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册消闲之书，出版时一拆为二，或为把读的轻便。作者是海峡那边公务员，与古籍文言原无交集，只是莫名所以喜欢古墨旧楮，节衣缩食，收藏起一橱缥缃。为不负庋藏，竟提前致仕，先是把玩，继而研读，最后题识，成就了这部书录，真乃性情中人行性情之事。其书七章，依次为笺谱、墨谱、套印本、图咏、和刻本、明版、清版与民国本，诸如置笺谱于卷首，列和刻书在明清本前，似违版本学家的章法规矩，却蕴含其藏玩的趣味，而前五类彩页书影也着实粲斓悦目。当年温峤临牛渚矶，闻言难测深水下多有怪物，遂燃犀角烛照，终获睹奇观，后以喻洞察事理。作者用为书名，意在自勉下笔“务求尽量周延”。我意不妨别解旧典：温峤燃犀，纯出兴趣与好奇，读书与藏书也应循此正道。开卷无关利禄，藏椠不为拍卖，如斯才真雅人，周延与否毋须过虑的。
（本文原载2014年1月13日《南方都市报》）
漫话“通感”
通感是一种文学表现方法。下一个简明的定义，就是心理学上的“感觉挪移”在修辞方法上的运用。试举一个典型例子：宋词名句“红杏枝头春意闹”，便是把枝头红杏这一视觉形象向着“闹”这一听觉感受挪移，从而把春意给写活了。
钱钟书先生认为，虽然“按逻辑思维，五官各有所司，不兼差也不越职”，“但在日常经验里，视觉、触觉、嗅觉、味觉往往可以彼此打通或交通”，从而产生出通感这种修辞新格。实际上，不仅在文学描写上，就是在科学研究、技术发明、艺术创造等方面，也存在着类似通感的现象，即：将某一领域的理论、方法或成果挪移到另一领域，从而得到一种全新的独创性结果。达尔文将马尔萨斯人口论中优胜劣汰、生存竞争的观点挪移进他的生物进化论，用以解释生物进化过程中变异和遗传，就是一个着名的例证。人类发明飞机，其启迪无疑来自观察鸟翼所产生的通感，工程技术上这类仿生学例子是不胜枚举的。当然，这里所说的“通感”已不限于在感觉领域里挪移沟通。纵观其他触类旁通的现象，“其实也都有通感的作用”。在艺术领域，园林学家陈从周就主张古建筑园林设计者应该会品味昆曲，达到“园中拍曲曲中寓园”的体验与境界，因为二者在美学原则上是具有不少通感的。贝弗里奇在《科学研究的艺术》中指出：“独创性常常在于发现两个以上研究对象或设想之间的联系或相似之点。”而学问的通感正是找到两者之间这种联系或相似点的契机与津梁。
学问上通感原则的应用，往往能导致新的成果、方法、理论乃至学科的问世。扬州八怪之一的郑板桥为自己书法不能独创一格而一度十分苦恼，据说，他在一次通感式的顿悟后，把画兰写竹的笔法移借到不尽相关的书法创作中，开创了“六分半书”这一新书体。古史专家顾颉刚性耽古戏，从历史本事被戏剧渲染中受到通感的启发，把民间文艺研究与古史层累地形成说打通起来，进而开展孟姜女故事演变的个案研究，不但为自己的古史研究提供了有力的旁证，而且为民间文学的研究探索出全新的方法。维纳则从猎人根据鸟的飞行轨迹不断调整位置以击中目标中获得通感，领悟到人的神经系统和机器的自动控制有其共通之处，进而突破控制与通讯的界限、生命体与非生命体的界限，找到了一切控制系统的共同点，终于创立了二十世纪最重要的新学科之——控制论。综上可见，学术上通感原则的作用是不容忽视，不可低估的。
如同文学描写中的通感一样，学问上通感的闪现也往往是一种非逻辑的思维方式，它常常来自下意识活动。这种下意识活动面对来到眼前的偶然情景或事物，同时胶着于苦思冥想而不得其解的另一问题关键点时，两者就可能打通，启示出或许可行的解决方式。学问上的通感就像科学研究中机遇、灵感那样，虽然具有相当的偶然性、直觉性，然而决不神秘。广博深厚的知识与经验是孕育学问上通感的不可或缺的温床。说到底，通感就是一种独创的联想。显而易见，具有丰富知识和经验的人比孤陋寡闻的人更容易产生学问的通感。学问上的通感宛如机遇、灵感，也同样只偏爱那颗有准备的头脑。当然，在学问的通感上，也不应该忘却爱因斯坦的名言：“想象力比知识更重要。”这就要求研究者或创造者善于进行发散式思维，突破固有的思维定式，张开想象力的两翼，去迎接通感的闪电。德国化学家凯库勒发现苯的结构式就是凭借想象力获得通感的妙例，在苦思苯的结构式而一无进展的情况下，他梦见原子飞动回转起来变成了蛇，忽然一条蛇咬住了自己的尾巴，在他眼前旋转不已，他电掣般地惊醒，从环行的蛇上触发了通感，进而发现了苯的环行结构。可见，想象力是学问上通感的催生素。
学问的通感是一种直觉的灵感，犹如电光石火，一闪即灭。它往往闪现在研究问题时并不专心致志的场合，因而必须善于捕捉这种通感。怎样才是对待学问上通感的正确态度呢？首先，不因为这种通感触发自直觉的假设与好奇的现象，而卑视、嘲讽乃至扼杀它。对大陆漂移说，当时有不少权威讥笑为“玩弄儿童七巧板的发明”。试想，如果魏格纳屈从这种压力，轻率否认这种类似拼版的通感，《海陆的起源》这部新地球观的经典着作也许永远不会问世。赫胥黎说过：“屠杀美丽的假说，是科学的最大悲剧。”这句话同样适用于学问的通感。然而，学问的通感仅仅是一种大胆的假说、朦胧的猜测，作为整个研究与创造过程的一环，虽然是宝贵而关键的，但却是初步而粗糙的。要把这种通感演绎并发展为一种新理论或新方法，其后的理论建设、科学论证、创造实践的工作是大量的、艰苦的、严肃的。还应指出，学问上的通感并不都是科学的，可行的，一旦发现由通感催生的成果、方法或理论，与实验、实践相矛盾，就应该修正或放弃它，固执地眷恋也是不可取的。
（本文原载1989年第6期《方法》）
“功夫在诗外”新解
宋代大诗人陆游的幼子名遹，放翁在诗里曾自道对他的舐犊深情和殷切期望：“何以吾家好儿子，吟哦相伴短檠前。”陆遹“十岁能吟《病起》诗”，陆游逝世前四年，他已三十出头，还不时请父亲评阅自己的诗作。陆游在嘉许他大有长进的同时，特地写了一首诗，回顾了自己一生诗歌创作的经验得失，最后语重心长地告诫他：“汝果欲学诗，功夫在诗外。”
陆游所推崇的“诗家三昧”，或许就是这“功夫在诗外”。什么是诗外功夫呢？概言之，就是丰富厚实的生活和对生活独到的观照体悟。陆游为自己诗集取名《剑南诗稿》，清楚不过地表明，那段川蜀抗金的军旅生涯对他独开生面的爱国诗歌产生了难以磨灭的深远影响。直到晚年，他对幼子夜说蜀道时，还一往情深地吟味道：“忆自梁州入剑门，关山无处不消魂。”这些无疑都成为这位大诗人的诗外功夫。
“功夫在诗外”对后人的启示，不应该仅仅限囿于文艺创作领域，还可以推广到整个知识论和方法学。
按照西方学者博兰霓的知识论，人的意识可以分为“集中意识”与“支援意识”。所谓“集中意识”是指解决所面对问题时与之有着直接关系的知识或技能，这种意识是明显自知的。所谓“支援意识”，就是在其他知识领域获得而潜移默化地作用于所面对问题的知识或技能，这种意识往往无法从表面联系加以明说与事先把握。人的创造性活动，经常是上述两种意识相互催化的过程，而支援意识在其间发挥的作用也许更为重要。还是以作诗为例：诗人进入创作状态后，与诗题有关的学识阅历，以及遣词用典的技巧、谋篇布局的方法等等，就构成了集中意识；而与诗题看似无直接关系的其他生活底子的厚薄、体验领悟的深浅，以及诗人本身的情趣、识见、意境、气象等等，则更深层地构成了决定其诗作优劣的“支援意识”。不难发现，陆游提出的“诗外功夫”与“支援意识”具有一种认识论上的共通性。
在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各个领域，这种诗外功夫式的“支援意识”，在新思想、新成果产生的过程中起着至为关键的作用。当代的人文科学研究者把从自然科学最新成就中汲取的“支援意识”（例如系统论、耗散结构理论、黑箱原理等等）移用来研究社会科学的某些课题，尽管还有不尽如人意处，但毕竟是独辟蹊径地尝试着新方法。
古往今来，大思想家、大学问家、大发明家对人类文明的不朽贡献，几乎都不是仅仅借助于一门专业知识和技能所能做出的。人们惯于用博学弘通来褒扬他们，而这种博学弘通里不正是蕴涵着潜在而丰厚的“诗外功夫”和“支援意识”，从而使他们创造性活动左右逢源、得心应手吗？
不妨说一件爱因斯坦的轶事。据其自传说，他在求学时曾天真地以为，对一个物理学家而言，掌握好基本的数学概念就绰绰有余了，甚至认为“数学里其余的部分对于认识自然是并不重要的奢侈品”。但等到他着手建立广义相对论时，才深感数学知识的欠缺，正如他在《自传》中说：“这个错误，后来我只好痛心地承认了。”当然，爱因斯坦毕竟是爱因斯坦，他把本来应该作为创建相对论的“支援意识”的数学知识，在一个时期内作为“集中意识”来加以补课，终于掌握了描述相对论的数学工具——非欧几何学。然而，倘若相对论思想是萌生于爱因斯坦的晚年，而天又不假其年让他补上非欧几何学，倘若他原先的数学基础根本不能使他进而掌握非欧几何学，爱因斯坦及其相对论的命运将会如何呢？从历史学角度不宜问的这类问题，从方法学角度是可以问也应该问的。其答案或许就是：一个伟大的思想犹如胎儿已经孕育成熟，仅仅因为缺少“支援意识”（非欧几何学这一数学工具）的产婆，而成为抱恨夭折的死胎。
总之，善于举一反三地理解“功夫在诗外”，对于我们的学习、研究和工作，会有不少认识论与方法论上的启迪。
（本文原载1990年第4期《方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