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编辑之后第一个得到满足的虚荣，也许就是收到大量的读者来信了。很多编辑为此事而感到厌烦，然而徐志摩在看到那一大堆的信笺时却像是孩子看到了糖果般开心。他喜欢收到他人的来信，更喜欢写信。那种强烈的“信欲”让他对工作更加充满热情，对理想的实现也更加充满信心。
这是徐志摩生命里的又一次转折，《晨报副刊》成了他大显身手的阵地。他将自己的思想与主张融在一篇篇活泼灵动的文章里，凡是《晨报》所到之处，都有他文笔的气息。越来越多的人对这位风流倜傥的诗人崇拜不已，他的文风也成了许多人争相模仿的对象。
在这个阵地上，他淋漓尽致地发挥着自己飞扬的文采，同时也时常以笔墨为枪杆，与一些观点不同的文人墨客们展开一场场文字的角逐。他们以犀利的言辞问鼎文坛，论古今政事，谈天下奇闻。那是志摩一生中最辉煌的时光，他的名气也在那一段时间达到了又一个高峰。
3.笔竿墨字惹纷争
私人间的小仇恨往往酿成无法预料的大灾祸。
——徐志摩
《晨报副刊》是志摩梦想实践的阵地，也是文人墨客们各抒己见的阵地。
1922年12月20日，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对于社会主义的苏联，当时的中国知识界存在着这样的一个观点：苏联同样是帝国主义。为了反驳这个观点，陈启修在《晨报》社会栏中发表了《帝国主义有白色和赤色之别吗？》一文，不仅对“苏联是帝国主义”的的观点进行了有力的反驳，还赞扬了苏维埃政权，并主张应该以苏联为朋友，而不是敌人。
当时的中国处于国民党的统治之中，统治阶级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敢于提出与社会主义的苏联为友的观点，自然无异于石破天惊。因此在他的文章发表以后，马上就有人进行反驳了。
时任清华政治系的张奚若一向被人成为“大炮”，在看到陈启修的文章后立即义愤填膺地写下了《苏俄究竟是不是我们的朋友》来反驳陈的观点。他认为苏联只是假借共产之名，实际上是为了自己私利。苏联虽然不是帝国主义式的敌人，但其对中国的危害要更甚于帝国主义式的敌人。所以要对苏联严密防备。
就此，关于一场与苏联为敌为友的政治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作为编辑的徐志摩公正而认真地对待了这个问题，他没有袒护任何一方，将每一方的稿件都如实刊登出来。甚至在一周后，他还在文艺栏特设了“关于苏俄仇友问题的讨论”和“仇友赤白的仇友赤白”两个专栏，将意见不同的双方稿件集中发表。
这场轰轰烈烈的政治大论战持续了将近两个月。
漫溢墨香的报纸，每一份，每一个字，都是志摩的心血。他似乎从来没有为工作如此地痴狂过。在对稿件的审核中，他始终怀着一颗赤子之心，公正地去对待每一篇文章，决不会以内容的正反来决定稿件的命运。他看中的是稿件的质量，是有无新的发现。作为编辑，他始终明确地保持着中立的立场。
毕竟，他是有自己的观点的。虽然作为编辑，他没有流露出丝毫的感情倾向，但作为徐志摩，他却将自己的感情抒发得淋漓尽致。在1926年1月21日的《晨报副刊》上，他发表了《列宁忌日——谈革命》，明确地表明了自己是站在反苏的立场上的。他用极富个性的语言向世人宣誓，他信仰的是个人主义，而不是马克思的阶级斗争学说。
也许是徐志摩这位重要人物的出场，也许是当时的社会状态使然，在这场政治大争论以“反共仇苏”的观点稍占上风。
除了关于苏联的政治争论，还有一场与大文豪鲁迅相关的文学争论。这是留日知识分子与留美知识分子之间的一大争论，也是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最自由的一次论争。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先生逝世，北京各界人士将在中央公园举行公祭。北京女子师范大学的学生自治会打算前去参加，结果却遭到了校长杨荫榆的阻挠，由此爆发了北京女子师范大学风潮事件。这本是教育界的事情，但是不同的人对其却有着不同的观点。周树人（鲁迅）与周作人兄弟同陈西滢因为观点不同而展开了论战。
在论战中总是保持中立的徐志摩起初并没有参与，但是与陈西滢的友情却使他在情感的天枰出现了偏沉。在看了陈西滢在《现代评论》上发表的关于法郎士的《新闲话》一文后，他不禁感触颇深，1926年1月13日，他在《晨报副刊》上发表了《“闲话”引出来的闲话》一文，称赞了陈西滢的学问、文章以及品格。当鲁迅兄弟看到徐志摩称赞自己的“敌人”后不禁大为恼火，立即将斗争的矛头对准看徐志摩。
周作人挥笔写下《闲话的闲话之闲话》，并发给《晨报》。一向公正审稿的徐志摩虽然明知他的矛头指向自己，但还是在1月20日将其刊登出来。为了尽快解决这场纠纷，志摩在同一期的《晨报副刊》上发表了《再添几句闲话的闲话乘便妄想解围》，一方面对周作人的责难进行了辩解，另一方面也表明自己希望尽快结束这场论争的态度。
正在斗得难解难分的两方，对于徐志摩的“劝架”毫不领情。双方继续着固执地坚持着这场笔墨战，似乎是不分个高低胜负决不罢休。
感情总是会左右人的判断。与陈西滢的友情，让徐志摩也做不到在劝解的过程中能够做到绝对的不偏不倚。他钦佩陈西滢的为人与学识，无论是在曾经的异国他乡，还是在此刻的飞黄腾达，徐志摩都把这份友情深深地烙在心上。
周、陈之间的论战，可以说是对时事的论争，也可以看作私人之间的指责。在双方越斗越激烈的时刻，徐志摩意识到如果不强加制止，这论战的结束恐怕是遥遥无期了。
在多次劝解未果后，他只好在1926年2月3日发表《结束闲话，结束闲话！》，强烈呼吁双方停战：“带住！让我们对着混斗的双方猛喝一声。带住！让我们对着我们自己不十分上流的根性猛喝一声。”
徐志摩本是希望让周作人帮忙调解一下的，因为鲁迅的脾气实在难以捉摸。不想再鲁迅看到徐志摩的《结束闲话，结束闲话！》之后，依然无法平复心头的怒气，在2月7日又发表了《我还不能“带住”》，双方的论战又开始了。
4.新月诗派拓荒者
吃苦的日子往往是暗里发展的日子，我们所以也不能完全责备生活。
——徐志摩
那一段绚烂的光阴，将岁月描上了唯美的金装，纵然是飘雪的季节，依然温暖如芬芳的四月。
倾心于诗歌的徐志摩，不仅倾注了自己全部的热情来办好《晨报副刊》，还先后创办了《诗镌》与《剧刊》。那是徐志摩与朋友们的心血之作，尤其是《诗镌》更是掀起了那个年代里诗歌运动的高潮，也成为了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一座新的里程碑。
志摩爱诗，爱诗一样的生活。他曾经读过闻一多在1923年出的诗集《红烛》，印象极为深刻，也对闻一多产生了一种好感与好奇。在担任《晨报副刊》编辑期间，他结识了诗人闻一多，两人一见如故，互相切磋探讨关于诗歌文学的艺术。
闻一多也是位热爱交际的诗人，在他的身边总是会云集一大批青年诗人，如朱湘、孙大雨、饶孟侃等人，他们定期在闻一多家中举行诗会，互相欣赏诗作，切磋琢磨。用徐志摩的话来说，“闻一多的家是一群新诗人的乐窝”。
徐志摩与闻一多结识后，自然乐于加入到这个“乐窝”之中。新诗人们往往都不是安于现状的人，他们总是追求更美好的诗篇与生活。闻一多与徐志摩等人一直不满意五四以来形式过于散漫的“自由诗”，同时也不满足于自己的西式诗作，希望能够创作具有中国特色的新诗。
闻一多和朋友们一直想办一份诗歌方面的刊物，但由于资金问题与难以得到政府的批准，计划一直没能实行。结识徐志摩后，他想到在《晨报副刊》上开一个专栏，这样既可以解决所面临的问题，又可以实现大家共同的愿望。
徐志摩得知闻一多的想法后，立即一口答应下来。经过商议，专栏每逢周四出版，由徐志摩编辑一、二期，闻一多编辑三、四期，此后轮流编辑。但在实际操作中，他们按计划做完一、二、三、四期后，第五期是由饶孟侃编辑的，此后就交给徐志摩一人负责了。
闻一多曾预言，《诗镌》的编辑与发行将会开辟新诗的第二个纪元。它的重要性，将与《新青年》、《新潮》等相提并论。
1926年4月1日，徐志摩在《晨报副刊》上正式推出了《诗镌》，《诗镌》所产生的效果正如闻一多所言。
在首期《诗镌》中，徐志摩代表新月社发发表了《诗刊弁言》，郑重地发出了新诗运动的宣誓：“我们信我们的新文艺，正如我们的民族本体，是有一个伟大美丽的将来的。”
《诗镌》一共出了11期，从1926年4月1日守刊至同年6月10日停刊，共刊登新诗84首以及一系列对新诗格律、音韵等的论述，包括徐志摩、闻一多、朱湘等、饶孟侃等人的诗文。这些新诗是文艺与音律的结合，是生活的升华，是美的极致。
闻一多在5月的《诗镌》中发表了《诗的格律》一文，提出了着名的诗歌“三美”说，即音乐的（音节）美、绘画的（辞藻）美和建筑的（节的均齐和句的均齐）美，后来，此说成为了新格律诗派的经典理论。
这次轰轰烈烈的新诗运动也在诗坛、文坛上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对当时乃至现在的诗歌文学都有着不可磨灭的印痕。
这些年轻的心唱响了时代的旋律，为诗意的人生插上了翅膀。无论在哪个年代，只要有不甘于现状的心，梦想就永远不会被搁浅。
这一段时间，志摩成了一位任劳任怨的诗歌主持人。他潜心研究诗歌艺术，还要做好报纸的编辑工作。他用心写诗，也用心品诗。诗歌在他的手中成了稀世珍品，宛若一捧玲珑美玉，在光阴的溪涧里愈洗愈剔透。朱自清曾这样评价《诗镌》：
他们真研究、真实验；每周有诗会，或讨论，或诵读。梁实秋氏说：“这是第一次一伙人聚集起来诚心诚意的试验作新诗。”虽然只出了十一号，留下的影响却很大——-那时候大家都做格律诗；有些从前极不顾形式的，也上起规矩来了。“方块诗”“豆腐干块”等等名字，可看出这时期的风气。
在最后一期《诗镌》中，徐志摩发表了《诗刊放假》来说明停刊原因：“一为在暑期内同人离京的多，稿事太不便，一为热心戏剧的几个朋友，急于想借本刊地位，……给社会上一个新剧的正确的解释……”
《诗镌》的收尾，也是《剧刊》的开始。
1925年1月，留学美国的余上沅、闻一多、熊佛西、梁实秋等人组织成立了“中华戏剧改进社”，倡导新戏剧。他们曾邀请新月社成员加入改进设，还酝酿建立“北京艺术学院”。
一向热爱戏剧的徐志摩，对他们的观点很是赞同。1926年6月17日，《晨报副刊·剧刊》创刊。在创刊号上，徐志摩发表了《剧刊始业》，宣布了《剧刊》的诞生。
志摩的一生，都在艺术的传奇中度过。对戏剧的热爱，与诗歌几可并论。在泰戈尔来华时，他就曾与林徽因出演话剧《齐特拉》，1927年，他与陆小曼合演了《玉堂春》，1928年，又与陆小曼合着了五幕戏《卞昆岗》，发表在《新月》月刊1卷2、3期上。在他的文章中，也多次对戏剧阐述了自己的观点，从理论上探讨了新剧的发展。
闻一多回国后依然保持着对戏剧的浓烈兴趣，他经常与余上沅、赵太侔等朋友探讨关于戏剧的振兴问题，在《诗镌》放了长假后，戏剧的问题自然跳出了水面。他们计划一面以北京国立艺专戏剧系为基础办起一个剧院，从事戏剧艺术的实践，一面积极要求借副刊这个阵地来宣传和研究新剧的艺术理论。
这些血气方刚的青年用强大的自信与毅力担起了戏剧振兴的使命，他们引领戏剧走出了旧俗的套路，引入了西方戏剧新鲜的血液，为戏剧艺术的发展谱写了新的篇章。
《剧刊》从1926年6月17日创刊至9月23日终刊，共出版了15期，刊登了理论文章25期，介绍外国戏剧的文章8篇。每一篇，都凝聚着戏剧艺术的精华，他们以渊博的戏剧知识阐释了发展新剧的理念，让更多的人对戏剧艺术有了更为深入的了解，清除了轻视戏剧的传统观念，驳倒了“唱戏是下流”的观点。它在中国戏剧史上占据着重要的位置，对中外话剧的介绍与论述也促进了中国现代话剧的成熟。
让人颇感遗憾与惋惜的是，这件有着重要意义的事情也和《诗镌》一样没能长久坚持下来。秋意转浓时，《剧刊》的主要参与者渐渐离开，徐志摩也要忙于筹备与陆小曼的婚礼，繁忙之中，他只好《剧刊终刊》宣告了《剧刊》的终结。
历尽千辛万苦方抱得美人归的徐志摩，在与陆小曼结婚后辞去了《晨报副刊》主编之职，告别了他一生中最辉煌的事业，在幸福中携美人离京南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