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据章学诚之说，王家范的增订本《中国历史通论》（北京三联书店，2012年5月），堪称是纵横会通之书。全书三编，即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0年初版收入的前编、后编与这次增加的“续编”。若以《庄子内外篇》为喻，前编八大论题实为内篇，部族时代、封建时代、大一统帝国时代和中国现代化的艰难性等论题，应属于纵通，而农业产权的性质演化、农业经济的内外环境、市场与商人阶层、政治构造与政治运作等论题，则属于横通。后编与续编反思中国史上十个专题，可视为外篇。
这部“六经注我”式的《通论》，是着者毕生从事中国史教学与研究的理论结晶。对中西学界的理论观点，他以卓见独断为取舍标准，是其是而非其非，但所有思辨与全部立论，无不建基于严谨的史料辨证与全面的史实梳理之上，无愧为对中国历史作出总体解释的通人之作。而书中对中国“国民性”倾向“极权”（即所谓“奴性”）的“历史根据”的分析，对专制主义与官僚政治再生复活的社会历史机制的探讨，更凸显出一代史家的学术良知与人文情怀。
孙皓晖是小说《大秦帝国》炮制者，今年却披上文明史家的华衮，完成了“自我价值的最大实现”：不仅长篇小说隆重再版，上海人民出版社还为他推出了三卷本《中国原生文明启示录》与一卷本《中国文明正源新论》（下称《新论》）。
《新论》标榜“对我们民族的文明史进行大规模理论整理”，却不仅理论虚妄，更兼逻辑混乱。他口头承认“不存在具有永恒意义的文明价值标尺”，又信誓旦旦咬定“大秦帝国是中国统一文明的正源”。他吹捧秦帝国法治“实现了古典时代的公平正义原则”，却自打耳光道：“其法治原点的高度集权性”，就是“实际凌驾于法治之上的君主力量”。他所肯定的公平正义，无非是暴君面前人人平等。
《新论》以“走出对历史进行技术性梳理”为幌子，掩饰自身的学识浅薄。他声称“必须高高越过两千余年的文明停滞期”，对汉武帝以后的文明停滞却几无论证。他断言“自公元10世纪后期的宋代开始，中国文明严重下滑”，压根儿无视陈寅恪说过：“华夏民族之文化，历数千载之演进，造极于赵宋之世”。这类蜻蜓点水，全在常识之下。
《新论》自诩“超越《史记》的陈腐历史观”，叫卖的货色却让人不寒而栗。他念兹在兹“为国家和民族寻找文明的话语权”，强调当今“所面临的基本社会问题，与那个曾经的伟大时代有惊人的相似之处”，鼓噪“直接与我们的文明正源实现精神对接”，以实现大秦帝国式的“铁血文明”。
孙某大言炎炎：人文学界“没有中国文明史”。我翻读完《新论》，便拍案而起：这是罕见的妄人之书！
（本文原载2013年1月13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微书评留痕
《中国史纲》（张荫麟着，王家范导读，上海古籍出版社1999年第1版）
作者在大学期间即被梁启超叹为天才，倘天假其年（死时仅37岁），史坛必多一位陈寅恪式的大师。本书是这位史学天才的绝笔之作，以流畅优美的文笔采用说故事的方式，举重若轻地叙述出他对中国历史独特的把握、领悟和通感。对照张氏感叹“写中国通史永远是一种冒险”，联想到本书是当时高中教材，令人一面对当今摇笔就编出一部部《国史概论》来的大学教授们顿生敬意，一面对时下中学生不得不读那些乏味生厌的历史教材深表同情。近百年来有三部未成全璧却颇受推许的通史，一为夏曾佑的《中国古代史》，一为范文澜的《中国通史简编》，其三即此书，虽终篇于东汉建立，但断臂的维纳斯也比缺少生气灵性的钦定大佛耐看些。王家范先生向以史识饮誉沪上，其导读既是行家语，且多有感而发，读者也不可放过。
《考古学是什么》（俞伟超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1版）
史料考据派最坚挺的结论面对着与之相左的考古发现也只有软瘫。考古学从不妄言历史、文化的一般规律，它以地层层位学和器物类型学为依据，凭借发掘出来的现场和器物冷静而具体地印证、限制、纠正、补充有关历史与文化的空谈和臆测。然而考古学是否只是历史学和人类学的附庸，是否因其强烈的实践性和技术性而只能充当工具性学科，考古学如何理想地体现其人文科学的本质？作者久在中国历史博物馆，有田野考古的丰富经验和历史文献的坚实训练，又有心将中国考古学推进到一个新阶段，本书就是他对此深刻思考的产物。这是一部连外行都能读懂而且读得下去的专业论文集，作者所思考的问题也能引起关注人文学科的一般读者的兴趣。
《菿汉三书》（章太炎着，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1版）
章氏是中国近代不可或缺的人物，在革命业绩和思想学术上都如此。关于前者，鲁迅在《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多有表彰。关于后者，欲治近代思想、文字、经学、史学、文学、佛学者，有哪一门能够无视其巨大的存在？鲁迅曾以为章氏“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那多分是革命年代的企望。但革命终究是暂时的，时世推移，太炎在学术史上的光彩或者竟比前者还耀眼。本书是其三个时期谈话式讲课的笔录，比高头讲章自由活泼，可视为他对自己学术思想体系、对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导读，其准确度和权威性毋庸赘言。读者不论对章氏学术思想，还是对近代思想文化，或者对中国传统学术文化，甚至只对佛学抱有兴趣，都能如“饮河之鼠，各充其量”。
《围棋纪事诗》（徐润周着，岳麓书社，1998年第1版）
仿叶昌炽《藏书纪事诗》，将围棋的历史、掌故先以七言绝句写出，再引史实略加疏释，别致的着述形式正与棋道之雅相般配。阅之可资谈助自不必言，对作为国技的围棋，它所浸淫涵泳的中国文化亦必有更深体悟。围棋之有道，尚矣！毕沅推崇清代第一国手范西屏“艺以道成，有自来已”。道是每时每刻要用生命去践履的，一有闪失，即会堕落。传说：一人修炼飞行术，神仙戒之曰：飞时勿邪思即可。道成，果然。一日飞过一河埠头，遥见一女子玉臂浣衣，怦然动心，嗒然坠地。近年中日韩棋战中“嗒然坠地”的中国高手，不止一见。仅从技艺上反思失着，是见器不见道。棋道是一种文化，它是精神、人格、意志、性情的综合，不仅表现在弈棋之中，也贯彻在围棋之外。否则，道云乎哉，圣云乎哉！
（以上原载2000年《书城》）
《两宋烽烟录》（顾宏义着，2012年3月，上海书店出版社）
反观宋辽金元这一长时段，以汉民族作为多数民族与契丹、党项、女真、蒙古等少数民族的冲突与融合，构成了历史的主题之一。两宋立国三百二十年，先与辽、夏，继与金、夏形成两轮鼎足之势，各逾百年以上；而后与蒙元南北抗衡，也将近半个世纪。纵观这种政治地缘的大格局，两宋与这些民族政权之间，既有干戈相向的战争烽烟，也有化剑为犁的玉帛唱和。站在中原王朝的汉人立场上，当时人难免萌生出“说和说战都难”的恩怨纠结。如今，突破以往那种局限，改用这一时期中国境内诸政权的整体发展与多边互动的思路，去审视这段历史杯葛与民族和议，不难发现：正是在这种干戈与玉帛的痛苦轮回中，中华民族完成了又一波的民族大融合。《两宋烽烟录》的着者发愿“不容青史尽成灰”，以宏阔的眼光，大气的胸怀，健硕的笔力，生动的叙事，第一次全景式地再现了宋与辽、夏、金、元之间的和战长卷（《天衡》、《天倾》、《天裂》、《天平》四卷），为读书界贡献了这一专题的上佳读物。（2012年4月）
《穿透历史》（田余庆等着，2013年7月，译林出版社）
这是创刊五周年的《上海书评选萃》之一，专论中国史的。其他七册也各有主题：《兴衰之叹》评骘世界历史与政治，《谁来决定我们是谁》探究思想文化，《国家与市场》讨论中外经济，《都是爱书的人》聚焦出版，《似是故书来》神聊藏书，《画可以怨》漫谈艺术，《流言时代的赛先生》大侃科技，读者自可相中契心的那本。除全国性的《中华读书报》，在地方报的书评版中，北上广不啻引领着读书潮流：北京《新京报》的《书评周刊》凸显京畿风范，上海《东方早报》的《上海书评》蕴涵海派韵味，广州《南方都市报》的《阅读周刊》颇得南国锐气。而《上海书评》每有整版乃至多版长文，堪称一大特色。这套《选萃》所收名家访谈与学者高论，几乎都是淋漓酣畅的大文，让人开卷有益，把读过瘾。
《家国万里》（李怀宇着，2013年6月，中华书局）
本书是对12位旅美学人访问记的结集。受访的两岸学人有余英时、唐德刚、张充和、刘再复等，都是中国文化在异国他邦的杰出代表。在访谈中，学人自道治学旨趣，固然价值不菲，但他们回望国共是非，评点红白恐怖，针砭民族主义，探讨民主转型，不乏过来者的沉重感悟，远观者的冷静观察，去国者的殷切期待，尤其值得寻味与反思。书名“万里”，强调的不仅仅时空间距，以现代交通论，中美往还已可朝发夕至，感喟的无疑是无以释怀的文化距离与家国情结。尽管他们都有余英时“我在哪里，哪里就是中国”的那份自信与坚持，但终极关怀毕竟还是指向故国。有受访者书赠作者语云：“暮年一晤非容易，留得枯荷听雨声”。这册访问记，不啻是旅居彼岸学人贻赠给远在此岸国人的暮年心语，我们能不屏息凝神拜读聆听吗？
《古书犀烛录》《古书犀烛录续编》（袁芳荣着，2013年7月，浙江大学出版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