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马出在腿上，好汉出在嘴上”是一句谚语，言下之意，做好汉，嘴比手更重要。时至今日，语言已经成为一门公认的艺术，不少培训中都专门开设了“口才”这一课程。几乎所有人都已经意识到了说话的重要性，人与人之间的沟通、向别人推销自己、传达自己的想法，都需要说话。而在这种时候，能不能说，会不会说，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就愈发变得重要起来。很多美国大片中都有这样的桥段，不论前几十分钟多么坎坷，快到最后的时候，主角都会说几句发自内心的关爱亲情、关爱别人、关爱全人类的肺腑之言，然后是万众一心，或家庭重新和睦，最后是一个圆满大结局。但中国人不同，中国人喜欢含蓄的说话，不会随便表达自己的本意，哪怕是善意，就像很少有人会对伴侣以后的人说“爱”字一样。但有一点东西方却是共通的，那就是，语言确实有着化腐朽为神奇，甚至扭转乾坤的力量。
语言的重要，甚至重要过行动。人一天未必会做完一件事，但有专家统计过，一个男人平均每天要说1000句话，而女人平均每天更要说上3000句话。
人际关系重在沟通，与其平时默默无闻到关键时刻挺身而出，不如平时多下下嘴皮子功夫，拉近一下彼此的距离，毕竟关键时刻不是想碰就能碰上的。
除了人与人正常的沟通，语言还有着其它东西不可比拟的力量。“一言兴邦，一言丧邦”“众口铄金”、“三人成虎”，许许多多的传奇，都出自这一张“嘴”上，三寸不烂舌，两行伶俐齿，当真比百万雄兵还要厉害。
语言是重要的，那说话时什么才是最重要的呢？语气语调？巧妙的表达方式？见什么人说什么话？这些都很重要，但并不是最重要的。语言是一种工具，一种沟通工具，向别人表达自己的意识，改变别人的意识的工具。了除侃大山，很多时候说话都有着鲜明的目的性。不管用什么样的表达方式，说什么样的话，出发点都应该是说这些话的目的，只有当目的明确了，所有为之服务的语言技巧才能算是真正的技巧。一味的为了说话而说话，没话找话，为了前一句而搭上后一句，往往会说错话，要么说了不该说的，要么显得自己很没水平。口才是一门技术，语言是一门艺术。有效的语言源自智慧，所有口才的技巧都要为希望达成的目标服务。
诸葛亮是旷绝古今的智者，一本厚厚的三国，他把说话的艺术表现得淋漓尽致，姑且不论两千年前他是否真的说过那些话，至少他给我们提供了无数语言的案例。且不说他气死周瑜骂死王朗，三国中最著名的应该是火烧赤壁里那段“舌战群儒”了。
曹操率八十万大军横荆州，平吞江夏，虎视江东，刘备势力危如累卵，孔明只身渡江求援，意在说服孙权联刘抗曹。当时东吴内部正在为是战是和举棋不定，孔明此行的目的非常明确，要求东吴坚决参战。首先是压制主合派的嚣张气焰，于是他施展无碍辩才，一场舌战，说得江东群儒个个哑口无言。然后巧用妙计，得到了孙权、周瑜这两位东吴最重要人物的支持。特别说周瑜的一场，最为精彩，也被后世不少研究三国的人奉为精典。如果说“舌战群儒”是“辩才无碍”的一种表现，那么说动周瑜，则是目的性与语言艺术的完美结合。孙权之兄孙策曾有遗言：“内事不决问张昭，外事不决问周瑜”。可见周瑜是孙权的主心骨，是决定东吴是否参战的关键人物，只要说动了他，东吴必将参战！此时孔明已经了解到，出于对孙权势力的效忠，周瑜肯定会主战。但问题是，此时周的主战意识是出于忠诚，为了孙权的势力能得以保全，说白了就是别人家的事，跟自己关系不大。事不关己，办事的热情自然会差很多。于是孔明会见周瑜，就有了鲜明的目的：把孙家的事变成周家自己的事，将周瑜推进局中，让他与曹操势不两立。于是会见周瑜时，他不谈东吴参战的利害，只说只要东吴交出两个女人，曹操八十万大军就会偃旗息鼓，班师北上，然后就有了那被篡改却比原文流传更广的《铜雀台赋》，彻底的坚定了周瑜及至整个东吴的抗曹决心。整个过程，正是一个为了达到明确的目标，灵活的利用说话技巧，最终一语中的，使目的得以达成的过程。看似简单，但从千万中方法中选择出一种最行之有效的，却是对智慧的考验。我们不是诸葛亮，但通过日常的练习，这种方法是可以掌握的。
谈了说话的艺术，再来说说语言的禁忌。最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知道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闲话、费话说多了，虽然没有好处，却也没有太大的坏处，但如果说了不该说的话，轻则损失一部分利益，得罪人，重则惹祸上身，后患无穷。“祸从口出”，这样的例子太多了，在此不一一列举，只想提醒朋友们说话也要“三思而后言”，开口之前，多想想。
§§§第5节站着做人，跪着做事
人都有一个病——骄傲自大。所有人都会觉得自己是对的，是最好的，也许在别人面前他不会显露出来，但自我感觉良好是人的天性。有自信和能力的人让别人相信这一点，没有自信和能力的人安慰自己相信这点，这有点像“阿Q精神”。自我感觉良好没有错，但只知有己不知有人就是个大错误了，特别是对眼下位置不如自己的人，轻视之心油然而生，觉得这种人自己不用去交往。不论是看不起别人还是太看得起自己，都会给自己拓展人际关系带来障碍。
让自以为是走开
关羽是三国时代的名将，家喻户晓，古往今来都作为人文典范被世人崇敬。但作为历史中的一个实实在在存在过的人，他在能力出众、品德出众的同时，也有不少缺点。其中，最后导致他败走麦城，身首异处的，就是自大的毛病。公元219年七月，关羽作为荆州的最高统帅，围攻樊城，曹操派左将军于禁率兵来援，驻屯城外。当时大雨下了十余天，汉水暴涨，关羽派人堰住各处水口，待水发时，便开闸放水，一举全歼了樊城、于禁之年。活捉了曹操的大将于禁、庞德，从此威震神州大地。纵观关的一生取得过无数次的胜利，但执掌荆州相当于其人生事业上的一个里程碑，一名将领上升为一个地区的最高长官，水淹七军一役，更加树立了关羽在敌人心目中的强悍形象。但马上，后方的孙权派吕蒙偷袭荆州，最后还活捉了关羽。导致关羽最后失败的很大原因，是之前他说过的一句傲气十足的话。孙权为了在刘备与曹操之间选一个联盟伙伴，原来他一直倾向与刘备结盟，为了试探刘备势力的诚意，提出让自己的儿子迎娶关羽的女儿。孙权的谋臣同时也是诸葛亮的哥哥的诸葛谨奉命到荆州找关羽提亲，关羽听明白谨的来意，想都没想就说了一句“虎女焉能配犬子！”随即把诸葛谨哄了出去。《三国演义》读到这里，很多读者都会不理解关羽为什么这么说，也许他是一个慈父，不想断送女儿的幸福，也许军师临走时交代了对待孙权的态度，但无论原因何在，“虎女犬子”这种话肯定是太过分了。这来源于关羽的骄傲，过分的自负使他看轻了孙权的力量，忽视了孙权对这句话的反映，也忘记了刘备势力的根本战略依然是联吴抗曹。所以才会一句话就破坏了孙刘两家长期以来貌似良好的关系，也给自己埋下了祸根。从孙权的角度看这个问题，联刘抗曹也是他相对愿意接受的策略，只是看到刘备势力的日益做大，他开始担心了，但即使关羽拒绝联姻，他也未必会直接倒向曹操的阵营里，但就因为关羽那一句傲气十足的“虎女焉能配犬子”使孙权作为一个人，彻底的愤怒了。然后才有了后来的吕蒙白衣渡江，关羽败走麦城，直至兵败身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