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幼垣认为，以小说研究的文本阐释而沦，“架空晁盖的讨论可以帮助我们理解《水浒》的本质和探索它的演变原委。但若政治挂帅，另怀目标，这种讨论很易失之毫厘，谬以千里”。毛泽东把晁盖、宋江说成一正一邪，分别代表革命与反革命，如同他发动的批儒评法运动一样，用意是将晁宋斗争对应儒法斗争。
然而，正如李锐指出：“说宋江搞修正主义云云，是超过历史可能去要求《水浒传》，本身也就离开马克思主义观点了。”（《毛泽东早期读书生活》21页）其结果只能像马幼垣所说：“古典小说如此卷入后世政治漩涡，古今中外大概仅五十年代的俞平伯、胡适《红楼梦》事件差可比拟。”但这次“态度更狂妄，政治目标更明显，更不试图利用学术讨论的幌子去作起码的掩饰，无疑是中国文化的一场浩劫，远远超过对一本古典小说的蓄意曲解而已。”
五
实际上，鲁迅对《水浒传》的解读，也不是一维单向的。他对《水浒传》的文学性诠释，主要集中在《中国小说史略》里，而他从社会政治角度对这部名着的解读，则散见于杂文中。即就后一层面言，鲁迅既有关于《水浒》“不反对天子”、“终于是奴才”的批判（也就是评《水浒》运动中最受毛泽东青睐的那段话），也有关于中国还盛行“水浒气”的反思（时下颇有文章批评《水浒传》宣扬滥杀无辜、劫富自享、女人祸水等错误倾向，正是这种释读的延伸），更有“《水浒传》里有革命精神”（《鲁迅全集》第7卷202页）的赞许。
毛泽东自许“我跟鲁迅的心是相通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13册71页），他在号召“《水浒》要当作一部政治书看”时，就进而指出：“它描写的是北宋末年地社会情况。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26页）在鼓吹《水浒传》的革命精神上，毛鲁两人无疑是同调。当然，持此说者还大有人在，连言情小说家张恨水也说过：“中国从来无鼓吹平民革命之书，有之，则从《水浒》始。”（《水浒人物论赞》）所以，我们不必因毛泽东发起评《水浒》运动，而抹杀其关于《水浒》论述中那些合理性的东西。
毛泽东认为：“金圣叹很讲究文章的提笔。”因而不妨重温金圣叹提笔评《水浒传》时的那段话：
开书未写一百八人，而先写高俅者，盖不写高俅，便写一百八人，则是乱自下生也；不写一百八人，先写高俅，则乱自上作也。乱自下生，不可训也，作者之所必避也；乱自上作，不可长也，作者之所深惧也。
毛泽东所告诫的“中央政府腐败，群众就一定会起来革命”，与金圣叹“乱自上作”与“乱自下生”的论断，也堪称是隔代知音，对任何时代的中央政府都不失为一种发聋振愦的提醒与警示！
（本文原载2011年9月11日《东方早报·上海书评》，题为《毛泽东评〈水浒传〉：怎样的政治书？》）
天安门诗话——重读《天安门诗抄》
在纪念改革开放三十年的日子里，《天安门诗抄》似乎也是不该忘却的。这是1976年天安门事件（即四五运动）中人民群众悼念周恩来、抨击“四人帮”的诗选。当时，许多人因创作、吟诵与传抄其中的诗词而横遭迫害。不久，“四人帮”被粉碎，这些诗歌由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以童怀周的署名选编成好几种本子，内部刊印。这种内部流行的《革命诗抄》有多种选编本与翻印本，一时洛阳纸贵，供不应求。1978年12月，应人民文学出版社之约，童怀周根据各种内部刊本选编了这本《天安门诗抄》，华国锋特为题签。时当十一届三中全会之际。
1976年清明前后，人民群众自发地聚集广场，通过创作、揭帖、朗诵诗词的方式，悼念逝世不久的周恩来总理，向着祸国殃民的“四人帮”，呼啸着发起了攻击。改革开放不久，党的决议评价这次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而只有粉碎“四人帮”，才有可能实行改革开放，因而说天安门事件为改革开放导夫先路，也是毫不为过的。
这部《诗抄》在《前言》里曾激情预言：“无论在我国或世界文学史上，它们必将占有光辉的一页。”这一估计太过自信。时至今日，三十年过去了，即便像笔者这样从那个年代走过来的人，除了那首“欲悲闻鬼叫，我哭豺狼笑，洒泪祭雄杰，扬眉剑出鞘”（见该书11页）的着名绝句，也许再也记不起还有什么文学意味的佳作。不但在世界文学史上，即便在百年以后的中国文学史上，恐怕都未必会给这些诗歌特别留出篇幅的。因为这场运动毕竟不是文学运动，那些诗歌也绝少文学价值。但《天安门诗抄》作为诗体史料，却留下了中国民主进程的思想档案与民众心影。三十年后，借助这份珍贵的史料，对当时民众的民主心态作些思考，也许是饶有意义的。
一
与五四爱国运动直揭“外争主权，内惩国贼”的鲜明旗号相比，甚至与解放战争后期“反内战、反饥饿、反迫害”的国统区民主运动相比，四五运动始终没能凝聚成并呐喊出明确、有力、统一的政治口号。相反，这场悲壮的政治运动却拿起了浪漫的文学武器。今天看来，这两者无论如何是有失协调的。对这种古今中外罕有其例的吊诡现象，用古老的“诗国传统”、“诗言志”、“愤怒出诗人”来给出解释，总令人有隔靴搔痒而未中肯棨之感。
实际上，当时的人民已经觉悟到文化大革命是一场“运动群众、愚弄人民”（7页）的民族性灾难，从而吟出“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了”（282页）的诗句。然而，觉悟只是问题的一方面，有没有让人民表达这种觉悟的民主气氛、民主渠道和民主制度，则是更重要的方面。当时，“四人帮”控制了新闻、广播等所有的舆论工具，在完全丧失言论自由的情势下，人民觉悟的心声已经完全没有可能通过现代舆论手段得到直接的表达与传播。但是，“任你广播又宣传，人民自有心里话”（102页），一方面是千百万觉悟了的人民争着要一吐心里话，另一方面则是这种心里话的传布媒介已经被迫退回到了口耳相传、纸笔传抄的落后状态。在这种情况下，与长篇大论相比，短小凝练的诗词显然更适合记忆、背诵、张贴、流播。
与此同时，“四人帮”的专制淫威是更现实的问题：“谁不驯服而挺起胸膛，谁就失去自由的宝剑。”（246页）诬陷，迫害，监禁，甚至死亡，随时可能落到挺起胸膛直声呐喊者的头上。在良心的天平上，一端是国家的命运与民族的前途，另一端则是身家与性命。在专制威权高悬起达摩克利斯之剑的情势下，固然仍不乏以慷慨激昂的政治演说表达鲜明观点的志士，但更多的人宁可选择传统诗词的含蓄形式，或寄托，或隐喻，曲折表达自己的觉悟与心声，希冀鱼与熊掌兼得。只有这样，后人才能同情地理解这场伟大的民主运动竟然奇特地与诗歌结缘联姻，才能深切地体会到这一奇特现象背后竟然是民主荡然无存与专制肆虐横行的冷酷事实。
二
对周恩来的歌颂与悲悼，构成了整个《天安门诗抄》的主题，其主旋律就是以萧何、曹参、诸葛亮等古代贤相来比喻周恩来：“兴邦勋绩胜萧曹”（64页）“万民悲蜀相，千古念周公”（14页），“谁见宰相平民爱，惟独总理第一人”（30页）。在这一主旋律中，民众一方面把周恩来塑述成辅佐明君的贤相，例如“紧跟舵手数十载，功高从来不居功”（29页）云云，一方面也就潜意识地将自己降格为臣民，所谓“人寰尚有臣民在，不许贼子弄王幡”（273页）。这一现象固然可以用诗词不可缺失的比兴来解释，然而以什么作比兴，本身就是内在心态与价值取向的流露。无疑，这是一串与真正的民主并不和谐的音符。
在十年浩劫中，由于周恩来的存在，还能略起解民于倒悬、拯民于水火的作用，因此，他的生死存亡就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安危兴衰。所谓“一身存殁系安危，星殒中天地动悲”（27页），“抢天呼地无答应，更谁重整此乾坤”（58页），便是这种忧疑心态的集中表露。正是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民众或者期望毛泽东能够“任贤斥宵小，国基保安宁”（20页），或者喊出了“迫害邓小平，永远难得逞”（151页），呼唤着邓小平的复出。更有甚者，就是暗暗祈祷周恩来的神灵保佑：“应胜诸葛归神日，英灵不眠护苍生。”（59页）
“亿万人怎么会为一个人哭泣”（105页）？这种中外现代史上并不多见的现象，本身就值得深思。诚然，美国对罗斯福总统的去世，也曾出现过万民空巷举国悲悼的场面，然而这是出于对已故伟人光辉业绩的感戴与杰出人格的钦仰，处于二次大战决战时刻的美国人民对于时局与前途是充满信心的。在四五运动中，民众对周恩来的追悼当然也有敬仰其功业与人格的因素，但更主要的原因却是所谓“圣朝频阙事，何处觅英才”（13页），出于对未来时局的殷忧与对国家命运的担心。在健全成熟的民主制度下，人民大众完全可以通过民主渠道，及时有效地纠正可能出现的“阙事”，也完全可以通过民主程序遴选出符合民意的治国“英才”。因此，四五运动中民众以异乎寻常的悲痛来悼念周恩来的心态，也从另一侧面说明：如果主要是出于对前途的忧虑与对时局的疑惧，出现亿万人为一人哭泣的场面，绝不是现代中国民主化进程的福音。
三
《天安门诗抄》还揭示出四五运动参加者另一种强烈而普遍的心态，那就是民众对这次运动并不抱有民主必胜、人民必胜的乐观信念。他们吟诵的是“功罪早有人民定，是非更有后人评”（273页），“谁要违背人民愿，千古遗臭万人骂”（102页），“近日人潮沸腾，来日天翻地覆”（148页），把希望寄托于“来日”与“后人”，寄托于“千古”的历史，惟独没有现实解决的一席之地。所谓“自有人民写春秋”（81页）这类诗句，倒使人联想起另一句名言：“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这是身为共和国主席的刘少奇在法制陵夷、民主荡然的年代，在其生命弥留之际说出的。在无可奈何将希望交付给历史的背后，表露的却是对现实政治生活中丧失民主制度的彻底绝望。显而易见，民众在四五运动中的那种心态与刘少奇是共通的。
正是对四五运动的直接结果不抱希望，民众或是怒斥那些“妄想篡夺党和国家领导权的叛徒们，虽生犹死，猪狗不如”（187页），或是诅咒江青“谁言献花是旧俗，明朝她死更无花”（39页），只能用空洞的道义审判与虚拟的历史下场，来安抚民意得不到伸张所引起的心理失望。在民主制度健全的条件下，民主运动所体现的民心民意，是完全可以通过有关渠道与相应程序得到反应而导致解决的。民主运动的参加者既没有必要对运动结局悲观失望，更没有必要把希望遥寄给历史与后人。倘若四五运动时，我国的民主制度是健全的，那么，这场民心所向的民主运动就完全应该直接导致“四人帮”的彻底垮台，而不仅仅只是为后来粉碎“四人帮”“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四
毫无疑问，四五民主精神是五四民主精神的继承与弘扬。当时，就不乏把这场运动直接五四精神的诗篇，例如“激昂群情君不见，五四光华指日升”（42页）。但从民众在四五运动中的民主心态来看，还不能说，这场运动把民主精神推进到五四运动尚未达到的高度。这么说，决不是苛求四五运动的参加者，在那种险恶的政治背景下，他们为民主祭坛所奉上的牺牲，与五四运动相比分明沉重得多。然而，他们的民主心态反倒显得不那么健全强壮。其中原因，最切近的，自然可以归结于“四人帮”的专政，更深层的原因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在中国民主化进程中，四五运动是一座值得珍视的里程碑。民众在其中所体现出来的民主心态，虽然是那个时代的产物，但反思之余，似乎可以归纳出三条标准，用来检测我国民众的民主心态是否已经健全强壮，我国民主政治是否已经成熟完善。第一，民众是否直接地——而不是以诗词、谣谚之类曲折的形式——提出自己的民主要求。第二，民众对主要领导人去世（或离任）的关注，是否仍以忧虑时局为其主要动因。第三，民众究竟寄希望于民主进程的直接成果，还是不可捉摸而聊以自慰的历史。
（本文原作于1989年6月中旬，修改稿刊于2008年12月31日《南方都市报》，题为《〈天安门诗抄〉的史料价值》）
普京是怎样清算斯大林主义的？
一周前，普京再度走上克里姆林宫的红地毯，第三次就任俄罗斯总统，随即提名梅德韦杰夫为新一届总理。哥俩对换角色，重玩一轮“二人转”。
俄国社会，自戈尔巴乔夫发轫而开始转型，中经叶利钦，再到普京，政治学界通常称之为“威权型转型”。自那以来，中俄关系就国际外交与社会经济两大领域而言，说得上是渐入佳境。对转型中俄国的政治体制与意识形态，也许本着“尊重各国人民的自主选择”的例话，中囯主流话语回避公开地说三道四。但在某些以邻为鉴的研究中，也颇有议论指责戈尔巴乔夫与叶利钦亲手葬送了列宁打造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
众目睽睽下，普梅哥们把总统与总理的宝座像玩蹬椅杂耍那样地踢来蹬去，无论谁做观众，都有一种智商被低估的戏弄感。难怪早在2005年，前不久去世的美国传奇媒体人迈克·华莱士采访时，咄咄逼人地对普京说：“承认吧，这绝不是真正的民主！”我们不想评判在普梅的治下，俄国是否已然“真正的民主”，却想说说普京对斯大林时代那段历史的态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