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每一个乡村少年都曾有过一个朦胧而美丽的梦：离开父母，离开家，到远方去。即便生活在都市中的孩子，也大多有过这类念头。只是他们的本意有些不同，都市中的孩子多半是为了寻求独立，而乡下孩子则纯粹为了改变命运。
这不一样。
乡村贫穷、落后，一辈辈面对黄土背朝天，汗珠子掉地上摔八瓣，每一粒粮食都来得不易。所谓日出而作，日落而息，只是一种过分简化且诗化的描述，乡村日子所包含的艰辛，不在其中是很难体味到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肯定是懒汉，真正的庄稼人决没有这般悠然。起五更睡半夜倒是常有的事，酷暑烈日、风雪严寒中仍在劳作，多少个世纪都是这样子。年复一年，日子单调、清苦而无奈，于是就有了一种近乎绝望的期盼。孩子从懂事起，父亲就不断告诉儿子：“要争气，要有出息，日后到大地方干事去！”这要求其实很虚幻，甚至连自己都觉得没有指望。庄稼人一辈辈都这么要求孩子，自己也被父亲这么要求过，不是还在土里刨食吗？但作为父亲，一辈辈都会这么说，都必须这么告诉儿子，这是责任。于是儿子就有了最初的梦。只是一夜梦醒，也许就忘了。因为这期盼和要求，毕竟不如去放羊去割草去买盐这样具体，这样明确，这样容易做到。
乡村少年到远方去的梦，从此时断时续。后来随着年龄稍大和上学读书，渐渐体味到乡村日子的艰辛，渐渐知道了外头的世界，才真正开始来自内心的冲动，也从此开始艰难的跋涉。
走出乡村，谈何容易！
那路途委实遥远得很呢。
千百万乡村少年在经历过梦境、跋涉和奋斗之后，终以失败告终。这很残酷。很多人都希望能选择生活，但最终只能被生活所选择。无奈中，你只好说这是命运。于是他们重新回到村子，沿着父辈生活的轨迹，娶妻生子，侍弄土地，终其一生。他们也同样会告诉儿子：“要争气，要有出息，日后到大地方干事去！”
这是一个生生不息的循环，一个古老而苍凉的童话。
也有人终于走出去。
今天生活在城市里的大多数人，其祖辈都是来自乡村，有的才两代、三代。他们的父辈、祖辈，当年带着旷野的风，穿着沾满泥巴的草鞋走进城市的时候，都可以写一部跋涉者的传奇了。他们是军人、乞丐、手艺人、流浪汉、学生、佣人、脚力、妓女、革命家……
城市不是天堂，但城市是一种象征。
这些年，每次回到故乡的村子，见到儿时的伙伴，都有一种说不出的苦涩。有的才四十几岁，已经很像个老头老太了。驼腰佝背、头发散乱、眼珠混浊、衣衫破旧。我依然清晰地记得我们当年如何一块上学、一块养狗、一块爬树的情景。他们中有的相当聪明，也非常有抱负，都到底没能走出来。
他们在哪里错过了呢？有的只读完小学，有的读到初中，也有的已经读到高中，仅差一步了。终于还是功亏一篑。儿时的伙伴见到我时，自然会有一番寒暄、亲热，却不再有儿时的自然、灵动和意气风发。岁月已经消磨了几乎所有虚幻的东西，他们变得非常实在和木讷，和我交谈时甚至有点惶然不知所措。
那些曾属于我们共有的大树底下、场院和麦秸垛呢？那些记录着我们淘气和快乐的坑塘、土井和瓜园呢？还有当过小学的祠堂、庙会、说书场……那些哺育过我们身体和灵性的场景，也都随着岁月消失了吗？
我生下来体质就弱，后来又得过几次要命的病，疹子、白喉，几乎要了我的命。出疹子使我昏迷了十八天，长白喉使我一个月不能说话。病了多是吃汤药。满满熬上一大碗，闭上气喝下去。大人舍不得丢掉药渣，放在药锅里再熬半碗，再喝下去，喝得肚子圆滚滚的，一走路直晃荡，喘出的气都有一股药味。母亲说我小时候吃药特别乖，老是病恹恹地靠在墙角晒太阳，旁边放一只药碗，卧一条黑狗，半天不动一动。
童年的生活是破碎的。
我家乡所在的丰县，解放初属于山东，后来才划归江苏。那时鲁西南一带穷得可怕，许多人家吃了上顿没下顿。树皮、草根、棉种、青苗、野菜，都用来填肚子。春夏秋三季还好，有绿色就会有吃的。冬季冰天雪地，万木凋零，麻雀还能找点草籽吃，人都饿得团团转，饿死冻死人的事常有发生。那时父亲正做着发家梦，经常在外做小生意。母亲带着我们姐弟几个在家苦熬，也是有一顿没一顿的。家里有几亩地，但那时产量极低，十亩地不如现在一亩地打的粮食多。一个人没经历过饥饿和贫穷，永远都不懂得粮食的重要。和那时相比，现在的生活是天堂了。可至今我吃饭仍不舍得丢掉一粒饭，和粮食的感情是在饥饿中建立起来的。我一生中经历过三次饥饿：一是解放初，二是三年困难时期，三是文化大革命中。饿得最惨的是前两次，剥树皮晒干了磨成面蒸窝头吃，把柳树叶用开水烫一烫拌点盐，一次能扒进肚子两碗。但树皮树叶有限，饥饿的人们很快就把它全吃光了，大树小树都被剥得体无完肤。真正救人性命的还是野草野菜。真是奇怪得很，每逢荒年，地里就会疯长野草野菜。老年人说，历史上也是这样，蚂蜂菜、扫帚菜、灰灰菜、乞乞芽、面条棵……长得到处都是，家前院后甚至草屋顶上都会长出来。而平时这些地方是从不长草长菜的，一到荒年都冒了出来，真叫天无绝人之路。人们像蝗虫一样采摘过去，三五天又长出来。大地是一位真正慈爱的母亲！后来的几十年，我见识过形形色色的金银珠宝、富丽堂皇的宫殿楼阁，都没有一样叫我动过感情。可每当我置身野外，沐浴着旷野的风，感受到土地的气息时，就有一种来自内心的亲近和激动。这和城里人对大自然的热爱不一样。大自然对城里人来说，是一种点缀、调剂和补充，而土地于我却是母腹和生命的源头。我也参加过很多次高级宴席，面对一桌子山珍海味都少有食欲，没有一次吃饱过，每次回家还要再啃一个馒头，肚里才觉踏实。我只有一副平民的肚肠，连吃肉都喜欢吃下水。这很土气，可我不想假冒贵族。我为自己依然喜欢吃五谷杂粮的胃口感到欣慰和骄傲。
终有一天人类会觉悟，世上最好的东西不是黄金，而是土地；最好吃的东西不是各种营养液之类的鬼名堂，而是粮食。
我八岁上小学，那是一九五五年。
其时，父亲近乎疯狂的土地梦已经破灭。
父亲和母亲两个家族都曾在当地显赫一时，但在半个多世纪的时间里，全都轰然倒塌，到他们这一辈已沦为清贫。从富有到清贫，是一个痛苦的毁灭过程，其间经历过无数杀戮和苦难，这些都在上一部小说《碎瓦》里写过。可贵的是，父亲母亲没有沉沦。他们相濡以沫，克勤克俭，从零开始，又奋斗了许多年。土改前后那几年，他们几乎是在拼命，挣点钱不舍得吃穿，就是为了攒钱买地。我仍然记得，小时候家里都是两顿饭，晚上是从不做饭的。天冷时至多烧一点热汤暖暖肚子，汤水可照人影，几颗小米粒粒可数。当地人把吃晚饭叫喝汤，至今沿袭，少说也有几百年的历史了。晚上，小孩子饿了就早早睡觉，母亲和十岁的大姐还要继续纺线。母亲生于富家，曾在县城外祖父的店铺里度过她的整个少女时代，本是一双插花描云的纤纤玉手，这时已磨得两手老茧，拧纺车的右手食指粗糙得像一截树枝。有时夜半醒来撒尿，猛见母亲还在纺线，昏黄的灯影下是一个疲惫不堪的身影。母亲能苦，父亲更能苦。他的一件黑布袍子有十几块补丁，那件袍子穿了十几年。在我童年的记忆中，父亲的袍子是最温暖的。他会变戏法似地从袍子里掏出几个热乎乎的烧饼，也会用破袍子把我裹在怀里去屋后的杂货店和人聊天，或者揣着我挤在人群里听夜戏。那是父亲难得闲暇的时候，我几乎寸步不离父亲的身子。父亲每次做生意回来，也总是把我拎来拎去舍不得松手。
父母受过很多苦，但他们活得充实，因为他们有坚定的目标，就是一年年扩大土地。当父亲穿着那件破袍子走州过府，在风雪弥漫的路途上挑着担子，喘息着四处奔走的时候，决不会想到日后有个叫“合作社”的怪物，正等着吞噬他用血汗换来的土地。
父亲入社了。
父亲不能不入社。
对于数亿庄稼人来说，那是个充满亢奋、痛苦和困惑的时代。从初级社、高级社到人民公社化，人们始终没弄清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土地、村庄、锅灶、牛羊、劳动，什么都合在一起了。除了老婆孩子还是自己的，庄稼人已变得一无所有。聚拢土地再没有指望。
社会的发展迫使父亲从土地上抬起头，看到更远一点的地方。他噙着泪松开攥在手里的那一把黄土，决意要供养孩子上学了。
学校在祠堂里。
赵家祠堂是一片很气派的房子。砖木结构，两进大院。前院是东西厢房，穿过腰房中间的过道门，就进入后院了。后院主殿是一座明代建筑，下头是青砖，上头是彩色琉璃瓦。青砖用砂浆粘合，中间嵌有铜锭，十分稳固。殿顶正中立一宝葫芦，脊檐上雕有龙兽，堂皇而威严。
建筑上雕龙，在旧时是极有讲究的。只有出过皇帝的地方，才有这种特权，否则就有觊觎天下之嫌而遭杀头之罪。故乡丰县出过一代开国皇帝刘邦，自然就有了雕龙的特权。赵家祠堂上雕龙，还有另一层意思，就是赵家做过宋天子。我们这个古老的赵姓寨子，一辈辈传下来说是赵宋的后裔。祖谱上的记载都比较含混：“宋亡，携族避乱于直隶之长清县，是为元初。明永乐又南徙，有留山东者，有分往河南江西者，落籍于丰，其一支也。”就是说宋朝灭亡以后的逃亡迁徙路线很清晰，但最初从何处“携族避乱”却语焉不详。我想要么是有意回避，要么是不知从何处来。那时战祸连年，人们逃来逃去，后来人忘了根基的事也是有的。但赵氏一族祖辈相传的说法，使我更相信前者。一支落难的皇族后裔如惊弓之鸟，祖谱上有意回避是合乎情理的。可我宁愿不是。因为宋朝是我最不喜欢的一个朝代，每读宋史都有一种屈辱感。宋王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个重文轻武的朝代，积贫积弱，国运多舛。两宋共历十八帝，计三百二十年，除太祖赵匡胤，似乎都缺少政治家的雄才大略。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其实都不是做帝王的材料。如太宗赵炅，大量增加进士科中试名额。使文臣修编《太平御览》等书。北宋亡国之君徽宗赵佶诗文书画俱佳，颇富才情，他首创的“瘦金体”至今在书界仍有地位，存世画迹有《芙蓉锦鸡》《池塘晚秋》《四禽》《雪江归棹》等。他们也许更宜做文人，而文人和政治家是两码事。由这些文弱少断、多愁善感、声色犬马的公子哥儿治国，岂有国不亡之理！？我们这支赵姓遗民若果是赵宋后裔，真要感激那位当初携族避乱、流落民间的一世祖了。龙子龙孙并不是好当的，人间快活是自由身。不具其能，不在其位，粗茶淡饭也养得数万子孙。后人修谱建祠纪念他，是理所当然的。从明永乐年间二次迁徙定居丰县，已历二十二世，近六百年。六百年间，中国社会不知经历过多少次兵燹离乱，这一支赵姓人都顽强地生存下来了。除老寨赵集村，又分出许多新支，散居在苏鲁豫皖交界的广大区域内。自然。在这六百年间，也有过多次昌隆盛世，但一个奇怪的现象是，查遍赵氏祖谱，居然没有一个人出去做过官。如果都是些目不识丁的庄稼人倒也罢了，赵家历史上偏又出过许多有学问的人，他们儒雅温和、深藏不露，除了种几亩薄田，就是以读书自娱，或者就在村里谈些天下事，聊累了打个哈欠回家睡觉，决不去外头招惹是非。后来渐渐有些人出外教书，但也仅限于教书，仍是无意官场。解放前后，一个村就出过上百位教书先生，这在周围村庄也是仅见。晚清时更是出过一位奇人，此人除了种田，闲时还做“补书”的行当。所谓“补书”就是修补那些破损断页的书籍，就像修补破盆烂锅一样。任你四书五经、诸子百家、闲杂书籍，哪里缺页断行，尽可拿来修补。不知此公是否可用学富五车来形容，古今能干这行当的大概不多。但他一生都是个农夫。赵姓人厌恶官场，大约也是曾经沧海难为水了。
逢年过节，赵氏祠堂就格外热闹起来。祭祀先祖已成数百年不变的规矩。听老人们说，主殿里原本供奉的是一世祖的雕像，黄杨木的，四十年代时被日本人烧了。解放后反对封建思想，再没有恢复。祠堂也做了小学校。
学校是初小，只有四年级。
前院东厢房是先生的办公室，西厢房是一、二年级合用的教室。后院西厢房为三、四年级合用，东厢房放些杂物。主殿依旧空着，有时村干部开会用用，摆几张桌椅，学生不大敢进去。
全校只有两个老师：一位是教语文的马老师，一位是教算术的刘老师，都是吃公家粮的。这两人都是上头派来的，本村的教书先生都在外地教书，也是怪了。马老师兼任校长，刘老师兼任教务主任。两位老师家在附近村上，有时晚上回家，不回家就住在祠堂腰房里。各人住一间，合用一个锅灶。尿罐则各人是各人的。马老师的尿罐是圆的，灰色，白天放门口晒，老远就闻到臊气。刘老师就讲究得多。他的尿罐是方的、赤红色，好像是紫砂一类的东西，很精致，用完了每天用水冲洗，有时还用一块旧布擦拭，翻来覆去地擦，然后再放在阳光下晒，放下了还要端起来端详一阵。
五十年代初，乡下办学条件很差。一个乡几十个村也不过两三所小学。像我们村有小学而且有祠堂做校舍，已经是好的了。两个年级合用一个教室，教起来有些麻烦，一半坐一年级学生，一半坐二年级学生。老师教一年级时，二年级学生就做作业，反之也一样。这样难免出乱子，不好管理，互相干扰是每堂课都要有的。遇有调皮捣蛋的学生，老师就用小棍子敲脑袋，敲得梆梆响。班里学生年龄也参差不齐，小的七八岁，大的十七八岁，个别的已经娶过媳妇了。下雨天，就有媳妇来送伞，脸红红的。年龄小的学生就齐唱：“下雨天，满地水，媳妇送伞抿着嘴儿，媳妇媳妇你别跑，吃口奶子亲个嘴儿！……”小媳妇跑得头也不回，小丈夫则满脸羞红。那时正上课，老师喝斥不住。一时又有小的憋不住尿湿了裤子，大学生从底下捅了小的一拳头，小的哇哇大哭，教室里老是乱哄哄的。记忆中老师总在发脾气，大踏步在教室里走来走去，一会敲敲这个，一会拎出去那个。拎出去的冬天罚冻，夏天罚晒，院子里总有几个学生站着挨罚，教室里的学生就不断探头探脑往外看。
上学对我来说并不是一件开心的事。因为从小体质弱，又少言寡语，不大和同龄的孩子奔跑玩耍，喜欢一个人静静地倚墙坐着，或听大人们说闲话。大人们的闲话包罗万象，古今中外、天上人间，但更多的是人间酸辛。在那些过往的故事中，尽是祖辈们的苦难、烧杀、凶险和传奇般的经历。我满脑子装着一些和我这个年龄不相称的大人的故事。大人们说过就算了，我却再也不能忘记，童心如一张白纸，泼上的全是浓墨。就像一大堆沉淀物堆积在心里，排除不了，又消化不动。无数的历史的影像死死缠绕着我，让我兴奋，让我激动，让我烦躁不安。我仿佛早已参与了那些往事，生命也往前延伸了几十年、几百年。大人们说我像个小大人，却并不知道我在想什么。这种无名的烦恼和忧愁铸造了我早年的性情，以至伴随至今，形成化不开的忧郁症。
我上课很安静，并不调皮捣蛋，却常常走神。在我看来，课文太浅显，太没意思了。我至今仍记得一年级时的许多课文，第一课是《开学了》。第二课是《我们去上学》。第三课是《学校里同学很多》。诸如此类，这和大人们的故事自然无法相比。我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我不喜欢太闹的气氛。对于同学之间打打闹闹的事，我只是一名茫然的看客。
瘦弱多病，一直伴随我整个少年时代。即便和同伴一起玩耍时，也常要停下来喘息一会儿。病一阵好一阵孬，时好时病。记得那年早已春暖花开，别的同学都换上夹衣裤了。所谓夹衣裤就是把棉袄棉裤里的棉花拿掉；到夏天，再去掉一层里子，又成了单衣。乡下人没什么衣服，一年四季瞎凑和。那时天已很暖，我仍然穿着棉袄棉裤，头上一顶棉帽放下两个耳巴护住耳朵。黄昏时，还没有下课，我大概又走神了。教算术的刘老师喊我“爬黑板”，我三次都没听到。同学们笑起来，刘老师火了，大步走过来，用他手里的教鞭把我头上的帽子挑起，一下甩到窗外去，像甩一泡狗屎。然后大声训斥说：“什么季节啦还戴个破棉帽！”那会儿我使劲憋住泪水，感到极大的羞辱。其实我刚生过一场大病，身体极度虚弱，那种情况下能坚持上学已经不容易了。下课后，同学们围住那顶被甩到窗外的棉帽看，我忽然分开同学，一脚把它踢到院墙外。从那以后近四十年了，我再也没有戴过帽子。开始是赌气，后来就成了习惯。哪怕是哈气成冰的严寒天气，我也不戴帽子。
刘老师是个刻薄的人，喜欢嘲弄学生，或说些侮辱性的话，动不动揭人三代老底，比如谁的爹偷过人家东西，当过几年土匪，谁的娘和谁相好等等，学生都恨他。他的尿盆也就经常丢失，或被大年级的学生钻个洞。他丢一个再买一个，仍然是紫砂的，有时一次买两三个，以备损坏。当然，每少一次尿盆，刘老师都要折腾一次，把受怀疑的学生喊到办公室，盘问训斥打嘴巴。他打学生从来都是打脸，或叫学生互相打嘴巴子。那时他便在一旁笑，笑得阴森森的。然后拿出他新买的尿盆，逐一让受怀疑的学生看：“让你们再偷，偷回家去泡茶喝！”
马老师也打人，威信却很高。平日里，他常笑眯眯的像个大妈，很慈祥的样子，但学生捣蛋时，被他捉住了就揍屁股，而且只揍屁股。先是把头夹在胳肢窝里，从你背后俯下身去，呱叽呱叽一阵大巴掌，或者用教鞭抽，决不留情，抽破了皮就背去看医生。村里人常见高高大大的马老师背个学生出校门找医生，就有人喊：“马校长！又打伤一个？”
“又打伤一个。”
“该揍！”
村里人不怪他。还说他教书认真，心眼好。当初家长送孩子上学时就说过的：不听话只管打！
学问当然是打出来的。
马老师个子很高，稍有些驼背。长脸，大背头。写一手好毛笔字，过年常为村里人家写春联，谁家娶媳嫁女也请他写喜字，娶媳写双喜字，嫁女写单喜字。喝喜酒和长辈一起坐上席。马老师酒量很大，可以喝三壶，脸膛红红的，喝醉了酒低了头不说话，蹒跚着回学校。
刘老师平日不和村里人来往，很清高的样子。但后来因为行为不端，被辞退了。三四年级的女学生，有不少十七八岁，发育得像个大姑娘了。刘老师常以排练文艺节目的名义把女学生留下，他拉二胡，让女学生唱，就在他宿舍里。刘老师二胡拉得极好，一根弦也能拉出悠扬的曲子。宿舍里唱着唱着就没有声音了，先是一阵沉寂，接着传出扭打声，碰得东西乱响，然后女学生头发乱乱地跑出来。女学生开始不敢告诉人，后来几个女学生都遇到这事，悄悄给人说刘老师摸她的乳房。渐渐事发。村里人愤愤然说：这个刘老师早该让他走！看他那个穿戴！
刘老师很阔气，头发梳得光光的，中间分一道线，叫二马分鬃。喜欢在帽沿和裤管上别一圈回形针，一走路闪闪发光的。上衣口袋里一排挂四支钢笔。其实，这是五十年代的一种时尚，就像现在的年轻人穿牛仔服、戴金戒指一样，算不得什么。他的被辞退和回形针没有关系。多年以后，我已参加工作，曾在一个乡间的集镇上看到刘老师卖大蒜，胡子拉碴的，完全一副老农模样，很潦倒的样子，心里竟老大不忍。
又一年的腊月到了。
一场大雪覆盖了整个原野，古寨被雪映耀得灿若银宫。雪一停，全寨人都出来打扫积雪，到处一派喜气洋洋的气氛。腊月庙会就要到了，这是沉寂的古寨最富生气的日子。腊月里有三个庙会：初七、十八、二十五，已有几百年的传统。逢庙会，四省交界几十个县的人都来赶会交易。庙会上牲畜、农副产品、木器、年货，应有尽有，还有大戏、说书场、杂耍、武术、斗羊，丰富多彩。人数可达十几万之众。从寨里每一条大街小巷到寨外的空地，到处都是热闹拥挤的人流。到处都是摆着地摊货物。三个庙会是寨里孩子们最欢乐最富有的日子。几乎每家门口都会有外地人摆摊卖货，孩子们几天前就开始抢占地盘，从家里搬一领箔、一张席、或者抬一个小床放在路边，占上一块地方，庙会那天被人租去，一般可以给两毛钱，占两块地方就能得到四毛钱。四毛钱在那时对一个孩子来说，相当富有了。那时物价很低，一个鸡蛋才卖两分钱。有这四毛钱，能在庙会上吃十个煎包、六碗凉粉、半斤茴香豆、看一场杂耍、买两支铅笔一块橡皮，还能结余两三分钱。占地摊得到的钱全归孩子支配，大人绝对不要的，这也是几百年不变的规矩。一入腊月，孩子们就唱起来：
初七、十八、二十五，
赶会买包子，
还有凉粉和茴香。
凉粉酸，
包子香，
馋得口水半尺长，
拿上两毛钱，
会上吃他娘！……
那时生活水平低，庙会上能吃几个热煎包，喝一碗凉粉，真是莫大的快乐了。
腊月过后就是年关，一寨人照例祭拜祖先。赵家祠堂从四更天就热闹起来，人们三五成群来祠堂给一世祖磕头上香。当年嫁来的媳妇都要穿上绣裙，头戴各种首饰，迈着小步，恭恭敬敬进入祠堂三拜九叩。这种场合，同时也是各家比新娘子的时候，看谁家媳妇长得俊，举手投足是否稳重。祠堂里外都是看热闹的人，尤其女人们叽叽喳喳，指指戳戳，这对新娘子来说，比新嫁落轿时还要紧张，因为那时没人比较。寨子大，大年总要娶来二三十个新娘子，这会齐集祠堂，裙钗窸窣，环佩叮当，一个比着一个鲜亮。这位脸蛋好，那个身材长，这位奶子大，那个腰儿细，让一寨老小评个够。有那长相不好的新媳妇，真恨不能寻个地洞钻进去。
有女子嫁进寨子，也会有寨中女子嫁出去。这一年临近年关时，三五天内就有九个女孩子嫁往外村，其中有六位是我同校同学。最小的十六岁，叫二云。二云细高条、瓜子脸，一根大辫子垂到腿弯，天生一双媚目，显得风情万种，一走路如柳丝袅娜，柔若无骨，在寨子里是一等一的美人。二云虽然长相俊美，学习成绩却不好，只有一副好嗓子。刘老师没被辞退前曾多次帮她练嗓子，鼓励她考剧团。有时星期天刘老师不回家，也让二云去学校练嗓子，刘老师拉二胡伴奏。那时学校空空荡荡，两人一待就是半天。二云很崇拜他，平日上学时看到刘老师并不多说话，却是默默含情的样子。后来刘老师事发，别的女孩子都说出真情，说刘老师老是动手动脚的，但二云什么也没说。村长找她谈话，二云就摆弄辫子抿住嘴，两眼忽闪忽闪的，怎么也不开口。据说刘老师卷起铺盖走时，二云还送他一条手绢。二云出嫁就在那第二年，嫁给了一个复员军人。那人在朝鲜打过仗，一脸伤疤，常揍二云，骂二云是个骚货，早已破了身子。多年后再见到二云时，她已经是五个孩子的母亲。但身段依然苗条，只是脸上的皱纹很多了，眼角还添了一道刀疤。我在寨外的路上碰到，一眼就认出了她。我说：“二云姐，还认识我不？”她端详良久，忽然笑了：“认识。”二云从来不多说话的。年轻时说话用眼睛，现在眼睛没神了，说话更少。想起当年她要考剧团的事，已是那么遥远。如果不是她家庭极力反对，二云也许会成为一个出名的大演员。那个刘老师毁了她，也造就了她一个不安分的灵魂，带给她一份美好的憧憬，她回报给他的是一个纯洁的少女的初恋。可惜一切都成了泡影。
大年初一祭祖拜神，向长辈磕头，要持续几天。因为寨子太大，长辈也多，年轻人这家串那家，膝盖都磕痛了。也有年轻人偷懒，耍个滑头。近门的石头哥每年大年初一，半夜就起床，然后挨家跑。那时长辈已睡觉，尚未起床，石头哥在黑漆漆的院子里大叫一声：“二爷，我给您拜年啦！”老人被惊醒，听出是石头，忙应道：“不磕头了，来了就算。屋里坐。”石头稍一停又叫：“二爷，我磕过头啦，再去别家转转！”他其实没磕头，反正老人也看不见。石头转半个寨子，膝盖上还是干净的。
乡村祭神，情况就复杂多了。除了各家都要祭的灶君，堂屋里供奉的神各不一样，有老天爷张玉皇、有观音、有吕洞宾、有关二爷。我家供奉的却是华佗，称华祖。我家供华祖是有缘由的。听奶奶说，我父亲小时候和二爷家的叔父钻进一个红芋窖玩耍，窖顶突然塌落，把两人埋进地窖，而外头却无人知道。过了几个时辰，该吃饭了，家人喊不到他们，到处寻找，后来才发现这座塌落的废地窖。下头没什么动静，只见塌落的鲜土厚厚地覆盖在上头，家里人试着往下扒，一直扒了几尺深，果然扒出一个人来，是叔父，还活着。叔父一脸一头都是土，抹抹脸说：“我哥还在里头。”家人赶忙又往下扒，终于把父亲扒出来，居然毫发无损，只是变成了土人。这真是个奇迹！两人在土里埋了几个时辰，竟然没有闷死。事后两人都说，窖顶一塌，就见一黄衣人跃进来，用双手撑住窖顶，护住他们，才没有压死。大家听了都觉奇怪，这黄衣人是什么人呢？莫不是神仙相救。猛然想到附近有座华祖庙，华祖就是一身黄衣，忙跑去看，这一惊更是非同小可！只见华祖塑像上泥土斑斑，汗珠点点，分明就是华祖显灵救了两个孩子。大家赶忙向华祖跪拜，为他拂净泥土和汗水，备了供果，再拜感谢救命之恩。从此，我家就把华祖像请回家中，四时祭拜。我自幼多病，华祖又是因医道高明而被民间奉为神灵的，每到过年祭拜华祖，我都要跟奶奶和母亲一块磕头。奶奶年轻时从高处摔下来成了瘫痪，和爷爷叔叔住在别处。每年大年初一五更天，她都要拄着一条方凳，拖着两条瘫腿，爬行一样来到我家，为华祖上香磕头，为儿子还有孙子祈祷。奶奶没给过我什么东西，但仅凭这一点，我会记住她一辈子。
上小学四年级时，学校搬了一次家，在一家地主的院子里。这时校长老师都已经换了，马老师也已调走。马老师走时，村长和好多学生家长都请他吃饭喝酒的。新来的校长姓韩，是个南方人，好说好笑，从来不打骂学生。但他喜欢学寨子里妇女骂小偷，谁家东西被人偷了，妇女就会骂街，拖长了嗓音像唱歌一样。韩校长听了好玩，就在校园里小声学，让学生听到了，大家都偷偷笑。
韩校长极有事业心，由他一力促成，初小变成完小，并从1959年春天开始筹建新学校。那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的头一年。那一年，全寨饿死上百口人，新学校却奇迹般地当年建成。校址在寨东南角古寨墙下，就是我们常放风筝的地方。建舍是村里人筹的钱和砖瓦木料，上级也拨了一点钱。学生从五里外的窑场运砖瓦，用肩背或用扁担抬，磨得手膀流血，大家都很卖力。学校既成完小，就增加了五六年级，周围村庄的孩子都来上学，计有三百多学生，规模也大了。
条件依然很艰苦，教室没有门窗，只有几个洞。刮风下雨的天气，满教室呼隆呼隆响。一到四年级的教室都是泥台子，五六年级才有借来的棺材板做课桌，板凳由学生自带。男女厕所是在古寨上挖出的两个洞，旁有十几株古紫藤掩衬，倒也十分幽雅。篮球场只有一个用铁丝拧成的框圈，拴在一棵柳树上。尽管如此，我们毕竟有自己的校舍了。老师已有七八位，学生三四百人，排队上操开步走“一、二、二、四”喊得震天响，引得一村人看热闹。在整个小学期间，我一直担任级长。那时乡村小学一个年级就一个班，所以不叫班长叫级长。到五六年级，又当少先队大队长，集合开会、上操，都在前头喊口令。学习成绩也是尖子，父母都很自豪。五六年级时，正是饥饿的一九五九、一九六〇年，饿死人的事不断发生。活着的人也是摇摇晃晃，要么黑瘦如蚁，要么黄肿虚胖，人饿得全变了形。那时二姐和我都在上学，家里负担很重，父母却硬要我们坚持住，说只要有一点吃的，也要供你们上学。所谓吃的，无非是树叶、草根、树皮、棉种之类，庄稼秸秆都拿来粉碎成面，贴面饼吃，吃得拉不出来。一天夜晚，全家人实在饿极了，几个叔父一块去大田里偷来一捆花生，那真是冒着生命危险的。大队书记是从外村调来的一个志愿军复员军人，年轻气盛，喜欢打人，曾多次把人吊在树上打得皮开肉绽。半夜里，把一家人喊起来，把偷来的花生连秧烧了吃。刚烧好，大队书记突然破门而入，手里提着一根皮带，身后跟着其他大队干部，气氛一时极为紧张。一家人都吓坏了。我偷眼一看，大队书记脸僵得如铁块，其余干部都是本村人，暗暗为我们着急，却又帮不上忙。这时我忽然听到一点异样的动静，忙转头，发现几个叔叔都站了起来，也都脸色铁青，大叔已摸住门后的一把钢叉，二叔摸住一根顶门棍，一声不吭地盯住大队书记，空气像要爆炸，满屋子十几口人，除了呛人的烟雾在缭绕，全都定了格，一点动静也没有。忽然，一位年老的村干部尴尬地笑起来，说：“赶得早不如赶得巧，肚子正饿呢，吃呀！来来来都吃！”说着也不管书记脸色如何，蹲下就吃花生。其他几位本村干部也立即附和着蹲下吃起来。大队书记一愣，忽然宽容地一笑：“吃吧吃吧，我还有别的事。”说罢转身走了。
大家面面相觑，仍是心惊肉跳。几个本村干部只是象征性地剥了几颗花生，说了些今后要小心之类的话，便也匆匆告辞了。父亲母亲的脸上全是冷汗。几个叔叔松开手头的家伙，也都虚脱一样靠住墙喘气。我相信，那个年长的村干部不仅救了我们全家，也救了大队书记。人被逼上绝路，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多年以后，我以作家的身份在家乡的县里挂职县长助理体验生活时，那位大队书记也已成为县局的一位局长。有一次我请他到家里吃饭，又谈起当年那件往事，我说你当时怎么没把我们抓起来？他摇摇头苦笑了，说都是因为你。我吃一惊！怎么会因为我呢？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算不得一个人物呀。他说你那会儿光着屁股，裹一条烂被单，瑟缩在火堆旁，两手从灰火里抓花生抓得灰黑，看到我们进来，像惊鹿一样看看这个，看看那个，小手里抓着的一颗花生掉落地上，我的心一下子软了。我说你看到我大叔手里那把钢叉吗？他说看到了。我当过兵，怎么会看不到呢。我在朝鲜打仗拼过刺刀，身上有几处伤。我不怕钢叉，怕一个小孩子的眼睛。我想他说的是实话，一双饥饿而惊恐的孩子的眼睛，哪怕是魔鬼，也能唤起他的良知。何况他不是魔鬼，他只是一个真诚的军营共产主义者。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他每天提着皮带像驱赶羊群一样，驱赶着群众移民并村，把周围小村上的人都赶到寨子里住。上操跑步、深翻土地、吃大食堂，样样都按军队的办法管理。他亲手培育的大豆高产田创下亩产八百斤的记录，并因此去北京出席群英会，抱回一个国务院的奖状。大豆亩产八百斤，在那个虚夸得没有边际的年代。还是比较接近真实的。那时，他只是虔诚而狂热地干着他认为应当干的一切事。
大姐没能坚持上学，父母后悔了一生。大姐是我们姐弟四个中最聪明的，刚解放上了两年学。上到四年级。她是上一级跳一级的。后来因为父母醉心于发家致富，让她退学在家照顾弟妹。我是在大姐的背上长大的。父亲在外做生意，母亲下地侍弄庄稼，大姐就在家照料家务。那时她也不过十岁。大姐背我在门前路口转来转去，累了就回家纺线，让我坐她怀里，一边纺线，一边唱些戏文。村里常有夜戏，几辆太平车拼成戏台，两边挂两盏汽灯，台下万头攒动，台上咿咿呀呀。大姐和父亲一样爱听戏，听一遍就能记住词，第二天她能完整地唱一遍。唱着唱着我倒在她怀里睡着了。大姐把我抱起，吃力地放床上睡好，又去做其他家务。其实大姐的心很野，外头有点动静就跑出去看热闹。大跃进时的铁姑娘队、夜校、养蚕。大姐都是积极分子，干什么都希望人家说个好。
大姐是一九六〇年出嫁的，嫁给一个地主家庭。那时姐夫一家人都在徐州，姐姐希望有一天也能从乡村走进城市。可是老实的姐夫见姐姐一人生活在乡下，高中毕业没考大学就回乡下老家来了，说要和姐姐共患难。姐姐气得半死，骂他没出息，从此只好在乡下过日月。
后来文化大革命开始，姐姐的公公以地主兼历史反革命的罪名被遣返回乡，一家人受尽欺凌。姐姐每回娘家，总是泪水洗面。终于在一天凌晨。她喂饱才七个月的最小的女儿，一根绳上吊自杀了。那年她才三十四岁。几年后，她的公公平反后返回徐州，可姐姐再也不能复活。大姐是那种心性极高、天资超群的女孩子，但却应了一个算命瞎子的话：“心比天高，命比纸薄。”大姐的死，在我一生中留下的阴影将永远不能抹去，甚至比若干年后父亲的去世对我打击还大。因为在那之前。虽然也常见到死人的事，可一直以为那是别人家的事，对于自己的亲人也会死亡，这最简单的道理都从来没有想到过。
大姐过于刚烈，又是乡村女子中罕见的理想主义者。她的死固然是个悲剧，但也许是最好的选择。终于没有走出乡村。没有自由的生活，却有一个自由的灵魂。
一九六〇年，我升入六年级。
那年学校实行正规化教育，裁减了一批学生，主要是年龄太大的学生。同级同学中，好多已近二十岁。有本寨子的，也有外村的。他们很想继续学习，但也知道太晚，没什么前途了。其中一位姓朱的女同学已经怀孕，家在邻村。她和同村一位男同学上学放学同路走，时间久了就有了感情，有时就拐到路旁的庄稼地里愉情。终于，一次野合时被人发现，结果被学校开除。另有十几位大龄同学被学校劝退。他们离校时都哭了。
邻村杨楼有七八位大龄同学离校后不甘心土里刨食，就自己组织了一支迎亲队，专为人迎娶新娘。他们置办了花轿、三眼枪、彩旗、唢呐等器物，到处为人迎亲。迎亲只为生活不那么枯燥。再有，就是能吃几顿饱饭。那时当地风俗，为人迎亲、干木匠活、做瓦工，都是不收钱的，主家只给饭吃就行了。直到一九六六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家乡娶亲还用轿子，新娘穿戴和舞台上一样，一律古典装束。迎娶新娘时，花轿不能空着，要有新郎本族的一个童男坐在里头一路跟去迎亲，叫压轿。回程时，新娘坐花轿，童男另坐太平车。我小时曾为迎亲坐过三次花轿，都是本家叔叔结婚。第三次坐花轿时，已在县城上初中三年级。小叔结婚，家里捎信来要我回去压轿，没想到迎亲队伍竟是六年级时的几个老同学。大家见了面，嘻嘻哈哈说笑一阵，吃过饭就上路了。
迎亲队出村，先放三声炮，轰天巨响，能传出四五里远。一路逢村就放三声炮，回来时也是一样，这样能及早告知迎娶双方花轿已到哪里，好早作准备。也有沿途招摇的意思，让人知道某村某家娶媳嫁女。我坐在轿里悠悠然倒也快活。几个同学抬着，不急不忙往前赶。但离村不久，他们就捣起蛋来，一时拼命颠轿，一时抬轿飞跑，一时落轿不走，说要折腾折腾我，一样的同学干吗要我们抬着你，嚷嚷着让我下轿步行。当然是闹着玩。我说不抬就不抬，反正我不下轿，接不来新娘可不关我的事。大家闹一阵继续上路。天下雪了，先是碎雪点点，不久就飘起鹅毛大雪，掀开轿帘，旷野里白茫茫一片。遥见荒村寥落，路断人稀，这一行迎亲队伍不声不响地往前赶路。抬轿的几位同学腰扎草绳，踏雪前行，脚下踩得“咯吱咯吱”响，渐渐有些吃力了，分明听到他们沉重的喘息。若不是风俗规定压轿处子不能下轿，我真想下来和他们同行。忽然，前头一位同学吹起唢呐，忽而激越，忽而欢快，忽而凄婉，风雪旷野愈见迷茫了。
这几位同学组成的迎亲队伍，在当地活跃了几年，直到文化大革命才解散。后来听说他们中有两位已经早逝，一个死于病魔，一个出去做小生意爬火车被轧死。
相比之下，我是幸运的。
一九六一年，我以优异成绩考入省重点中学丰县一中，从此登上一个新的台阶。少年时代和我相伴的伙伴们，渐渐从身旁消失了。事实上，在人生的每一阶段，都会有新的伙伴、朋友、同事渐渐从视野里消失。他们消失在茫茫人海，消失在人生的旅途上。愈往前走，愈是孤单，没有谁能和你相伴终生。人生聚散无常，就像天上的星星，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运行轨迹，迎面走来，又各奔东西。
在以后的很多年，直到工作以后，我经历过许多磨难、挣扎和奋斗，有欢乐也有屈辱，有失败也有成功，终于成为一个作家。我已经走得很远、很累。到底离开故乡，携妻带小定居在千里之外的古城金陵。按说，少年时的梦想已成现实，当可满足了。可每每夜半醒来，常有不知身在何方的怅惘。居所就在紫金山下，居民楼一幢连着一幢，下楼来全是些陌生的面孔，山下的农贸市场尽是操南方口音的生意人，我骤然感到那么孤独和无依无靠。
这里就是我从小寻找的那个地方吗？
夜半临窗而立，对面黑黝黝的山顶悬一星灯火，我知道那是紫金山天文台。据说，从那里可以窥见宇宙的奥秘，可我总持怀疑态度。因为世间很多事都是无解的。
搬家时，我带妻小去老家的寨子向母亲告别。父亲已在几年前去世，如今静静地躺在寨子前面的那片土岗上。古寨墙早已无存，站在家门口就能望得见父亲的坟茔。按照家乡规矩，临行前应当为他老人家烧化些纸钱，向他辞行的。可我伫立良久，终于没去。在我整个成长过程中，父亲倾注了全部的心血和爱心。在他的土地梦破灭之后，我是他苦心经营的第二个工程，我不忍和他告别。如果父亲地下有知，他会永远和我同在。
临离开寨子时，母亲哭了。我说在南京安好家就来接你。可母亲说不，我要和你们一道去。她知道儿子已经不完全属于她，儿子孙子要到很远的地方去生活了，但那是个什么地方呢？南京对她来说没有任何具体的概念，她必须去看看。看看我们生活的地方是个什么样儿，住在几层楼上，儿子下班后坐哪里喝茶写书，看看孙子上学的路上有几个叉路口，走路是不是安全。
我懂得老人的心，她要的是这些具体的东西。搬家时母亲一块来了。七十五岁的人了，在汽车里颠簸一千多里。居然连个盹都没打。一路抓住扶手，大睁眼望住路途和两旁的景物，硬是坚持了十几个小时。
在南京一个多月，我带她去看了中山陵。母亲年轻时就知道孙逸仙的名字，还是听早年参加革命的大舅说过的，知道那是个了不起的人。母亲爬上几百个台阶，站在中山陵顶峰往远处看，说这里风水不错，孙先生选了个好地方。带她去夫子庙看夜市，到处灯火辉煌。母亲说这里好看是好看，就是太费电了。
后来，母亲由弟弟接回去了。临走时，母亲叹一口气，说没想到咱老赵家会有一支人落在这里，这地方不错，我放心了。往后再想你们，一闭眼就到了南京，知道你们坐哪里吃饭，坐哪里看书。母亲终于回故乡那个数百年的古寨去了，她不能离开那片黄土地。
母亲离开南京登上火车时，没有哭。我眼里却蓄满了泪水。我真想说：“娘！我想跟你一道回去。”因为那一瞬间，我骤然感到有一根丝线把我的心勒得生疼。在妻子和孩子们的眼里，我已是一棵遮风避雨的大树，但在母亲那里，我其实只是一只放飞的风筝。到远方去，到远方去。你可以走遍千山万水，甚至异国他乡，故乡和母亲永远是梦中的绿洲。大女儿今年大学毕业。她兴致勃勃地说，不久的将来也要离开你们，到外头去闯世界。妻子听了黯然无语。我说，去吧。我只能这么说。这是一个轮回。
§§第二章 寻找与坚守
