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莎贝拉的第五期旅行，已逾花甲，旅期长达39个月，她也因亚洲之旅而最终奠定其旅行家的地位。在这期旅程中，她先后来华三次。第一次在1894年，6月，她从山东芝罘登船，进入辽东半岛，经牛庄抵达奉天。其时中日甲午战争开打在即，她亲眼目睹了驻守奉天（今沈阳）的中国陆军的腐败与落后，“那些本来应该用于购买来复枪的钱却喂肥了经办的官吏，一些有来复枪的部队，却是用于摆设”（363页）。8月，她从奉天脱出，返回芝罘，经天津到北京，10月再从北京经芝罘由海路折回日本。第二次在1895年，从2月到6月，她到过中国香港与东南沿海城市，还沿长江上行到汉口。第三次在1896年上半年，伊莎贝拉有专门的长江之行。在深度考查前，她先到杭州、宁波、舟山转了一圈，然后再从上海溯江西上到汉口，经宜昌入川。在当时航行条件下，她冒死乘船穿越三峡，这个65岁老妇人一往无前的探险精神，不能不让人肃然起敬。在夔州府过完中国年（对当时当地的年俗描写，值得民俗学者重视），她到万县舍舟上岸，开始了陆上之旅。经梁山县（今梁平）、保宁府（今阆中）、梓潼县、绵州（今绵阳）、绵竹、灌县（今都江堰市）到达成都。而后从灌县西北进入藏羌民族地区，经汶川、理番厅，翻越海拔4000多米的鹧鸪山口到马塘，最远抵达梭磨（今马尔康东），这里距驰名中外的九寨沟已经不远。从梭磨折回成都后，她乘船沿岷江经眉州（今眉山）、嘉定府（今乐山），在叙府（今宜宾）进入长江，再由泸州、涪陵、重庆抵万县，顺流返回上海。
不言而喻，在伊莎贝拉中国行里，最有价值的是长江之行。而长江之行的重头戏当推四川之旅，因为宜昌以东相关情况在晚清来华的西人行记中时有所见。至于她四川之旅的探骊之珠，无疑是对川西北藏羌地区的深入考察。归国以后，她发表过《四川省西部の旅》（《四川省西部之旅》）的专论[收入金坂清则编译《イザベラ·バード极东の旅》（《伊莎贝拉的远东之旅》）第2卷，平凡社，2005年6月版]，还在皇家人类学会做过题为《鹧鸪山脉的蛮族》的讲演，并就整个长江之行撰写了一部旅行记。
这部行记的日译本名为《中国奥地纪行》（意即《中国腹地纪行》，金坂清则译，2002年平凡社版），是因同一出版社此前已将其另一部行记《朝鲜及其邻国》译作《朝鲜奥地纪行》，但日译本扉页仍据英文直译其书名作《扬子江流域及其腹地》，其下还有一个副题《关于中国，特别四川省内与梭磨地区蛮子世界的旅行报告》。该书也已有中译本，改名《1898：一个英国女人眼中的中国》，出于营销的考量，改译书名已司空见惯，却有个准确度问题。以此书论，且不说冠以整个中国，范围圈得过大，随性拈出1898年作为年代坐标，更匪夷所思。中译本前言称“意在使人一看就知道是本百年前的老书”，仍让人一头雾水。因为从其旅行年代来说，这书纪事应是1896年；从其出版年代来说，这书杀青应在1899年（书中有好几处提及1898年统计资料或英国外交部报告，原因即在于此）。为何偏偏取个1898年呢？
此书原本40章，中译本删去了其中讲中国基督教布道会的第39章，却不给个说法。如果说，第2章至37章是着者对长江之旅的现场实录，那么，删去的这章以及概观长江流域的第1章，专讲鸦片的第38章与作为全书结论的第40章，恰恰构成此书的核心。实际上，伊莎贝拉的第五期旅行，也是一次“传道之旅”，丈夫与妹妹之死让她更虔诚地热衷于基督教布教与医疗传道活动，试图了解这种布道的实态，是这次旅行的目的之一。为纪念妹妹，她还在保宁府捐建了医院，并出席了开诊仪式（见217页）。毋庸讳言，她对中国与中国人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很大程度就是建立在这种信仰之上的。删去可作为晚清基督教传播史料的第39章，对读者了解其人其旅其书，无疑是一个缺憾。
二、《扬子江流域及其腹地》的多重价值
毫无疑问，19世纪后半期来华的英国旅行家、探险家，以及政治家、外交官与军人，他们行迹所至的区域，都是与其半殖民统治息息相关而引起高度关注的地区。伊莎贝拉作为旅行家之一，也不可能绝对游离于这种意识之外。当时，长江流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尽管她明确反对使用这个词，但还是在题词中把这部《扬子江流域及其腹地》献给了其时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然而，读者如果脱去意识形态的有色眼镜，这部旅行记也许能从更多角度呈现其丰富的价值。
这部旅行记里有一个发人深思的文化现象。伊莎贝拉在上海、杭州、汉口乃至内地像成都这样的大城市，基本上没有因是洋人而受到投掷石块、肆意谩骂的遭遇。但在宜昌以及四川中小城镇，例如梁山、绵竹、彭山、灌县与泸州，反而因排外情绪的狂热煽动，一再被污蔑为“吃小孩的”。在梁山县城，“有1500到2000壮汉，由某个文学之士率领”（170页），围攻她入住的旅店，愤怒的民众差点置其于死地。再看她在彭县罗家场的自述：
人群发现了我的滑竿，视为奇事，是件可恨的事，整整两千人冲下卵石河岸，冲上这一面来，他们挥舞着棍子和扁担，喊叫、嘲骂，吼着“洋鬼子”和“吃小孩的”，叫轿夫放下轿子。……石头像冰雹似的砸在轿子上，一块大石头猛击在我的耳背上，打得我朝前跌倒，晕了过去。（242页）
而在更为边远的藏羌地区，人们虽对洋人感到好奇，却真诚相待，她也从未受到过些许人格侮辱。如果说，前者因风气已开，理性行事，后者仍民风淳朴，本真待人，相形之下，那些处于风气将开未开的夹心层面，也许最容易受到盲目的排外主义与狭隘的民族主义所煽动，其中包括类似率领围攻的“某个文学之士”。伊莎贝拉是一个教徒，她在梁山与彭县受到围攻确是无辜的，所幸死里逃生，未酿成另一次教案。这就让人感到，对中国近代许多教案，是否也该换个角度去思考呢？
伊莎贝拉的旅行记不乏自然风光的细致刻画，自然的壮美与恐怖，无与伦比的植被，山岳河谷的地貌风景……在其鲜活的笔下宛然在目。但她显然更关注人文的内容，对川西北地区的边缘性、神秘性及其与内地在社会文化上的异质性，对这些与近代文明基本隔绝的社会空间及其弱者群体，她以他者的好奇与同情的理解，敏锐地观察与深入地思考着。尤其对藏羌地区“边境的多重性”，诸如村落的布局与形态，附着于居住点的碉楼与民居的构造，伊甸园式的美好光景，集市、流通与少数民族的日常生活，藏羌民族在与汉人混居同时却依然保持着独自的文化、习俗与喇嘛教……她都留下了富于现场感的传神描写。伊莎贝拉以自己的旅行与行纪，为百余年前四川地区，尤其川西北藏羌地区的自然环境、生产基础、物质文化、精神文化、社会与历史，留下了社会史、民族志、宗教学、民俗学与人文地理学等诸方面的珍贵材料。
尽管不可能完全摆脱偏见，但伊莎贝拉对中国与中国人有着真挚的同情与充分的好评。她说：“在我所了解的东方妇女中，我更喜欢中国妇女。她们有很好的素质，有毅力。”（205页）她赞扬三峡纤夫的勇气、忍耐力、刚毅、镇定、善良，“把这个阶级视为中国人非凡精神的代表，这种精神产生了中国并使之成其为中国，这种精神使中国人在东亚和美国西部的任何地方成为昌盛和成功的移民”（110-111页）。
伊莎贝拉谴责包括英国在内的西方国家：
在“门户开放”、“势力范围”以及“利益”的热浪声中，我们毫不讳言自己的无厌贪婪……我们怀着“无忧无虑”的心情同其他欧洲帝国一道前进，为了商业的利益毫不犹豫地破坏世界上现存的人类最古老的文明。（13页）
她告诫道：“西方理念发现自己面临的不是野蛮民族，也不是邪恶的道德伦理，而是博大精深的古老文明，并且尚有生机，虽然它不尽完美，却有许多值得我们敬重和赞美的方面。”（13页）她深信并预言：“这不是一个衰落腐朽的民族，当它学到我们的科学和制造业的某些方法时，我们将不得不遇到严重的竞争。”（16页）
伊莎贝拉揭露了晚清统治的腐败与黑暗：“我获悉，这些官员在四川的毒品方面作了大量的投资，他们沿途不纳税，在北京大获其利，而由倒霉的地方官员承担运费。”（324页）与一般殖民者的偏见不同，她“不相信中国在衰落”，在她看来：“所谓衰落是政府的管理。人民是正直的，而官吏是腐败的。”（362页）为了印证自己的判断，她还借用了民谣“文官都是三只手”，满腔义愤地指出：
形形色色的贿赂、贪污、侵吞公财已经流为习惯势力，国家收入的十分之七被官吏的“三只手”攫去，分配给公共工程、修缮、军事和海军装备的总金额，在到达目的地的途中要遭到巨大的损耗，以致中日战争中“一个有腐败政府的正直的民族”轻而易举被“一个有正直政府的腐败的民族”所制服。（363页）
伊莎贝拉说得一语中的：“一个有腐败政府的正直的民族”，不正是中华民族挥之不去的噩梦吗？
三、历史行记的再验性释读
旅行记保存了旅行者对当时当地地理人文的客观认知，为后来的认知者提供了实录性史料，其史料价值不言而喻。唯其如此，近年以来，历史上的旅行记，尤其来华外国人的中国游记，日渐受到重视。中华书局策划出版“西方的中国形象”丛书（这套书是上世纪末时事出版社“西方视野里的中国形象”书系的旧版新作），其中英国阿绮波德·立德《穿蓝色长袍的国度》，就颇似这类旅行记。山东画报出版社推出的“清史编纂委员会编译丛刊”，有美国威廉·埃德加·盖洛的《扬子江上的美国人》与《中国十八省府》，也具备旅行记的要素。
然而，旅行记毕竟蕴含着旅游者主观体验成分在内，其中的认知难免因幸运的传承而被过分强调与放大。后来研究者在利用历史上的旅行记时，面临着史家使用文字史料相似的困境，一方面不得不利用其中的客观成分，另一方面又必须剥离其中的主观性因素。这是阐释学必须面对的问题。也就是说，只有研究者与行记作者在认知上获得“同感”，体悟与领会当初认知者的情绪心态、角色身份与社会背景等因素，才有可能了解到前人有关地理人文认知背后所体现的真实情况。
对此，金坂清则在《イザベラ·バード极东の旅》（《伊莎贝拉的远东之旅》）日译本里指出：“阅读游记，就是研读其间记述的行旅，解读其旅行者，判读行经的场所与地域，释读旅行的时代。”（2卷407页）作为人文历史地理学者，他认为有必要改变旅行记的读法，在探求其记录性同时，重新发现前人之旅及其行纪的超人魅力与丰富内涵。为此，他循着伊莎贝拉的行踪，在世界各地寻访其各时期的旅迹。
这里且说伊莎贝拉的四川之行，金坂教授与钟翀博士在2002年暑假与2003年3月两次踏勘前人的旅踪，先后发表了《四川省奥地之旅》[京都大学《地域と环境》（《地域与环境》）2002年3月号]与《イザベラ·バードの四川の旅（1896）をたどる》（《寻踪伊莎贝拉的四川之旅（1896）》）（同上2007年3月号）。这种旅行，英语称之为“twin time travel”，日语用假名直接移译，中文也许可以译作“再验之旅”。他们的“再验之旅”有两个目的。其一，旨在改革开放急剧推进的形势下，从社会学角度有意识地考察双重的“中心—周边性”：一是位于东部沿海的中心地区与四川省为代表的周边地区的差异，一是四川省境内的中心地区与其周边地区的差异。其二，在同一景观或场所，隔着不同的时代，体验前人旅行记里所蕴涵的情感、认知与思想，也就是“追踪式地去体验过去旅行记里所描写的行旅，同时体味现在与过去两个时空的旅行”（《中国奥地纪行·解说》）。这种“再验之旅”，虽以先行者及其旅行记为前提，但再验者必须有自己独到的意图，在旅行中，再验者与先行者以旅行记作媒介，在共有那同一场景的瞬间，品尝不期而至的醍醐之味。有意思的是，他们在“再验之旅”中找到了伊莎贝拉在百余年前拍摄的许多实物，其中梭磨土司城历经岁月风霜，原来拱卫两座碉楼的城堡已荡然无存，碉楼也仅残存一座，茕茕孑立，形影相吊（顺带提及，上海师范大学博物馆自2011年4月20日起有为期两个月的《再验之旅：追寻伊莎贝拉的足迹》摄影展，展出伊莎贝拉当年旅途摄影与金坂教授在再验之旅中的摄影，颇多这类沧桑对读的作品）。
这种再验之旅，在各个专业领域里并不鲜见。为了纪念美国探险家克拉克陕甘科学考察100周年，有中国摄影家从2008年起五次沿着“穿越陕甘”之路，在前人同一取景点拍摄当下的风貌，验证百年沧桑，就具有这一性质。虽然旅游业界推出过“唐诗之旅”，商业炒作盖过文学意味；教育界开展过“重走长征路”，宣传效应大于教育意义；但费孝通再访江村，应该是社会学界的佳话；冯其庸寻访玄奘的西域之路，无疑是历史地理学界的壮举：都颇能体现“再验之旅”的学术定位。举一反三，对历史上的旅行记，对这些中外旅行家行经的区域及其时代，如何以一种现场感去把握与体味，不仅对于人文地理学，而且对于历史学、民俗学、社会学的研究，都是一个值得思考的课题。
四、“再验之旅”与历史行记的翻译
金坂清则的“再验之旅”，旨在让自己对伊莎贝拉旅行记的译注臻于完善，成为一项厚重的实证性研究。这种实证性充分体现在日译本《イザベラ·バード极东の旅》（《伊莎贝拉的远东之旅》）译注中。其中《中国写真集》与《极东の风景》（《远东之风景》）是两部摄影集，包括伊莎贝拉在中日朝实拍照片120张，其中中国为97张（有部分重复，《扬子江流域及其腹地》英文原本所附照片都选自其中）。金坂教授对尚能找到的伊莎贝拉在中日朝的取景地，几乎逐一证诸“再验之旅”，大大提升了两部影集译注的学术附加值。限于篇幅，仅举一例。他对《中国写真集》中那张通往紫禁城的照片译注说：“实地调查的结果，这张照片，是在正阳门东西延伸的城墙上，正阳门东约50米附近拍摄的，……现在这一地点建着毛泽东纪念堂”。（1卷215页）正是这种耗时耗力更耗钱的“再验之旅”，他才成为当今日本研究伊莎贝拉旅行记的第一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