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历来都不缺少对理想人格的描述与诠释，他们或用文字描写心中圣人的形象，或者用实际行动来诠释人应该怎样去活，所以有孟子“舍生取义”的宣言，有范仲淹“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行动，林则徐“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的豪言！真正儒者的形象是既温文尔雅，又浩气凛然！
内圣外王是儒家的理想人格之一，在内成圣，发之而外为王道。儒家理想人格的实现首先是通过内省和践行——修身的途径来达到的。内省指通过积极的内心活动，使道德达到心灵的自觉化。内省是一种反思过程，即通过“三省吾身”、“反求诸己”，在推敲、析虑、感悟中弄清是非和善恶。它意味着人的道德、善性、良知根植于心理深层，形成深固的精神动源。践行属于人格完善的行为阶段，它把内省所得的道德观念通过实际行动贯彻到人际关系、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之中，把内心的心理功能释放出来，用于“爱人”、“齐家”、“治国”、“平天下”。
内圣外王是儒家追求的理想人格。“内圣”就是修身养德，要求做一个德性高尚的圣人；“外王”就是能够齐家、治国、平天下。而“内圣”与“外王”的统一是儒家学者们追求的最高境界。
“内圣外王”是儒家思想体系最核心的价值理念。其实质就是强调道德人格对于个体生命价值的意义，认为主体的道德人格是一切社会价值存在的终极依据。首先，要成就君子人格，只有潜心于道德人格的修养磨练，通过格物致知、正心诚意等修身功夫，将道德实践的经验内化到主体的心理结构之中，使主体逐步凝聚、积淀起一种强有力的道德精神力量，完成“内圣”的实践功夫，才能谈得上人之为人的价值尊严，才谈得上通过社会实践，将自我内在的人格力量外化于世俗社会的价值创造之中，最终才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抱负。
首先内圣是外王的前提和基础，所以要想到达外王必须先修身已成圣，所以儒家向推崇圣人之道。宋代蔡沈在其《书经集传序》中对圣人所应具备的理想形象做了描述：“二帝三王治天下之大经大法皆载此书……二帝三王之治本于道，二帝三王之道本于心，得其心则道与治固可得而言矣。何者？精一执中，尧舜相授之心法也；建中建极，商汤周武相传之心法也。日德、日仁、日敬、日诚，言虽殊而理则一，无非所以明此心之妙也，至于言天，则言心之所自出，言民，则谨其心之所由施；礼乐教化，心之发也；典章之物，心之著也；家齐国治而天下平，心之推也；心之德，其盛矣乎？”蔡沈认为，《书经》是圣王治道的体现与载体，其中最深层的内核，也就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相授相传的圣人的最高道德人格。
儒学以圣人为理想人格，自然要人们仿效圣人。如何仿效呢？《易传·系辞上》说：“书不尽言，言不尽意。然则圣人之意其不可见乎？子曰：圣人立象以尽意”。理学家提出“圣人气象”，主旨是人们对圣人的仿效要在把握“气象”上下功夫，他们把这种功夫称作“体认”。圣人气象既内在于又超越于日常事物，“圣人气象，虽超乎事物之外，而实不离乎事物之中，是个无事无为底道理，却做有事有为之功业”。这用二程的话来说，就是“学者不学圣人则已，欲学之，须是熟玩圣人气象，不可止于名上理会。王阳明认为：“圣人气象自是圣人的，我从何处识认？若不就自己良知上真切体认，如以无星之称而权轻重。”强调圣人气象以及对其体认的超名言性，实际上揭示了人们接受圣人人格的教化是潜移默化的。
孔子推崇圣人之道，他自己也以圣人之道行之，并得到后人敬仰。孔子说：“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云云。孔子的弟子曾把孔子比作尧舜，宰我说：“夫子贤于尧舜。”在《荀子·解蔽》中为“圣王”下了一定义：“圣也者，尽伦者也；王也者，尽制者也。两尽者，足为天下极矣，故学者以圣王为师。”因此，荀子的弟子尝歌颂他们的老师“德若尧舜，世少知之”，“其知圣明，循道正行，是以为纲纪。鸣呼，贤哉！宜为帝王”。在《墨子·公孟篇》中有一段记载：“公孟子谓墨子日：昔者圣王之列也，上圣列为天子，其次列为大夫。今孔子博于诗书，察于礼乐，详于万物，若使孔子当圣王，则岂不以孔子为天子哉！”可见孔子的圣人人格在当时就能得到很多人认可。
外王则是将圣人人格外化，成就治国平天下之功，建立理想社会。这对中国历代士人和文人都产生深远影响，这在乱世体现的最为明显，并且铸造中国人的魂魄。近代史是中国的一部屈辱史，当时无数的仁人志士都是以国家兴衰为己任，探索强国御辱之路。青年的毛泽东就是受到儒家强烈的“内圣外王”思想的影响，并按照内圣外王的要求走出一条近乎完美的“内圣外王”之路。毛泽东精神是中华绵延几千年内圣外王思想在近现代有一次实践，是在时代大潮下救国救民的平民领袖精神的集中体现。
毛泽东很早就开始以内圣外王的要求来磨练自己。他先从内圣开始，自觉地把完善自我道德人格视为实现远大抱负的必由之路。1915年9月27日，毛泽东致信萧子升：“吾人立言，当以身心之修养、学之研求为主，辅之政事时务，不贵文而贵质，彩必遗弃，惟取其神。”《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8页。）青年毛泽东立志以“言天下国家之大计，成全道德，适当于立身处世之道”《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4页。）作为人生追求。他深信：“内省不明”则无以立身，只有通过持之以恒的“尽吾之性，完吾之心”的道德实践，使自己达到“内圣”的人格境界，即“发展吾之一身，使吾内而思维、外而行事，皆达正鹄”《毛泽东早期文稿》，第204页。），那种天人合一的崇高的道德人生境界。
内圣之学并不简单的只是理论学习，更重要的是他包含着一种实践品质。青年毛泽东注重内圣功夫，既是一种理性的思考，更是一种现实的人生实践。他早年的书信，几乎都与对“内圣”之道的研讨有关。日常生活中，他与朋友约定“三不谈”：不谈金钱，不谈男女，不谈家庭琐事，专心致力于道德人格的提升。为磨练自己的意志，他坚持冷水浴和冬泳。青年毛泽东诚心实意地致力于道德品行的修炼，但他越是真诚地进行道德反省，就越产生出深切的道德紧张感，即一种对于自身道德功夫难以企及圣贤气质的忧患意识，以致“夙夜危惧，愧对君子”《毛泽东早期文稿》，第19页。）。通过这种道德“自讼”，毛泽东深切地认识到自身的道德功夫同圣贤君子的巨大差距，进一步激发了强化“内圣”功夫的紧迫感。1921年1月，在写给彭璜的信中，毛泽东还自责说“几尽将修养功夫破坏，论人喜苛评，而深刻的内省功夫，几乎全废”《毛泽东书信选集》，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第13页。）。他说：“吾人有心救世，而于自己修治未到，根本未立，枝叶安茂？”《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3页。）可以说，青年毛泽东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对“内圣”功夫的追求已达到相当自觉的程度。
至于毛泽东外王之学与实践，就是他亲自投身新民主主义革命，为了心中理想，用实际行动而谱写的伟大篇章。毛泽东后来用一生的实践去完成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与新中国建设，内圣与外王在毛泽东身上个到了近乎完美的统一与实现，虽然这与儒家的具体内圣外王要求不同，但儒家的这用成才与成就功业的模式确实深深的印象了毛泽东和当时的整整一代人，就是在现代也有不少人在自觉与不自觉中用到这种模式，因为在几千年的文化熏染中这种济世观早就融入到中华民族的血液中。
内圣外王是儒家理想人格，他将人的内在道德修养与外在的实践行为统一起来，为我们成就伟大事业提供了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