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在前克格勃干过，曾声言“要为苏联时代自豪”，也在情理之中。而作为威权型的政治家，对当年唯一能与美国叫板的苏联轰然解体，他也深感痛惜，直到2005年还认为，这是“20世纪最严重的地缘政治灾难”。俄国反对派据此抨击他在前两届总统任内试图粉饰前苏联的独裁历史；而原苏联体制的拥趸们却以此作为坚持旧模式的说辞之一。来自相反取向的这些误读，至少都有断章取义片面诠释之嫌，委实让普京有点儿抱屈叫冤。
实际上，早在叶利钦时代担任总理时，普京就坦承：“苏维埃政权没有使国家繁荣，社会昌盛，人民自由。”他说：“无论承认这一点有多么痛苦，但是我们将近70年都在一条死胡同里发展，这条道路偏离了人类文明的康庄大道。”（陆南泉：《告别斯大林主义》，转引自中囯社会科学院网站）。
2000年，普京以代总统身份竞选总统时，引用了当时俄罗斯民谚说：“谁不对苏联解体感到惋惜，谁就没有良心；谁想回到过去的苏联，谁就没有头脑。”这应是其最初的肺腑之言：他的政治生涯起步于前苏联体制，所以有前半句的表态；但他对转型有一个基本底线的认识，所以才有后半句的棒喝。至少，普京已经正视历史：过去是病根，而不是药方，绝不能倒退到过去。
2006年，时任总统的普京提议为高年级中学生编写一部“非苏联味”的历史教科书。他希望被誉为“俄罗斯良心”的诺奖作家索尔仁尼琴完成这一大业。但终因索氏年事已高，最后由安德烈·鲍里索维奇·祖波夫主编了《二十世纪俄国史（1894-2007）》。索尔仁尼琴在出版前审阅并修改了相当一部分书稿。据报道，出版以后引起轰动，不到一年再版数次，原因就在于尊重历史真实的“非苏联味”。
毋须赘述索尔仁尼琴其人其事，他在国外出版了《古拉格群岛》，以亲身经历与同时代人的相同遭遇，描写了斯大林统治下的劳改集中营。这部被誉为“人类尊严的纪念碑”的作品，如今已成为人类反独裁的不朽读物（写出《夹皮沟记事》与《定西孤儿院纪事》的中国作家杨显惠曾说过：中国作家全部作品加起来，其分量不如一部《古拉格群岛》）。索氏荣获了1970年诺贝尔文学奖，却因最高当局阻止，未能亲赴奥斯陆领奖，他对外界发表了书面领奖演说，结尾的名言广为传诵：“一句真话能比整个世界的分量还重。”他所做的这一切，连同说真话的三大卷《古拉格群岛》，让当时苏联最高统治者勃列日涅夫恼羞成怒，1974年他被驱逐出境，流亡异国20年，才回归祖国。
2007年，普京特意在俄罗斯独立日亲自登门拜访索尔仁尼琴，并将份量最重的国家贡献奖颁给了这位饱经异议的诺奖得主。据说，叶利钦也曾打算为索氏颁奖，却横遭其白眼拒绝，作为其继承人，普京却终于赢得了“俄罗斯良心”的青眼。这年，普京还以总统身份参加了纪念苏联“大清洗”运动中受迫害者的公开活动，明确强调“政治理念应该是建立在基本的价值观念之上”，公开认同普世价值。
2008年，索氏去世，其遗孀索尔仁尼琴娜将三大卷《古拉格群岛》缩编为一个适合中学生的版本，建议国家将其列入中学生阅读书目。2010年，特意选在俄国“大清洗纪念日”（10月30日）前夕，时任总理的普京会见索氏遗孀，感谢她的提议并准备了这本书，告诉她政府已做出决定，将在“大清洗纪念日”前一天向中学生发行这部书。他还指出，“这是件里程碑式的大事”；“不了解书中所讲述的一切，我们就不会彻底了解我们的国家，也很难想象未来”。
这年的“大清洗纪念日”，俄罗斯几十个城市同时举行纪念活动，追悼斯大林统治下受迫害的死难者。其中包括在原克格勃办公大楼前排队宣读当年遇害者名录，作为仪式的象征，俄罗斯总统人权事务全权代表率先登台，宣读了当年10名被处决者的第一批姓名。
而梅德韦杰夫在这年卫国战争纪念日接受采访时更是明确指出：“斯大林针对自己的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虽然说他在管理国家方面作了很多工作，虽然在他的统治下，前苏联取得了一些成绩，但他对自己的人民所犯下的罪行是无法饶恕的。”其时，梅氏还在总统位上，但作为普京的影子与铁哥，他的这番话无疑应视为两人的共识。梅氏还指出：“坦率地说，苏联政权……只能称为极权政权。在这个政权统治下，基本的权利与自由受到压制。”（转引自2012年4期《同舟共进》陆南泉《再看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总统下属的人权委员会向他提出了一项激进的去斯大林化方案，其中提议，禁止任何公开否认原苏联极权专制制度犯罪行为，或是为这种犯罪行为辩护的人在政府或国家机关中工作。
普梅联手，通过国家行为，颁布有力政令，借助多种形式，清除历史包袱，让历史真相永远成为全体国民刻骨铭心的集体记忆。这种做法，不能不让我们刮目相看。
不仅在意识形态领域里去斯大林化，在反腐问题上，普梅也率先示范，敢于从自己做起。2008年12月，梅德韦杰夫签署《反腐败法》，自次年起俄罗斯开始执行官员财产申报公示制度。时任总理的普京与总统梅德韦杰夫分别在政府与总统府网站公示个人财产与收入情况，至今已是第四个年头。普京还发狠话：不愿意公开财产的官都是贪官，不愿意公开财产的就开除。
邓小平在会见波兰原统一工人党领导人雅鲁泽尔斯基时曾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确实，改革开放前的中囯与斯大林主政后的前苏联，尽管在具体历史上，两家还有各自的特色与走势，但在政治体制度与意识形态的基本面上，无疑是一个葫芦两半的瓢，伯仲之间彼此彼此。难怪在上世纪五十年代前期，中囯老百姓曾尊称对方为“苏联老大哥”，还流行这么一句话：“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囯的明天。”倘若扪心反思，在相关传统的历史悠久与文化深厚上，中囯也许还是前苏联的大哥辈，在面临转型时背上的历史包袱也许比咱们的邻居还要沉重。
现在，我们已经完全没有必要像当年中苏蜜月那样，一切唯其马首是瞻，但还应该有孔子倡导的器度与眼光，“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普梅哥俩一再互换场地大秀“二人转”，自然不足取（但在苏联解体后，至少在形式上，多党竞选与全民直选的民主机制得以确立并延续至今，普京倚恃的只是他所在的统一俄罗斯党一党独大而已；即便如此，在其就任总统前一天，至少还允许百万反对派举行抗议游行）。至于表彰饱受异议的诺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为下一代的教育编纂“非苏联味”的真实历史的教科书，设立“大清洗纪念日”向全体受害者举行国家追悼，普京在清算斯大林主义与去斯大林化上的所作所为上，其义无反顾的决断与雷厉风行的力度，都让人不容小觑。作为一个高明的政治家，普京当然明白，倘若拒绝清算这些历史旧债，正如他所说，俄罗斯“也很难想象未来”。
目睹昔日的“老大哥”业已放下包袱，轻装上阵，对曾“以俄为师”的囯人来说，索尔仁尼琴在领取诺奖的书面演说中有一段话，恐怕大有必要三复斯言：
一个国家能正确而概括地学习另一个国家真正的历史，而且好似它也有同样经历般似的，以这样的承认和痛苦的意识的力量来学习，这样一来它也就得以不再重复那些相同的残酷的错误。
（本文原载2012年5月21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题为《普京是怎样清算历史旧债的？》）
向格拉斯致敬
之所以要向君特·格拉斯致敬，主要不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的原因，而是他在回忆录《剥洋葱》里所表现出来的反省的勇气。《剥洋葱》原版是去年问世的，今年已由译林出版社引进出版，时效上相当及时。此书甫出，在德国引起轩然大波，指责他长期隐瞒经历。在德国，对纳粹的清算不遗余力，这一指责自有其道义上的合理性。然而，揭露自己过往的过错，对一个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来说，都不是轻松与容易的事。格拉斯自然也不例外。
《剥洋葱》的书名是一个比喻，就来自作者得诺奖的作品《铁皮鼓》的描写：各色人等在战后匮乏的年代里，花高价到洋葱地窖夜总会去剥洋葱，借洋葱味的刺激让自个儿痛哭流涕，回忆平日不愿回忆的过去。在这一黑色幽默中，格拉斯对战后人们拒绝反思表达了不满。可以想见，此时的他，也在对自己进行着灵魂的拷问。最后，他终于自曝六十年前参加党卫军的经历。旁人可以用更高的要求说他的曝光过于迟到，但对他来说，尽管战后“避而不谈，保持沉默，但是，负担依然还在”。这次，他自剥洋葱，则是深刻反省后终成正果。
二战结束不久，格拉斯的同胞、思想家雅斯贝尔斯发表了《罪责问题》，表达了他对二战的历史反思。他提出了区分四种罪过的概念：刑事罪过，指直接参与法西斯杀戮行为；政治罪过，指虽未具体杀人，但参与了法西斯战争，他认为，二战后幸存的德国公民都负有政治罪过；道德罪过，只是那些在道义上认同法西斯主义的个别人；形而上学罪过，指从思想理论上鼓吹法西斯主义。这四种罪过并非每个德国人都有，其程度是由低层次向高层次递升的。例如，也是格拉斯的同胞，着名思想家海德格尔在二战中不仅与纳粹政权合作，而且从哲学思想上鼓吹纳粹主义，就不仅有道德罪过，而且还必须承担形而上学罪过。
以雅氏的罪责论来衡量，格拉斯“没动手干坏事”，没有刑事罪过，但参与了法西斯战争，应该承担的，也就是每个战后幸存的德国公民都不能推卸的那份政治罪过。问题的关键是对这种全民性的政治罪过的反省态度。格拉斯说得很实在：“要找借口的话，唾手可得。”然而，他最终反思道：“自称当初无知并不能掩盖我的认识：我曾被纳入一个体制，而这个体制策划、组织、实施了对千百万人的屠杀。即使能以没动手干坏事为自己辩白，但还是留下一点儿世人习惯称为‘共同负责’的东西，至今挥之不去，在我有生之年肯定是难脱干系了。”这种对政治罪过的深刻反省，真可谓一挝一道血，一鞭一道痕，才是真担当。也许正是全体公民较普遍地具有这种政治罪过的反省精神，德国对纳粹法西斯主义的清算就比较彻底，赢得了世界的谅解与尊重。
在日本法西斯形成过程中，有一次臭名昭着的“大逆事件”。1911年，日本当局以所谓“大逆罪”处死了无政府主义者幸德秋水等11人，社会舆论却噤若寒蝉，对法西斯主义的抬头“集体失语”。事后，着名文学家永井荷风对自己未能像左拉那样对德雷福斯事件中仗义执言而羞愧不已，他也自剥洋葱道：“面对这一事件，自己没有发言，对一个文学家来说，是良心上难以忍受的痛苦。”以雅氏罪责论而言，永井自认为在“大逆事件”中负有道德罪过。正因有此反省，在日本侵华前夜，荷风不仅毅然辞去帝国艺术院会员的头衔表示消极的抗议，而且指出日本当局“无异于将现代日本带回到欧洲中世纪的黑暗年代”。当然，这种反省后的自觉，来得太晚，而且完全不成气候，终于没能阻止日本法西斯的战争步伐。
舆论认为，东邻日本战后对罪责的反省，远不能与德国相比。就政府而言是吞吞吐吐，欲说还休，朝野都有死不认账的极右势力，甚至要否定东京审判所定下的刑事罪责。在日本法庭拒绝华人劳工索赔与日本政府拒绝慰安妇索赔时，其判词也总是以战争的特殊状态作为遁词。由此可见，在承担战争罪责方面，日本实在缺乏德国人“剥洋葱”的反省精神。
中国有句俗话，叫做“法不责众”，既然大家都有责任，因而大家也就不必承担具体的罪责，也就不必再去进一步反省自己应该承当的那份政治罪过或道德罪过。我不知道，“剥洋葱”意识在日本的缺位，是否与这种思想逻辑有关？不过，“法不责众”的思想逻辑可是我们的国粹，不禁也让人反躬自问，我们民族是否有自觉的“剥洋葱”精神呢？今年恰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记得在三十年前，也就十年浩劫刚刚结束的那几年，对于十年浩劫中的刑事罪过也有过清算，上有对江青、林彪集团的审判，下有对“文革”三种人的清查。但是，全体国民对于自己在十年浩劫中曾经有过的狂热与追随，可曾有过深刻而痛苦的反思？当时经常听到的说法，是“全国人民都是这场灾难的受害者”，不知多少人轻描淡写地用一句“那是历史环境造成的”，作为回避反省的理由。
最近有一篇书评说，一位中年出租车司机看到有人拿着一本《在“五七干校”的日子》的新书，居然发问：“‘五七干校’是什么学校，在哪儿？”书评作者感慨系之：“‘集体失语’固然可怕，‘集体失忆’才更可怕！”实际上，昨天的“集体失语”会造成今天的“集体失忆”，而今天的“集体失忆”又会造成明天“集体失语”，两者是互为因果的。而究其原因，则是国民与民族“剥洋葱”精神的缺失。我想，从那十年走过来的人，都应该反省：自己在其中有没有格拉斯所说的应该“‘共同负责’的东西”，而不是以当年“年轻无知”、“不知内里”或者“毕竟是书生”之类说辞来自我开脱或辩解。总之，有了每一个过来人的“剥洋葱”的回忆，才有可能保存整个民族的集体记忆，整个民族才不至于集体失语。就在这点上，也该套用一句那十年中的时髦口号：向格拉斯学习，向格拉斯致敬！
（本文原载2008年3月9日《南方都市报·阅读周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