教科书功不可没，蔡东藩历代演义改造章回体也成绩斐然。但随着人们阅读习惯的改变，这些普及形式与民众的阅读习惯也渐行渐远。而细说体系列与“百家讲坛”系列都不失为一种可贵的尝试。
《品三国》热销与易中天现象，说明了历史学家在史学普及化方面还存在着严重的不作为，以至于要由一位文学教授来越俎代庖。而有些人不愿做、不屑做或不会做的史学普及工作，却一味地不是以“不专业”来非议圈子外人的尝试，就是以“小儿科”来鄙薄圈子里人的努力，那恐怕就只能坐视“戏说”类的影视独霸史学庸俗化（不是史学通俗化）的领地。
（本文原载2007年第1期《社会观察》）
对国学的反思与取向
今年，“国学”应该是一个见报率很高的流行词。对这个现象怎么看，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为之叫好者有之，斥之虚热者有之。我在今年六月的一次“国学与经典”学术论坛上有个发言，《文汇报》7月15日以《国学热与经典热之我见》为题刊发了主要内容。今天，借炎黄文化研究会学术年会的机会，还想说一点那篇文章以外的想法。主要谈谈我们对国学应有的认识与应取的态度。
一、国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
国学是区别西学而言的，有人研究，说国学的提法出现在20世纪初叶。那时的历史，我们并不陌生。一方面，中国历经甲午战争的战败，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的入侵，已经到了开除球籍的边缘。另一方面，西方文明，也暴露了自身的弊端，西人之中有眼光者，例如罗素，提出以东方文明来补救的论点；国人之中有眼光者，例如梁启超，也已经洞察到这一点。在这种情势下，国学的提出，其背后的历史意蕴是相当复杂的。除了其合理的、积极的层面外，还必须认识到：一方面，是在西方世界政治、军事、经济实力的逼仄下，高扬起国学的旗帜，从文化上捡回尊严的阿Q态度；另一方面，也确有面对汹涌而来的新潮与西潮，以国学为抗衡武器的保守主义倾向与民族主义情结。当然，现在重提国学，就不应有上述态度与情结，主要就是一种在传统文化涵义上区别于西学的指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