仅就伊莎贝拉《中国奥地纪行》英译地名的准确还原，他们在“再验之旅”中，对不能落实的小地名，就拿着民国的地图到现场逐一询问核对。而中译者毕竟没有如此严谨的实地勘对，在地名翻译上就颇有出入。据钟翀博士告知，仅以第21章为例，中译本的小地名就颇有问题。这章标题为《从梁山县到下山坡》，“下山坡”应为“下山铺”；文中“沙浦”（173页）应作“沙河铺”（今称“仁贤镇”），“青台”（173-174页）应是“金带”，“富里根关口”（174页）应译为“福利关”或“佛爷岩”，“王家寨”（175页）当译作“文家场”，而“塞北渡关口”（176页）该译成“晒白兔关口”。再如“一个叫骆家寨的小镇”（241页），应作“罗家场”。
如果说，小地名误译还情有可原，近代名人名着的误译，则无可推诿。第39章“蒂英西·理查兹”（368页），现在通译作中国名“李提摩太”；“《时代评论》”（368页）未译成“《万国公报》”，也是常识性失误；至于把中国近代史上赫赫有名的“强学会”译为“中国青年党”（370页），更令人啼笑皆非。而“乌榜船”既然是“箍着竹顶篷”、“两头没有门”的（255、325页），不如译为鲁迅笔下的“乌篷船”似更恰当（日译就作“乌篷船”）。
由此可见，对历史上的旅行记，仅仅在句法与词汇上谙熟地对译，还远远不够。正如金坂论及“再验之旅”时指出：“如果伴随着实地调查，能把明了的事实，将其原原本本记录在案，这绝非翻译工作的分外事，而正是从事旅行记翻译的预案与作业。尤其是翻译者在译介有关本国旅行记时，那样的调查研究是易于进行的，也将为原着附加进新价值。”[《旅行记と写真展》（《旅行记与摄影展》），日本《地理》2010年4月号]即便因条件限制，翻译者一时还不能踏上“再验之旅”，就旅行记的时代背景与区域知识尽可能多做点功课，还是必要的。
（本文原载2011年4月17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
且听海客放谈
对《切问与近思：当代公共知识分子访谈录》（2012年，世界知识出版社版）的着者丁果，书封有几行介绍，一是“活跃于北美和两岸三地的资深媒体人”，二是“加拿大华人家喻户晓的知名学者和公共知识分子”。凭借“资深媒体人”的身份，他采访了两岸三地与北美乃至世界诸多名人，才有了这部访谈录。尽管“公共知识分子”（简称“公知”）在中囯大陆已渐含贬义，但同为资深媒体人的《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张欢不无调侃地说，着者“对自己意见领袖的角色相当满意——也许，毕竟是书生”。这样一位书生型的“公知”，采访的对象正如副题所揭示，基本上是两岸三地与北美的大牌“公知”（除下文提到的，还有余光中、痖弦、洛夫、宗璞、张纯如、陈捷先、李安、潘公凯、姜义华、蒋纬国等），访谈的内容广泛，包括政治、国际、民生、思想、哲学、文学、美术、音乐、电影、科技，但以中囯文化为中心，最终聚焦于中囯的现代化问题。着者的自序三句话不离本行，说是“今天的新闻就变成了明天的历史”，显然有意以媒体人身份为明天的历史留下些资料（但本书在每篇访谈后未标日期，还须读者自行推断，未免留下遗憾）。由于采访地在枫叶之国加拿大，相对说来，受访者顾忌较少，对谈也比较放开，不妨称之为“海客放谈”。
尽管同是放谈，来自大陆者与移居海外者的“放”的程度明显有差异。王蒙尽管赞誉丁果的访谈为“到那时为止最好的采访”，但对谈中仍以“历史的必然性”为上世纪50年代中囯大陆的过“左”做法曲为辩解，认为“它是一种激进的理想主义的产物”，看来还是把50年代定位在激情燃烧的岁月。同样谈50年代，他还不如同为过来人的吴冠中说得直白真切：“政治宣传也燃起我们的爱国热情。回国后，完全没想到意识形态是如此严厉地控制着人们的头脑。”
对于大陆的改革，学者庞朴在受访时强调：“普世价值和具民族特性的价值并不一定非剧烈冲突不可。普世的现代价值应该存在于每一个民族价值之中”。另一学者汤一介说得小心翼翼：“至于政府方面，我希望首先在政治上加以开放与改革，因为经济建设已经颇有成就。在文化学术上，政府只要放松一些就可以了。现在确实有进步，但仍有‘新闻舆论导向’的限制。”奢望不高，“只要放松一些”，不过，呼吁政治改革的意思还是明确的。
大陆公知中，唯有易中天有点放言无忌。他盛赞韩寒是“一个说皇帝没穿衣服的孩子”，自己虽然没有直说“皇帝没穿衣服”，却提议对知识分子做个实验：“开一个什么什么人文社会科学大会，来一个领导，你去看一看他们的脸上，有几个人不露出谄媚的笑。”他提醒知识分子应该穿上衣服，保持尊严：“做知识分子的底线，只要能做到不昧着良心说话。比如你没有胆量和能力为那些冤死的地震孩子们讨个公道，但你不‘含泪劝告’行不行？不摇尾巴行不行？你至少可以不说话，不要有关方面拿出个什么东西来，你就一片欢呼，然后就引经据典证明决策是多么英明伟大正确。”他抨击那位“含泪劝告”的文化明星，在汶川大地震后的表演，国人记忆犹新。同样作为公知，说什么与不说什么，还是有良莠之分的。
相比之下，受访的海外公知对中囯现状就直言不讳。对中囯的学术思想界，林毓生毫不客气道：“中囯现在根本没有思想家，到处都是‘假大空’。”而对大陆的理论科学界，美籍数学家丘成桐直率指出：“这几年中囯政府投在理论科学家培养上的钱少得可怜。……基本上，世界上第一流的理论科学论文中囯科学家都读不懂。如果北京高层对此再听之任之，中囯现代化将有严重危机。”
在反思历史时，海外公知也敏锐犀利得多。对于“文革”，白先勇认为：
文化建设需要几十年甚至几百年，但破坏它几年就成。“文革”如果再多持续几年，中国真的要回到“洪荒时代”。
而在大陆人听来，龙应台的追诘更具大逆不道的颠覆性：“在1949年这个历史的转折关头，政治变天的时刻，在那个既定的历史时空当中，到底谁代表历史的正面价值，谁代表民心所向？”
在现代化进程中，两岸三地面临着共同的问题：政治民主，人的自由，思想的独立，文化的多元与交流，民族的崛起与世界的关系，等等。而这也正是这些公知寤寐思之的问题。龙应台受访时指出，她的《大江大河：一九四九》核心就是提示思想独立的价值：每个人“作为国家机器当中的一个螺丝钉，如果没有自己的思想，那这架机器会把你，把你的人生，把你的家庭生活，带到一个很可怕的地方去。”在访谈中，杨虎城的长孙杨瀚呼吁国民党为西安事变平反，说了一句令人回味再三的话：“对典型历史事件与人物进行客观地评价和平反，则是当今政治进步与政治民主的基本体现。……作为政党不应只对领导人和传统负责，更应对历史对人民负责。”
在民族复兴之路上，对其他文化与文明，中国人应秉持一种怎样的心态？美籍华人学者林毓生自称是“一个反对民族主义的爱国主义者”。另一美籍学者成中英认为：“只要秉持心平气和、开放学习两个原则，摒弃先入之见和所谓强势文化的霸气，相异文化完全可以对话沟通。”加拿大《文化中囯》主编梁燕城一贯主张“多元融合的中囯文化”，他在访谈中提出了文明“自我摧毁”的命题：“所谓自我摧毁，就是文明中产生了一种自己无所不包的自大，自我无限化的自大。其最大特征就是不肯吸收自身文明体系以外的好东西。”同是美籍学者的杜维明则告诫中国人应该摒弃报复心结：“如果中国人有强烈的报复心态，过去受人欺侮，现在‘反其道而行之’，这就成问题。实际上，《中囯可以说不》所代表的就是没有跳出这种情绪”。
作为中国人，谁都乐观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杜维明在受访时却不无隐忧道：
一个有五千年历史的民族兴起，到底是祸，还是福？我现在不说一定是福，但我们不希望是祸。关键就看强大的中囯能否履行“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样一个原则，这是恕道。如果海峡两岸、内地香港，甚至国内中央政府与偏远少数民族地区之间都不能创造和平对话的环境机制，这对亚太地区和世界会带来重大影响。
民族复兴之路，不仅不会是一马平川，而且还充满变数，但每个中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还是应该有所担当。正如白先勇在访谈中说的那样：
在20世纪现代科技的助力下，集权主义者一声令下，其波及就无远弗届。同时，现代资讯发展也打破了极权者闭关锁国、封杀资讯的可能性。这就需要知识分子有独立的思考，有独立的声音，打破历史“风化”和集体遗忘的藩篱。
着者丁果有着历史学训练的学术背景，访谈既有一种纵深感，也有一种文化味。基于媒体访谈，在形式上必然以受访对象为主体，但丁果也不仅仅充当消极的记录者，他在话题中不时传达其“丁果观点”（这是他在加拿大电视传媒上的一档时评栏目）。例如，关于“文革”的责任，他认为：“这里存在着一个‘共犯的构造’，或有人称之为‘历史的共业’”。这一说法与德国思想家雅斯贝斯的罪责理论有相通之处，比起那些把“文革”笼统地推卸给制度，或仅仅归罪于发动者，他对那场浩劫的思考无疑深刻得多。着者自称“身在曹营心在汉”，换句话说，就是人在加拿大，心系新中囯。基于这种心结，小的方面，他会期待“有没有可能出现一部两岸三地都公认的中囯文学史”，大的方面，他会预判“面临现在这个多元的社会，很难再祭起正统或一统的旗帜”。
作为“丁果观点”，他对龙应台向大陆民众兜售台式民主并不完全以为然，他认为：“中囯大陆民主化的第一步，就是落实宪法的规定，而不是大搞台湾式的民粹主义，因为中囯经不起‘暴民政治’的折腾”；“中囯民主化或许要更多学习南非经验，如何宽恕敌人，如何清算历史”。他的书中还有对马英九与曼德拉的评述，他对台湾与南非民主路径的比较，也许真有自己的思考在内。
然而，“丁果观点”是否也会云树遥隔而雾里看花呢？他批评龙应台说：
我们从大陆三年自然灾害、‘文革’走过来的一代，却不能不在乎中囯的‘大国崛起’，龙应台用台湾改革的20年，掩盖了大陆改革30年的成就，不免轻率。毕竟，中囯人的自信，执政者走向政治改革的自信，是需要大国崛起来铺垫的。
对他的大国崛起梦，我们也许不该点评他“毕竟是书生”，惟愿他所寄望的“执政者走向政治改革的自信”，与大国崛起一样，都不是从枫叶之国隔岸看过来的海市蜃楼。
（本文原载2012年9月9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新读海外名家书
一
余英时先生对大陆文史学术圈的影响，近三十年来也许是最持久而深入的。读其书者虽知鸡与蛋的譬喻，对金鸡的兴趣却未必就此断念。但与他面谈非一般人所敢奢望，这册小书庶几能解馋疗饥。
如果说，他的那些名作是度人金针，这册访谈则教你如何得心应手地穿针引线绣成好鸳鸯。他以身说法，说自己借镜社会学的“中矩程理论”，尤其关注“中国历史上的转型期”，把握好做研究与读经典的关系，在具体研究中注重“以通御专”与“史无定法”，仿佛高明的求法者，“直入塔中，上寻相轮”。在这一意义上，这册《余英时访谈录》（中华书局，2012年3月第1版）不失为是其全部着述的最佳导读与毕生研究的有趣学案。
披读全书，仿佛当面聆听他娓娓自述家学背景与治学经历，评骘海外中国学与汉学的流变与得失，拆解中西史学观念与研究方法的异同，月旦从民国初年到及身亲炙的前辈大师（从章太炎、胡适到洪业、杨联陞，粗略统计不下数十人，遗憾的是书后缺一个人名索引），而对谈中激发出来的胜义与睿见，让人犹入山阴道上时有惊喜。在这一层面上，《访谈录》犹如一部率性而谈的近世学术讲演录，让读者在如坐春风里受到点拨，得以开悟。
这册访谈虽侧重学术，但仍能感受到一个人文大家的现世情怀。他论及良性社会有赖于公民社会的建立，强调知识分子的文化担当。至于点评官方主导下的国学热，“重点似不在学，而在于‘国’字”；又说“中共很善于运用民族主义激情”，却强调“我想把民族或文化认同与民族主义作一区分”。这类要言不烦点到即止的批评，也是《访谈录》发人深省的闪光点。
书中也不乏学术谈麈与胜朝掌故。前者如钱钟书怎样对他大谈马克思的浪漫史。后者如他“至今不忘”国民党向李公朴、闻一多开杀戒时不胫而走的讽刺对联：“天下是老子打来，谁教你开口民主，闭口民主；江山由本党坐定，且看我一枪杀人，两枪杀人”，今天读者听来，依旧似曾相识。
总之，但凡略好中国文史之学者，不妨人手一编，管保开卷有益，各有所得。
二
近十余年来，吉川幸次郎的着作时有中译本问世。在第二代日本中国学家中，吉川对中国文学史的全方位研究，其着述之宏富与识见之高明，大概只有宫崎市定的中国史研究堪称伯仲。这本《中国诗史》（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年1月第2版），由其弟子高桥和已选编，时在《吉川幸次郎全集》首次结集之前，后者卷帙浩繁，十之七八关乎中国文学研究，非专业读者难以遍览，不妨以此书尝鼎一脔。
纵观选文，以总论《中国文学史的一种理解》开篇，以结论《中国古典与日本人》煞尾，处理各断代时，既有《唐诗的精神》与《宋诗的情况》式的概论，也有诸如《陶渊明》、《李白与杜甫》等代表性诗人的论述与《阮籍的咏怀诗》、《渔洋山人的秋柳诗》等名篇的解读。令大珠小珠献呈玉盘，自有选家的法眼，展开的却是吉川对中国诗史的总体观。
吉川以自己的同胞视其如中国人为荣，他也许是对中国文化与中国文学最富“理解之同情”的中国学大家。高桥说乃师的学术背后，“有一种支撑着学问的人格化的哲学”，而其对中国文学研究，即“试图通过诗文本身来说明，作为广泛的人类真诚的明证”。在煞尾那篇演讲中，吉川以巴金的《第四病房》为引子（这是以抗日战争为背景的小说），进入对杜甫《月夜忆舍弟》的评析，指出至今读来仍然感动他的，“主要是基于这首诗所包蕴的人性、人道主义”，他进而告诫其国人：“我以为在世界上作为人道主义的重要源泉之一那就是中国文学”。
至于指出宋诗“积极地提倡一种新的美——冷静的美，因而，具有更多的知性、更多的精细观察，尤其是更富于对日常生活的观察”；认为“苏轼是最理解人的渺小的诗人，由于如此熟知人的渺小，他是这样的诗人：其所主张的是大的——称得上伟大的——乐观”。这类他者眼光中的独得之见，所在多有。书中还选有论孔子、司马相如、司马迁与鲁迅的文章，表明在吉川的心目中，中国文学史不啻是一部广义的诗史，而这部《中国诗史》也不妨视为吉川版的《中国文学小史》。
（本文原载2012年7月30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通人之书与妄人之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