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个问题，我们的史学怎样走向大众。《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的作者姜鹏先生，这位百家讲坛上最年轻的讲解者，做了让历史学走向大众的很好尝试。对百家讲坛，褒贬都有，评价不一，包括在百家讲坛上走红的袁腾飞，我也写文章批评过他的《历史是什么玩意儿》中囯古代史部分，对他那书里有的历史观，有的论点，有些史实，提出了质疑。但这并不意味着连带否定他在百家讲坛上的讲史方式。我不同意他的观点，但维护他讲史的权力，也肯定他讲史的方式。百家讲坛既然是一个平台，各个人文学科都可以有效地用来说古论今，而且应该在利用方法与效果上不断有所创新。
历史学走向大众，学者就是要承担起一种社会责任。这种社会责任，就是要让大众有一个最起码的良知，有一种最基本的常识。现在，有些传媒向大众灌输和传播的一些东西，恐怕离良知和常识还有很大的距离。我这几年在报纸上面写些东西，我自己说，这都不是不朽之作，只是些速朽文章。但我认为，学者做一些史学常识与史学观念的普及工作，就是一种社会担当。譬如太平天国，有人说我在《东方早报·上海书评》上写的《人间何处有天国》，只是宏大的叙事，讲的多是些常识。但我认为，常识很重要啊！对太平天国，应该有一个总体看法，它的发生自有其深刻内在的历史背景，就是腐朽王朝官逼民反，整个社会环境逼得老百姓起来造反。而在鼓动造反之前与以后，那些领袖们在其间上下其手，把自己的私货掺杂在里面，然后促使革命变质，这是另一个问题。我们既不能因为肯定第一点而遮蔽了第二点，也不能因为揭露第二点而否定了第一点。我要强调的就是这两点常识，而这两点常识自有史家的现实关怀在里面。有人批评说，你讲的都是常识问题。我说，我之所以强调这些常识，是因为现在有人连这种起码的常识都是视而不见或有意抹杀的。
在走向大众的过程中间，史学也能够出现精品。西方或日本有些史学名家，通俗作品也写得很好。有一个日本学者叫做石田干之助，他写过一本《长安之春》，是写唐代历史的，他把李白、白居易等诗人与长安有关的诗歌，和整个长安的风俗与历史都融汇为一幅图景，文笔优美，至今还是为人称道的传世名着。至于中囯史学名家中，张荫麟的《中囯史纲》，吕思勉的《三国史话》，吴晗的《朱元璋传》，蒋廷黼的《中囯近代史》等等，更是大家耳熟能详的走向大众的精品。不妨把史学前沿研究称之为精英史学，而把史学既有成果走向大众的普及工作称之为大众史学。如果同意这种分野的话，好的精英史学固然可以成为经典，好的大众史学也同样可以成为经典。
三、历史观决定价值观
第三个问题，特别说说《汉武帝的三张面孔》的读后感想。以司马迁、班固和司马光三大史家对汉武帝的不同描述作为切入点来谈汉武帝，这个设想值得肯定。这样的方式，比起此前百家讲坛仅就某个专题、某个人物简单地展开故事，要有意思，其史学的含量也丰富得多。
司马迁、班固、司马光这三大史家是在不同的时代，对中国历史上这位了不起的帝王，做出了自己的一个认识、一个把握、一个还原。他们的史着中都蕴涵了他们对各自所处时代的现实关怀，也体现了他们各自的史观与史识。所以，这次讲座，就不仅仅是通过讲故事，给读者、听众以教益，更是旨在启发读者、听众如何去解读历史，读史书时如何去把握史学家的历史观，包括他们用什么方法、什么眼光去理解历史的。这个创意，应该说比此前的百家讲坛要高出一头地。
任何史学着作，不管是专业的，还是通俗的，都内含着一个历史观念。在史学研究里，总必须对研究对象做出一个总体的解释，这种总体的解释，必然借助一种历史观来给以把握。就像自然科学需要提炼出一个带理论性的规律，以便对研究对象作总体的解释。你没有理论穿透力，实验做得再多，不过是实验，提升不到规律的层次。当然，人文科学研究已经日渐摒弃规律说，但总体的解释还是必须强调的。
《汉武帝的三张面孔》可以给读者和听众很多启发。比如关于西汉王朝的“大国崛起”，就让人联想到当今世界的中国崛起。这里就牵涉到史学研究的价值观问题，而历史观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了价值观。秦汉时代是中囯古代史上大国崛起的时期，但这种大国崛起，对每一个个体带来多少好处，对当时的民族或者人民带来多少好处，都是值得深入反思的。我记得有个作家写过一部《大秦帝国》，狂热讴歌秦始皇的铁血文明。上海有位历史学家问他一句，让你作为一个老百姓生活在那个时代，你愿意不愿意？这一发问是基于现代文明的史学观与价值观，问得相当深刻，与不加分析地膜拜秦汉大帝国崛起的态度，就有夏虫不可语冰之感。我们目前面临着价值观的选择，有人往往用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与人之间的平等、独立、自由等等普世价值观完全对立起来。而那种过度强调的所谓国家主义和民族主义，正是当下应该保持理性警惕的东西。比如说，文化繁荣是能够通过行政命令来繁荣的吗？我写过一篇《汉武帝时代文化大繁荣的本质》，汉武帝虽然也造成了一点文化繁荣的虚假表像，但这种繁荣是为他那个时代唱颂歌的，那些歌功颂德的西汉大赋现在还有多少可读性？而司马迁的《史记》，是在走出了文化繁荣的约束以后，才成为千秋不朽的“史家之绝唱”。
在面向大众的历史读物和讲座里，传递一种价值观，是十分重要的。反对影射史学是对的，但历史学总会有一种古今关照，有人把它说成影射史学，恐怕是表述的混乱。问题的关键在于，你在研究历史或解读历史的过程中，歪曲或隐蔽了有关史实没有。我的有些文章，也有同行就开玩笑说：某某，你这是在影射。我说：“你是搞宋史的，你看我写宋史的书评或文章，哪一句论述是不符合宋史事实的。”历史这个东西，古今往往会生出某种通感，这种通感，你可以借用克罗齐的名言说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你也可以开玩笑地说这是在影射。另外，必须强调的是，在言论不开放的时代，影射史学固然还是要不得的，但史学的古今关照却绝对是必要的。
四、一点建议
《上海书评》有对姜鹏书房的专访，说他把《通鉴》的书脊都读得开裂了。他对《史记》和《汉书》，应该也下过苦读的工夫。这次讲座也好，这本书也好，确有不少亮点，例如卫青与霍去病的异趣问题，对汉武帝与他儿子关系的分析等等，都看出作者做过足够的史学准备。可能讲坛有自己的标准与尺度，有些地方没有展开。比如讲到“大侠之死”，实际上汉武帝独尊儒术以后，侠就很快退出历史，而其前的战国时代，侠客是很多的。这是值得深思的历史现象，侠客的消失与独尊儒术大有关系，“侠以武犯禁”，就必须打压、禁止，全国大一统，安定团结，侠客就消失了。另外像“李广难封”问题，最近《历史学家茶座》里有文章说，李广是吹出来。司马迁本人失意，对失意的李广也寄予深切的同情，把他写得神龙见首不见尾。那篇文章有大量的剖析，也不失为一家之言。如果再多网罗这些新成果，写进书里，对读者来说，也许更耐品味。
（本文是在“精英与大众：姜鹏的《汉武帝的三张面孔》新书发布暨研讨会”上的讲话记录稿，载于2012年8月16日《中华读书报》）
让逝去的巨人重新活现——访《司马光新传》作者程应镠先生
客：人物研究从来就是整个史学研究的有机构成部分。您继《范仲淹新传》后又推出了《司马光新传》（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您如此致力于历史人物传记的研究，对其社会作用一定思考得很多。
主：在《历史研究》创刊三十周年征文时，我写的《谈历史人物的研究》谈过这个问题。每个杰出的历史人物，都是他那个时代的缩影与时代精神的代表，优秀的传记作品确可通过一个人物反映一个时代，例如吴晗先生的《朱元璋传》，邓广铭先生的《岳飞传》，无不如此。历史人物研究的意义还在于它社会效应的广度，是其他较专门课题（例如制度史、经济史等）所无法比拟的，历史传记在史学成果中无疑具有最广的读者覆盖面，显而易见，邓先生的《岳飞传》远比他的《宋史职官志考证》拥有更多的读者。社会上一般的男女老少了解历史最简捷的途径是通过对历史人物的了解，史学工作者应该充分重视这一点。
我国古代史学早就有与教育携手发挥历史传记的社会教育功能的优良传统。从二十四史的忠义传、烈女传，到选取历史人物嘉言懿行编成的《蒙求》、《三字经》等等，无不强烈表现出这一传统。要教育我们的人民和后代有理想、有道德，这一传统应该发扬，并拿出比《高士传》、《三字经》更高明的东西来，这才有助于中华民族优秀道德的继承与光大。道德继承永远是具体的，这一方面是指地主、资产阶级某些具体的道德准则仍可为今人所认同；另一方面是指每个杰出的历史人物的道德规范总是具体地、侧重不同地为后人所继承，例如范仲淹的“以天下为己任”，司马光的“专利国家，不为身谋”（69页）。
客：这才是一种最深沉的民族文化的积淀，也许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罗素才呼吁“沉思默念那些逝去的巨人吧！”您先后选取两位宋代人物作为传主，除了宋史专家的擅长外是否别有原因呢？
主：我对魏晋南北朝史也下过工夫，写过一些论着。不过，既然是为现世人们提供最具体的道德楷模的历史传记，对传主选择自宜有严格标准。与其他朝代相比，宋代是士大夫最受重视的朝代，他们的自觉意识空前崛起，理想人格基本铸成。纵观中华民族那些逝去的巨人行列，宋代人物中以功业彪炳史册的并不多见，相反以人格的力量、道德的光彩令后人仰止的，却远较其他朝代为多，例如范仲淹、司马光、包拯、文天祥……即使王安石这样有争议的人物，作为政敌的司马光仍称他“节义过人处很多”（203页）。这是值得注意的现象，难怪严复曾说：“若研究人心政俗之变，则赵宋一代历史，最宜究心。”除去理学影响外，还有从更广阔的视野上去研究的必要。我之所以选两位宋人为传主，除其自身人格的光辉外，也有这层用意在，至于效果如何，尚不敢自信，更寄期望于来者。
客：西方有位哲人说过：“理解这些伟大的人物，用他们崇高的理想来滋润我们，用他们真挚的圣火来照耀我们，免得我们走入迷途。”但这只有真实才能感染读者。历史真实，一是指表象真实，诸如传主的生卒年月、体貌行实、社会关系、生活环境等，这些并不难做到；一是指真切准确地传达传主的精神，这点很难把握，有时仅凭文献是无法复原传主神韵的。读完《司马光新传》最后一句话，“元佑诸臣，在哀思之中，对未来充满了忧疑”，感到您不仅对传主，甚至对传主周围人的表现都达到了神韵的境界，不知您是怎样把握这点的？
主：对司马光，我以为可从三个不同视角去理解与把握他。一是思想、人格的层面，二是政治层面，三是史学层面。后两个层面较受学术界重视，而前者却注意不够。实际上，司马光在思想史上也不容忽视，尽管他的思想还没有濂洛关闽诸家系统博大，却自有特色。我采用了与传记体裁相宜的方式，写到了他的《葬论》（51、147页）、《疑孟》（149页）、《迂书》（148页），论述了他性混善恶的主张与集注扬雄着作的用意（148-149页）。对司马光人格的光彩，例如他强调做人最要紧的是“诚”（2页）、入仕当“以天下安危为心”（9页），做谏官应“专利国家、不为身谋”（69页）等等，我不但通过司马光经历的从熙宁到元佑间的宦海风涛去刻划，更着力通过他日常的行事言谈予以烘托。
至于从政治层面把握司马光，学术界是仁智互见的。正如王安石变法最难取得共识一样，对司马光在政治上是非功过也最难平章。《司马光新传》对此是无法回避的，我也自有见解的。司马光并不一概反对变革，他也“以为应当变，但要变之以渐”；在变的方式上他主张“要急于得人，缓于立法”（90页）。然而，人物传记不是学术论文，怎样才能准确传神地把握传达出司马光来呢？《管锥篇》曾说“史家追叙真人真事，每须遥体人情，悬想事势，设身局中，潜心腔内，忖之度之，以揣以摩，庶几入情合理”，是深得史家三昧的。我不取正面议论、表达观点写法，而是循着司马光对新法的认识思路，“设身局中”，“遥体人情”，叙述他“以救天下之民”为初衷（103页），在熙宁时与王安石力辩新法利弊的言论，在元佑初匡正王安石新法诸弊端的决策。这样写来，尽管不作正面评价，但倾向是明确的，而且与传记形式是融为一体的。
客：对传主的史学成就，学界异议较少，但在传记中表现仍有一定难度。倘失于剪裁，就会写成一篇论述司马光史学的板滞的论文，既使一般读者不堪卒读，又与传记形式扦格不合。您在《司马光新传》中浓墨重彩地用了三节篇幅，写其《史学的顶峰》，其中对宋代史学“既远逾汉、唐，也不是明、清所比”的评价（151页），以及对包括《资治通鉴》在内的中国古代史学的“长于治人”的评价（153页），都是真知卓见。您从《资治通鉴》主编与助手的关系娓娓道来，而后叙及《资治通鉴》作法、凡例、取材及《稽古录》、《涑水纪闻》等其他史学成果，读来毫不枯燥。在以《资治通鉴》“臣光曰”为基干论述评点司马光思想的那一节，凭借着深厚精湛的史学素养，更是写得挥洒自如。
传记作者为使那些逝去的巨人活现起来，研究方法与表现手段都必须讲究。我注意到《司马光新传》与《范仲淹新传》在表现手法有一个明显的共同处，那就是力图在历史人物与群体关系的发掘中，使传主的个体研究获得更为广阔真实的社会背景和时代氛围。这种另辟蹊径的尝试，因有传主与其同时代人关系的浮雕作为背景衬托，也许更使传主具有一种立体感。
主：不过，也有论者褒贬兼有地认为：《范仲淹新传》与《司马光新传》颇近于一册宋史了——当然是宋史的一段。实际上，我也不主张历史传记背上过于沉重的负荷，把传主所处时代的所有政治历史都囊括其中，而传主本人则反而深深沉埋在纷纭的人、事关系之中。但是，像范仲淹、司马光这样的时代巨人，前者倘若离开了庆历新政的人、事关系，后者倘若离开了熙宁新政与元佑更化的人、事关系，是既反映不了时代，也勾勒不出传主的。“人的本质是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我以为，借助个体与群体的关系的研究来描写传主，可对传记着作的旧模式来点突破，也符合上述社会学的着名原理。当然，在处理个体与群体的关系上有个调适度的问题。怎样把握这种适度，每个作者乃至每个读者显然不会只有一种标准。哪种标准最合宜，是可以进一步探讨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