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陆红薇真有些发愁了。
她和范红梅的妈妈范怡香，连着为梁光介绍了四个对象，都没有成功。
第一个姑娘是位漂亮的售货员，嫌梁光太穷，花钱不大方，刚约会一次就拜拜了。
第二个姑娘是位印染厂的工人，嫌梁光个子不够1米75，犹豫了一阵子，终于告退。
第三个姑娘是位图书管理员，嫌梁光谈吐太冲，又缺乏思想深度，约会三次之后，也挂了免谈牌。
第四个姑娘是位技术员，居然嫌梁光傻里傻气，只知道少先队不懂生活，仅见了一面，便一去不复返。
可怜梁光这个小伙子，倒对四个姑娘都有些好感，很想诉说衷肠，却只有空对着公园的凉亭石凳发呆。
范怡香这个远近闻名的红娘，头一回败得这么惨，也有些一时摸不着头脑了。这两年，她继续卖服装，日子愈发红火起来。女儿考进了市重点中学，学习也不用她操心，还捧回来好一几个获奖证书。有好心人给她介绍对象，范怡香害怕重蹈复辙，不敢应允。可她毕竟还处于第二青春期，不甘心忍受孤寂，悄悄与一位个体户老板同居了。反正是今朝有酒今朝醉，明日忧来明日愁，一不对劲儿拔腿走人就是了。对这件事，她常常在内心深处接受自己的审判，自己把自己折磨得痛苦不堪。最后想出一个平衡心理的办法，就是多行善事，多为年轻人牵线搭桥。
她也说不清为什么，竟把这最隐秘的事情，一五一十地告诉了陆红薇。是她经受不住这隐秘的沉重压力？还是因为对陆红薇的特殊好感和信任？也许，她渴望听听正派人的看法，甚至臭骂她一顿，她也想听听。然而，陆红薇一句责备的话也没讲，反倒夸她勇敢，只提醒她不要让女儿知道这件事。这种态度让范怡香极为感动，就像碰上了救命恩人。所以，对陆红薇的事，她是有求必应。
“范大姐，你看梁光的事还有希望么？”
陆红薇愁云满面地问道。范怡香怎么肯让她失望呢？拍着胸口说：
“这事就包在我身上了，你放心吧。我就不信，堂堂正正的小伙子会没人要！”
“我也纳闷，如今这姑娘们怎么一下子身价倍增，横挑鼻子竖挑眼的。”陆红薇回想着自己的恋爱史，大发感慨，“真说不清这是进步了，还是倒退了。”
范怡香望着依旧风姿绰约的陆红薇，开玩笑地说：
“像你这样好的条件，放在这会儿谈对象，大概要谈一个连啦！”
陆红薇笑着摇摇头，往家走去。
6月的殷都正是多雨的季节。刚才还是蓝蓝的晴空，转眼飘来一片乌云，而便僻哩叭啦下来了，仿佛有谁在导演似的。陆红薇忘了带伞，慌忙取出手帕，顶在头上跑了起来。
丈夫已经把儿子从婆婆家接回来了，父子俩正在床上做游戏。陆红薇推门进来，立刻抱起儿子亲吻着。她忽然发现，丈夫躺在床上，脸上一付倦容，问道：
“于勇，你不舒服吗？”
丈夫微微地晃晃脑袋，没有开口。陆红薇放下儿子，靠近丈夫又问：
“有什么不痛快的事？”
于勇吐出一口气，烦躁地说：
“跟着韩老师干活儿，累死也不得好啊！”
陆红薇一怔，问：
“发生了什么事？”
见妻子再三询问，干勇只好懒懒地讲起事情的经过。
“为了落实好全市第七届‘夏令营之花‘的活动，我早早就提出了方案，也征求了关心下一代协会和市教育局的意见。向下布置任务之前，需要与几所小学通通气，我就打了一圈电话。你想，事情这么多，不提高效率能行吗？谁知。韩老师知道后，竟批评我作风不深入啦，变懒啦。还对我讲起费事法是省事法而省事法是费事法的道理。这道理谁不懂？可放着现代化手段不用，非骑着自行车一个一个学校跑，就是省事法吗？”
“这件事没完呢，他又问我关于‘夏令营之花’的论文写好了没有？我忙得连饭都吃不安稳了，走路都得快三拍，哪有工夫去坐下写文章？就如实相告，表示完不成这项任务。韩老师一听就沉下了睑，说没有理论思维的人不可能有高水平的实践，还说笔头懒实际是思想懒等等。难道我还不知道理论重要？可谁给我时间？谁去做那千头万绪的实际工作呢？”
他见妻子微微皱起了眉头，反问道：
“我的想法不对吗？”
妻子坦率地回答。
“我觉得韩老师讲的有道理。虽然，逼得是狠了一些，可他真是为你好啊！你千万不能误解了韩老师。”
丈夫不服气地说：
“我跟他工作快10年了，还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吗？他的思想境界的确很高，献身精神一般人比不了。可是，能要求每个人都和他一样吗？他偏偏就这样，自己做到的，要求别人也必须做到。他立志干一辈子少先队工作，也要我们干一辈子，这现实吗？”
讲到这里，屋子一角，滴滴嗒嗒漏雨了。于勇站起来，把一个脸盆放在那里接雨水，触景生情地发起了牢骚：
“咱这个家又穷又破，我一个男子汉，怎么对得起你和儿子？可咱们搞少先队工作的人，怎么会发大财呢？这样干一辈子，还不穷一辈子吗？一家中外合资的大公司几次要我去呢，每月工资500元，我真想去尝尝味道！”
“去尝尝味道也可以，人多干几种职业有好处。但你能舍得离开少先队吗？离开少先队，你的心灵能得以安宁吗？”
妻子平静地问道。于勇叹口气，说：
“光舍不得有什么用？你知道吗？团市委书记杨庆春马上要当副市长了，而几个比我还年轻的部长，将担任团市委书记、副书记。他们都呼呼地提拔，唯独少先队这个口按兵不动。这能不让人有想法吗？”
妻子静静地听着，没有讲话。她知道劝导对丈夫作用不大，不如让他在尽情渲泄之后，慢慢地反思一番更好。
她系上围裙，开始做饭了。
二
这天夜里，韩风震也失眠了。
在办公室批评于勇的时候，他已经意识到，这批评没有奏效。小伙子虽然并不公开顶牛，低头坐在椅子上，浑身也冒着倔气儿。
他感到一种深深的失望。
可以说，就对于勇的关心与帮助来说，他对亲生儿女也从未如此下功夫。
当初，为了把于勇调来团市委，他跑了上百趟，甚至在跌断腿后，拄着拐杖也去跑，终于感动了上帝。调动成功后，他除了手把手教外，还送于勇去北京参与筹备全国少先队“创造杯”夏令营，参加各种培训等等。几年前，又把他扶上了团市委少年部部长的位子。这一切一切都为了什么呢？不就为了培养一个好的接班人吗？尽管自己决定干一辈子少先队工作，可潜藏在身上的病魔一旦逞凶，也就“出师未捷身先死”了。因此，在他心目中，培养一个出色的接班人，成了刻不容缓的任务。
他相信自己的眼力。当初选于勇，的确是选了一棵好苗子。小伙子热爱少先队事业，年轻聪明，富有创造精神和组织能力。这几年当部长的实践也证明了这一点。看着他一天天成熟起来，韩风震多么欣慰啊！殷都市连续几年被评为全国少先队工作先进城市，不正需要这样一位年富力强的少年部部长继往开来吗？
就像一位执着的艺术家，总梦想着下一部作品成为举世闻名的杰作一样，韩风震对他的接班人期望甚高。他要求于勇不仅当一个优秀的实践家，而且成为一个少先队理论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向小伙子推荐了苏霍姆林斯基的40本著作，还送了不少资料，希望于勇编一本名为《苏霍姆林斯基怎样回答》的书。可他遗憾地发现，于勇对这些事并不上心，就连“夏令营之花”的论文也不想写。于是，他无法忍耐地批评了小伙子。
明天怎么办？
是就此罢休，随他脚踩西瓜皮，滑到哪里算哪里吗？还是继续批评帮助他，努力让他倾斜的心理平衡起来？前一种办法，韩风震不甘心，因为他相信于勇会醒悟的，会渴望干出一番事业的。但对后一种努力的效果。他也并无把握。平衡心理需要条件，而一定的时间就是条件之一。最后，他还是决定采取后一种办法。用百分之百的努力，争取百分之一的希望，这是他一惯的人生态度。
他走到写字台前坐下，拧亮了台灯，准备给于勇送几句话。忽然，他发现桌上有一封信，一看寄信地址和那飞舞的字体，就知道是大儿子韩杰写来的，不由皱起了眉头。
几年前，韩杰考进了北京大学，一家人欢欣鼓舞。邻居们夸道：
“老韩不愧是搞教育的，儿子也这么有出息！”
韩风震羞愧难当，赶忙解释：
“我这个父亲不合格。平时都是他妈妈管孩子，功劳是人家的。”
这是他的真心话。自从动手术回家住以来，看着妻子日夜操劳，他的心理也日渐倾斜：夫妻是平等的，凭什么让妻子格外辛苦？当丈夫的不应该为家庭尽责任吗？为了弥补多年来所欠的东西，他由衷地赞扬妻子，并尽可能帮家里做些事情，这才心理平衡起来。
韩杰去北京那天，他送到了殷都火车站。父子俩亲密地交谈着，不知怎么提到了苏霍姆林斯基。父亲说：
“苏霍姆林斯基是个真正的人，真正的学者，你应该走他的路。”
谁知，儿子轻蔑地“哼”了一声，说：
“苏霍姆林斯基的观点，代表了早期的社会主义思想，已经过时了！连苏联的年轻人都反对他呢，您干吗还那么崇拜他？”
父亲不高兴了：
“早就过时吗？马克思和列宁的学说更早，也过时了吗？”
“差不多吧。”
儿子轻松地回答着。父亲愤怒了：
“你怎么搞的？这样发展下去很危险呐！年轻人总喜欢时髦的东西，可时髦的东西像浮萍一样根基最浅薄！”
父子俩不欢而别。
这两年来，父子俩争论得更厉害了。他们每次碰面，都会碰出火星来，而这种碰撞又难以避免。韩风震是《半月谈》杂志公布的全国10个“少年儿童工作新闻人物”之一，是当代杰出的少先队教育家，他怎么能容忍自己的儿子，一个当年的少先队员，变成叛逆之才呢？他总是想方设法让儿子迷途知返。
不料，儿子反倒做起父亲的工作，说：
“爸爸，您的思想不该那么守旧呀！您到全国各地开会次数挺多的，见识也很广，怎么就不改变改变呢？”
父亲冷冷地问：
“怎么改变？”
“在小学阶段，没有必要搞什么共产主义教育。把孩子从小牵进政治的圈子，是少先队教育的一大弊端！这些不需要改变吗？”
儿子并不慌乱，仿佛可以就此做一场大报告一样。父亲尽量克制着内心的怒气，反问：“你知道什么叫共产主义教育？除了贴标签、喊口号以外。你能说出共产主义教育体系的内容吗？”
儿子缄默不语，父亲又问：
“你知道我们少先队教育这些年做了些什么吗？你搞过什么调查研究吗？”
儿子惶惑地摇摇头，父亲再问：
“你读过教育学吗？”
儿子依然摇头。父亲掌握了主动权，把身子往藤椅上一仰，舒了口气，说：
“一问三不知，你有什么资格对少先队指手划脚？等你搞清楚这三个问题，咱们再来讨论吧。”
其实，儿子并未服气，他不过突然记起父亲身患绝症，不想再惹父亲动怒罢了。
如今，儿子来信，又说了些什么混帐话呢？他拆开了信封，将信移到灯下读起来。
儿子写道：
“爸爸，我承认您的献身精神在今天是罕见的。您一生致力于少先队教育，有些思想也是可贵的，譬如面向全体学生，让每个孩子都抬起头走路；不重视分数重视实践，带领孩子们走向大自然；在教育中注意发现规律，主张孩子全面发展、和谐发展等等。但您的教育思想就整体而言仍是陈旧的，不符合时代发展的潮流。我觉得，青年人不应该只接受马列主义教育，否则，长大后思想极容易偏激，甚至走向极端。人的思想应当有选择的自由。马克思当年不也是接受各种思潮而独成一家的吗？今天，人的思想自然更需要多一些杂交的成分。自己不喜欢的东西，未必不是好东西，每个人的口味不同嘛。正像有人信基督教，有人信伊斯兰教，有人信佛教，而您是共产主义的信徒，这都没有关系，不必互相排斥。我也读了几本苏霍姆林斯基的书，发现这个乌克兰人是蛮可爱的，您尽管崇拜他好啦。为此，我刚为您买了一本写他的传记体小说《苏霍姆林斯基的一生》。我想，您会喜欢的……”
韩风震放下信，说不清心里是什么滋味，对着静静的夜幕沉思起来。
三
于勇走进办公室的时候，见韩风震正弯着瘦长的身子扫地，就像练气功一样，动作极慢极慢，显得分外吃力。于勇急忙跑过去，抢过扫帚，说：
“这种活儿让我干嘛！您累着可损失大啦，快歇一会儿。”
韩风震在藤椅上坐下，望着于勇不安的神情，宽慰他说：
“天天练气功，算起来也走了几千里路了，干这点儿活儿累不着。”
一会儿，于勇扫完了地，擦净了桌子。韩风震从提兜里取出两页纸，递给他，说：
“昨夜里想了几句话，随笔记了下来，算是对你的建议与希望吧。你看后想一想，需要时咱们再聊一聊。”
“谢谢。”
于勇有些意外地接过那两页纸。韩风震见他很不自然的样子，站了起来，说：
“我去殷都医院一趟，了解一下‘周三毛‘的情况，你看吧。”
韩风震走了。于勇按捺不住好奇的心，立即展开那两页纸，急切地读起来。其实，这不过是一些格言式的话。
韩风震写道：
“最短的路是什么？是客观规律。”
“均匀地呼吸，在赛场上是得不了第一的，第一属于拼搏者。”
“一个人一天到晚，不是在替自己修桥补路，就是为埋葬自己填土。一天过去之后，看看自己干了些什么？”
“科学家的时间表，都不是别人安排的。他们的研究课题大都是自己选择的。”
“只利用八小时工作，是干不成什么的。”
“世界上的人有三种类型，一类是靠高境界和过硬本领吃饭，另一类是靠小聪明和侥幸吃饭，还有一类是混饭吃。你准备靠什么吃饭呢？”
“徐悲鸿说，人不可有傲气，但不可无傲骨。软骨头的人永远不会有作为。”
“有伟大胸怀的人，才会培养出伟大的人物。”
“人对能力和知识的需要，要永远是个谷，而不应是个山。虚怀若谷就是这个意思。”
“胜利是迎接矛盾、解决矛盾的结果。”
“善始善终是有力量的表现。”
“……”
两张稿纸写得满满的。于勇读着犹如锋芒在背，好像韩风震正用锐利的目光盯着自己一样。虽然，文中没有一句直接批评他的话，可他一边读一边翻译出来不少意思，其分量远远超过了昨日的当面批评。
于勇从这些格言中，翻译出丰富的含意，或者说就是一些批评。譬如：
你甭想投机取巧，要老老实实走路。
你的工作作风太拖拉，节奏太慢。
你不好好工作，自己破坏了自己的形象，自己堵住了自己的道路。
你应当自己主动搞理论研究，不要靠别人出题目。
你说没时间写论文，下班以后干什么呢？就不能像鲁迅那样，把别人喝咖啡的时间用来写作吗？时间就像海绵里的水，只要挤总是有的，难道你忘了？
你还没有过硬的本领，只靠小聪明混饭吃吗？这样，你能生存下去吗？
你是个软骨头，连理论关都不敢闯，还想成大事吗？
你的胸怀太狭窄了，批评两句，就受不住了吗？
你虽本事不大，倒挺骄傲，这样怎么可能进步呢？
你害怕批评，害怕矛盾，这是难以取得胜利的。
你做起事来虎头蛇尾，有始无终。
等于勇想明白这些绵中含针的批评时，无力地靠在椅背上，什么也不想干了。天呐，这是对一个少年部部长的批评吗？这么多的毛病，不要说当少年部部长，就是当个普通的人都成了问题。不过，真正让他心惊肉跳的，是这些批评像最先进的测量仪一样，准确地测出了自己的弱点。长这么大，他还是头一回全面地正视自己的弱点呢。他不禁轻轻叫道：
“好厉害的韩风震啊！”
这时，杨庆春进来了，见于勇发呆的样子，关心地问：
“怎么啦？”
于勇把那两页纸向前一推，委屈地说。
“书记，你瞧瞧吧，看看我有没有这么差劲儿？这是韩老师给我的赠言呢。”
杨庆春从头至尾读了一遍，嘻嘻地笑了起来，说：
“一字千金，你就好好留着吧。他还送给我不少这类忠告呢。”
“真的？”
于勇惊得瞪圆了眼睛，他想不到书记与自己享受过同一待遇，韩老师好大胆呀！
“说真心话，刚接到这类忠告时，谁心里也不舒眼。”杨庆春很理解于勇目前的心情，用亲身经历开导他，说，“可往深里远里想一想，现在还有几个人肯这样做呢？讨这种没趣，对他又有什么好处？良药苦口益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古人这两句话很在理啊。韩老师这种人，是青年人难得的诤友。你慢慢会悟明白这一点的。”
于勇若有所思地点点头，说：
“韩老师对人的要求也太高了吧？符合他要求的，大概是完人了。”
杨庆春大度地笑笑，回答：
“对人要求高是对人的尊重，也是对人的一种期望。其实，韩老师的标准，我也从未达到过，但我尽量去做，获益不浅啊。”
这天晚上，于勇与妻子又研究起这两页稿纸的格言。妻子的结论是：
“韩老师对你真够偏爱的！”
四
17周岁的周征帆，已经成为殷都医院后勤处的一名正式职工。
韩风震的心里一直惦着他。一个弱智孩子走上社会以后，会怎么样呢？红领巾的教育起了什么样的作用呢？
在医院后勤处的办公室里，韩风震请后勤处主任介绍一些情况，主任姓叶，是位50岁开外的胖老太太。看来她很喜欢周征帆，眉开眼笑地说道：
“不瞒您说，我们收下周征帆是照顾性质的。他妈妈是我院职工嘛。说来也怪，我们一开这口，职工们送来好几个傻孩子。天呐，咱们国家怎么有这么多傻孩子呢？后勤处只要一个新职工，我们考察来测验去，选中了周征帆。为什么呢？这孩子实诚，有礼貌，干活儿不惜力气，还会算些简单的帐，干我们这一行挺合适。别看是傻孩子，这也是公平竞争的结果，没有开后门。说真的，若开后门，没有周征帆的份儿。”
韩风震愉快地点点头，急切地问：
“他具体干什么工作呢？”
叶主任说：
“给病人送饭、分饭，还要收饭票。说起来，这活儿也不那么好干。上百个病号，各种各样的饭既不能分错了，又要盛得差不多，同时要收饭票。这对正常人也不轻松啊。所以，妈妈总多给他一些钱和粮票，预备着万一错了帐就赔上。可周征帆竟然从不出错。而且，他嘴巴甜，叔叔阿姨、爷爷奶奶地叫着，病人们都特别喜欢他。他忙完自己的活儿，还主动帮助别的职工，就跟个机器人似的，整天干个不停，从不会偷懒耍滑。这是个好心眼儿的孩子啊！”
“感谢你们收下了这个弱智孩子。”韩风震心情激动地说，“他终于从社会的负担变成了有益于社会的人，这是一个了不起的变化呀！就他自身来说，能够像正常人一样工作和生活；这才真正地抬起头来了。”
“这首先得感谢你们和学校啊，如果没有你们从小培养他，他可能真成为傻子了。那样的话，我们也没办法录用他。对不对？”
叶主任实实在在地说着。韩风震点点头，赞同地回答：
“这是我们共同的责任。”
说罢，他提议见见周征帆。叶主任看看表，爽快地说：
“行！这会儿他正在班上。”
他们穿过医院的走廊，走到后院，在一排平房前的院子里，见到一个又高又胖的小伙子。叶主任叫道：
“周征帆，你看看谁来啦？”
周征帆正在择芹莱，抬头一看，惊喜地大叫一声：
“韩伯伯！”
他扔下菜，跳起来，飞奔过来抱住了韩风震，关心地问：
“您又病了吗？住院吧，我给您找个最好的大夫，我给您送最好吃的饭！”
叶主任拽了他一把，说：
“这话说得不吉利，人家韩老师是特意来看你的！”
见周征帆发呆了，韩风震擦擦湿润的眼睛，拍拍他的肩膀，连声说：
“嘿，长成大人啦！我差点儿不敢认呢。听主任讲，你干得很不错呀。”
周征帆“嘿嘿”地笑着，转身跑进厨房，拿来两瓶开了盖的冰镇汽水，分别递给韩老师和叶主任，热情地说：
“天热，快喝吧！”
韩风震呷了口冰凉的汽水，格外舒服。他笑着问：
“周征帆，还记得少先队吗？”
“记得，入队时戴的红领巾，我现在还留着呢！”
周征帆神情庄重地说。韩风震发现他谈吐利落多了，这也许是环境激励和长大的关系吧。如叶主任所说，这孩子心眼儿好。在他身上善的一面顺利发展起来了，而恶的一面被有效地控制了，这是教育的成功。
韩风震思索着，又与周征帆聊了一会儿，便告辞了。周征帆紧挽着他的胳膊，一直送他过了马路，这让韩风震心里又一阵热。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于勇来到了韩风震的家。韩风震笑容满面地问：
“怎么，想明白了吗？”
于勇有些难为情地挠挠头，说；
“明白了许多，但还有想不通的事。”
韩风震鼓励说：
“实事求是嘛，说说看。”
“您提醒得对，这段时间我是有些情绪，放松了对自己的要求。”于勇想起了杨庆春的话，又说下去，“工作10年了，头一回有人这样关心我，我感谢您的帮助！”
韩风震摇摇头，说；
“新竹恨不高千尺啊！因为心切，有些话说重了，你能理解就行啦。说说想不通的事。”
于勇清清嗓子，望着韩风震说
“我虽然在献身精神方面比不上您，可也是热爱少先队的，只有少先队工作，才能充分实现我的价值。但是，不公平的竞争怎么让人想得通呢？您的学生或下级，呼呼地提升，而您像钉子钉在这里一样一动不动，我们服吗？因为这也直接影响我们。搞少先队工作的人，为什么待遇非低于别人呢？这有利于聚集人才吗？我的要求有三条：一是工资不低于做同样贡献的人；二是有工作的决策权；三是为后任创造一个良好的环境。我的要求过分吗？如果过分，您再批评吧。”
作为团市委党组的成员，韩风震的态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于勇的提拔使用，所以，不能不慎重地回答这个问题。他觉得，年轻人往往太敏感于外部环境，而对自身则缺乏清醒的认识，这是酿成他们苦恼的重要原因。当然，他对少先队工作者待遇低的问题，也是极为不满的
他望着于勇，用发自肺腑的话语说：
“你就照孙敬修说的做吧，但做好事，莫问前程。我除非一头栽倒起不来，该替你说的话一定会替你说的，不能说话也会在遗嘱里写明白。同样，不该说的话，到死也是不能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