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苦心终得美人归
假如我是一朵雪花，
翩翩的在半空里潇洒，
我一定认清我的方向——
飞扬，飞扬，飞扬，——
这地面上有我的方向。
——徐志摩《雪花的快乐》
大上海的灯红酒绿，无法稀释志摩心中的苦楚。就在他一筹莫展的时候，好友刘海粟为这对苦命鸳鸯帮了个大忙。
刘海粟一向反对旧封建的纲常伦理，提倡自由恋爱与自由婚姻。他与陆母同是常州人，陆家对他一直很器重。在北京时，陆小曼还曾拜他为师学习绘画。在得知好友徐志摩与自己学生陆小曼的恋情后，立即慷慨地伸出了援手。
为了劝说王赓离婚，恢复陆小曼的自由身，刘海粟在来到上海后的第三天就在功德林设宴请客。
席间，他慷慨陈词，控诉封建礼教对幸福的迫害。他提倡爱情自由，认为爱是婚姻的基础，无爱的婚姻是违反道德的。并且提出离婚后的夫妻还可以做朋友，保持正当的友谊。
在文明开化的今天，这种观点也许不足为奇，但在封建理念荼毒人心的旧社会，这种想法却没有几人能意识到。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观念早在几千年前就已经深入人心，能有如此高的觉悟是需要心灵高度的历练的。
听了刘海粟慷慨激昂的游说后，早已深感婚姻疲倦的王赓也不想再将这种三角关系维持下去了。他同意与陆小曼离婚，让她去追寻自己的幸福。虽然他依然爱着她，当初一梳齐眉老的吉祥语，在酒酣时渐渐萦绕耳边。
有一种爱，是放手，放弃天长地久的厮守，还你最初的自由。放任爱情，也放任幸福。
终于摆脱了婚姻的枷锁，陆小曼迫不及待地北上，去找已经回京的徐志摩。历尽无数的悲欢离合、苦辣酸甜，两颗执着热烈的心终于走到了一起。
1925年11月，徐志摩在北京中街租下一处院子，与小曼共享温馨生活。
那是一段甜蜜的时光，初冬的阳光清凉而不失温暖，庭院里偶尔会有娇小玲珑的麻雀啁啾啄食，灵动的翅膀扑棱棱扫起一小圈尘埃，在阳光的照耀中闪烁淡淡的光晕。
陆母从心理上并不反感这位未来的女婿，只不过人言可畏，她要顾及在世人面前自己家族的面子。她曾对刘海粟说“你我都是常州有名望的世家，女儿结过婚又离婚，离掉再结婚，说起来有失体面家声，成什么话呢？”在女儿离婚后，陆家也就默认了她与徐志摩的关系。
婚姻不是两个人的事，而是两个家族的事。在陆家这边终于过关后，志摩又不得不想办法说服自己固执的父母。老两口一直反对儿子与陆小曼的婚事，徐志摩无奈中只好请求胡适去说服自己的父亲。
没想到态度坚决的徐申如并没有给胡适面子，碰了一鼻子灰的胡适也只好无功而返。
刚刚享受到与恋人团聚的甜蜜，徐志摩不得不再次面对与小曼的分离。1925年年底，他再度南下回家，亲自去请求顽固的父亲为自己的爱情放行。
一路上，他都在挂念心爱人的点点滴滴。那些千千万万的叮咛嘱咐，融在了一封封款款深情的信笺里。他叮嘱她要按时休息，按时起床，“记住太阳光是健康惟一的来源，比什么药都好。”
在与父亲做了一次倾心长谈后，徐申如提出要听听张幼仪的意见。在徐申如看来，儿子与张幼仪的离婚并没有争得双方父母的同意，因此是不算数的，他依然当张幼仪是徐家的儿媳妇。
1926年初，张幼仪在接到家信后取道西伯利亚回国，却不想被战乱延误了归期。漫长的等待，让徐志摩心如火焚。他几乎每天都要给陆小曼写信，倾诉自己的别后相思。那个玫瑰一样的女子成了他的全部，为了她，他可以放下一切，什么事业，什么荣耀，与心爱的她比起来都显得那么微不足道。他深情地告诉小曼，“抱住你，就好比抱住整个的宇宙。”
相思的煎熬，让志摩恨不得飞回北京与小曼团聚。然而徐申如不允，志摩也只好耐着性子等待前妻张幼仪的到来。在那些漫长的浑浑噩噩的日子里，痛苦而甜蜜的思念将徐志摩折磨得肝肠欲裂。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志摩的用情之深与态度之坚决，渐渐打动了顽固的徐申如。看到儿子日渐憔悴的面庞，他也疼在心上。
经过几番思想的挣扎，徐申如终于退步了，他同意儿子与陆小曼订婚，但毕竟已经致信张幼仪，让她来做这个判决，所以还是要等张幼仪回来才能下定论。徐申如还提出要让胡适出面，担任介绍人。
终于盼到了希望的曙光，徐志摩恨不得立刻回京向小曼求婚。1926年4月，徐申如终于耐不住儿子的软磨硬泡，允许他暂时离沪回京。
几个月的分别，就像过了几个世纪般漫长。在无限的憧憬与希冀中，志摩与小曼重游北海，在幸福伊始时感叹一路走来的磨难与即将迎来的美好生活。
团聚的时光总是很短暂，在小聚之后，徐志摩再度南下，等待张幼仪的归来。时间一直蔓延到阳光灼人的浅夏，张幼仪终于抵达了上海。深明大义的她不反对徐志摩和陆小曼的婚事，面对这个让自己又爱又恨的男人，她很大度地支持他的选择。
虽然张幼仪已经同意，徐申如还是不愿接受儿子这场自作主张的婚姻。经过胡适、刘海粟等人的斡旋，顽固的徐申如终于勉强答应了儿子的婚事，但是他提出了三个条件：
一、结婚费用自理，家庭概不负担；
二、婚礼必须由胡适做介绍人，梁启超证婚，否则不予承认；
三、结婚后必须南归，安分守己过日子。
难得父亲让步，为了能尽快与心上人走入婚姻的殿堂，徐志摩立即答应了这三个条件。沉浸在喜悦与幸福中的徐志摩，干脆动手筑造起他们爱情的巢穴，为了表达对小曼的深爱，他为新房取了一个好听的名字，叫做“眉轩”。
一切准备妥当后，徐志摩迫不及待地回到了北京。想到父亲提出的条件，第一项和第三项倒还好说，只是第二项要求梁启超做证婚人，这让徐志摩颇感挠头。但为了爱情，他还是硬着头皮去请恩师梁启超。作为老师的梁启超，虽然勉强答应了学生的请求，但他还是很反对这门婚事的。
1926年8月14日，也是农历的七夕，在这个充满古典的浪漫情怀的日子，徐志摩和陆小曼在北海公园董事会举行了订婚仪式。10月3日为孔子诞辰日，他们在这里举行了盛大的婚礼，徐志摩和陆小曼在京的朋友几乎全到场了，正如徐申如夫妇所愿，胡适是介绍人，并由梁启超证婚。
梁启超给他们的证婚词不是美好的祝愿，而是接近指责的训斥。在众人的面前，梁启超毫不留情面，“徐志摩，你这个人性情浮躁，所以在学问方面没有成就；你这个人用情不专，以致离婚再娶，以后务要痛改前非，重新做人！”对于徐志摩，梁启超出于师生之情还有一些怜悯与善意，而对于陆小曼，他则以“祸水”、“妖妇”看待。他担心爱徒找了这样一个人做伴侣会招致灭顶之灾，因此他也毫不给这个小女子留一些情面，“陆小曼！你要认真做人，你要尽妇道之职。你今后不可以妨害徐志摩的事业……”最后，似是讽刺，又似勉强的祝福，他用“愿你们这是最后一次结婚”来结束了证婚词。
不管世人如何非议，这对勇敢追求美满爱情的恋人终于在历尽千辛万苦后走到了一起。那一年，徐志摩31岁，陆小曼24岁。青春的相册，定格在唯美的瞬间。
老父徐申如并没有来参加儿子的婚礼，不管是婚前还是婚后，徐申如夫妇一直很反感陆小曼这个儿媳妇。
因为答应了父亲的三个条件，徐志摩在婚后携陆小曼回到了老家硖石。只要与心爱人在一起，无论是天涯，还是海角，都是温暖的归宿。
2、报刊阵地谱华章
我爱真理，爱真实，爱勇敢，爱坦白，爱一切忠实的思想。
——徐志摩《我早就想办一份报》
与爱情同行的，是志摩如火如荼的事业。
1925年9月底，徐志摩应《晨报》主编陈博生与黄子美的一再邀请，担任了《晨报副刊》的编辑。
《晨报》的前身为《晨钟报》，创刊于1916年8月15日，是以梁启超、汤化龙为首的进步党（后改为宪法研究会，即研究系）的机关报。它的第7版是专载小说、诗歌、小品文等的专栏，并随《晨报》附送读者，因此被称为《晨报副刊》。在五四运动时期，《晨报副刊》一度被作为宣传新思想的阵地，成为影响中国最大的几大副刊之一。
热爱文学的徐志摩早就想办一份报，1924年新月社成立后，他曾一度想办《新月》周刊或月刊，结果没有办成。泰戈尔来华时，曾建议徐志摩办一份英文的季刊，但后来因为北方战事频仍，办刊的事情最终被耽搁。早就很欣赏徐志摩活泼灵动的文笔的黄子美，在1924年就曾邀请徐志摩去做编辑，潇洒惯了的徐志摩说什么不肯答应。在他看来，一个月来一回还可以支持，一周开一次口已是很勉强的了，每天要说话简直是不可思议。
就在他要去欧洲游历的时候，朋友们还不肯放他走，直到他答应了回来之后帮他们办副刊，他们才肯放行。
那时的徐志摩只是随口敷衍，根本没把这事放在心上。没想到回国后，陈博生与黄子美像讨债般要求他履行前约。他们特意设宴请了徐志摩和几个朋友，来游说徐志摩就范。看到整天东游西逛的徐志摩，有人说他确实办不了副刊，像他这类人只配东飘西荡的偶尔挤出几首小诗来给他们解解闷。有人则认为没必要让徐志摩办副刊，因为副刊就没有存在的必要。为了趁早“处死”副刊，陈西滢反而赞成徐志摩办副刊，因为这样一来徐志摩就可以先逼死别家的副刊，然后再掐死自己的副刊，从此人类就可以消灭副刊的灾祸了。一番话引得众人哈哈大笑，徐志摩自己也忍不住笑了。
陈博生则循循善诱，给他摆出了几项诱人的条件。“你还不是成天想办报，但假如你另起炉灶的话，管你理想不理想，新月不新月。第一件事你就得准备贴钱，对不对？反过来说，副刊是现成的，你来我们有薪水给你，可以免得做游民，岂不是一举两得？”
徐志摩终于有些动心了，但想到每天都要策划一刊，他就感到脑袋发胀。他说如果《晨报》是周刊或者三日刊就好了，那还可以考虑考虑。陈博生看到这座冰山终于融化了一角，立即趁热打铁，承诺让徐志摩只管每周三天的副刊。看到陈博生等人言辞恳切，徐志摩也只好答应下来。
一天后陈博生又来疏通徐志摩，说三天实在转不过来，至少要四天。既然已经应承下来，徐志摩也只好尽力而为。他告诉陈博生自己只能在字数里伸缩，每周能管三万多字，实在三天匀不过来，他只能把三天的材料摊成四份，反正数量不代表质量。同时他还提出，他爱登什么就登什么，万一将来犯什么忌讳出了乱子累及《晨报》本身的话，可不能怪他。
早就想办一份报的徐志摩，也算找到了自己执笔泼墨的阵地。他既然接受了这一聘任，就要努力做出个样子来。
1925年10月1日，由徐志摩负责的第一期《晨报副刊》问世了，并刊出了他的文章《我为什么来办我想怎么办》。文中，他很有个性地阐释了自己的文笔，“我决不是一个会投机的主笔。迎合群众心理，我是不来的，谀附言论界的权威者我是不来的，取媚社会的愚暗和褊浅我是不来的。”他是文章的主人，会用自己的思维来驾驭文字，而不是投机取巧，阿谀奉承。
他向世人宣布自己编辑副刊的心愿，“把自己整个儿交给能容纳自己的读者，并在自己的情感里发现他们的情感，在自己的思想里反映他们的思想。”
理想就是徐志摩的寄生石，他将《晨报副刊》彻底当成了自己实现理想的阵地。在第二期上，他又发表了《迎上前去》，再度表明了自己的主张与决心。副刊的栏目总是多姿多彩，分为演讲、译述、论着、文艺、诗歌和杂纂等。
与文人名士广泛的交际也为他的工作大开方便之门，他所主稿的阵营都是当时的名家，如当时清华国学研究院着名的“四大导师”中的梁启超、赵元任；曾任《政治学报》主笔的张奚若；上海的郭沫若、吴德生、张东荪；武汉的郁达夫、杨振声；戏剧家余上沅、赵太侔等等。这些朋友为徐志摩送来了大量的优秀稿件，加上徐志摩本人活泼新颖的文章，《晨报副刊》在他的手下果然焕然一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